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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看中国竞技体育观的转变

      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仅次于2008年体育代表团人数的第二大阵容,但是参赛成绩却出现明显下滑。对于金牌缩水,各方面并未对此过多的苛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竞技体育观的改变。竞技体育观属于体育价值观的范畴,指人们对竞技体育运动之社会价值整体和根本性的看法、观点与态度。竞技体育观包含多重的向度,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体现了运动员、教练员、国人、国家和体育管理部门对竞技体育观的改变。不同向度的主体对竞技体育观的改变是社会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的产物。而我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在竞技体育取得巨大成就则源于竞技体育发展的“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的代表便是“举国体制”。对于“举国体制”的评判不应该再陷入“贬”和“捧”的怪圈,大家更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看待未来的竞技体育发展。
传统竞技体育观的局限性与发展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育带给中国人的益处并不多,中国的高水平竞技体育在世界顶级赛事中的优异成绩更像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为,高水平竞技者担负着单独摘取金牌的任务,而其他的国民根本无法跟进他们的竞技节奏,甚至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存在的价值。竞技体育观不可以被完全物化、名利化,毕竟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体育发展的终极目的。撕下“民族英雄,国家骄傲”的标签,运动员首先是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不仅是简单的“更高、更快、更强”,同时也需要有包容、理解和支撑等内容。竞技性应该是在人性基础上的升华,而不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换取的一时胜利。深刻领会奥林匹克精神背后蕴含的人文价值才能领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独有的魅力。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应该仅仅成为自我生命价值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博弈场,而应该是个体价值和国家主体价值实现互为一体、和谐发展的平台。运动员以为国争光为名,采用过度训练、服用兴奋剂等伤害自身健康的方式来达到换取竞技成绩的目的,其实是对国家形象的抹黑,同时也是对运动员人格和肉体的亵渎与摧残。因此,对奥林匹克的本质认识绝不是仅限于金牌数量和所谓的排名,奥运人文精神需要更多的唤醒和回归。
运动员竞技体育观的转变
      优异竞技成绩的取得与运动员的好心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以中国游泳队为例,宁泽涛面对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100米自由泳半决赛的失利并未过于内疚。虽然无缘决赛,但是他在采访中就回应: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发挥出了正常水平,能够站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上就已经很开心和骄傲了。孙杨在面对来自对手的恶意攻击时,用自己的成绩很好地回应了非议,这也是运动员良好心态的表现。傅园慧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后回答记者采访时答道:我游那么快,我很满意,已经用了洪荒之力。记者又问道对于明天决赛有什么期待时,她又回答:没有啊,我已经很满意了。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采访时记者说道只比亚军相差0.01秒时,傅园慧以自嘲的方式回答道:可能是我手太短了吧。当然除了游泳队外,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金获得者张梦雪、田径界的“泥石流”张国伟、女排姑娘等,这些运动员将乐观精神带入了竞技体育,同时也丰富了奥运精神的内涵。尽管是奥林匹克竞技场上的主角,运动员却始终处于奥林匹克权力结构的底层。运动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既能体会运动的快乐,也尽可能实现个人与国家价值的统一。毕竟国家培养运动员需要巨大的成本,而运动员追逐金牌也是个人价值实现的一种升华。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竞争,竞技体育残酷性也使得运动员更应该不断提高运动成绩,否则就无法体现竞技体育、运动员所创造的价值。运动员只有树立平衡的竞技体育观,抵制物化体育观、纯快乐主义体育观,才能正确处理好训练与比赛的矛盾。运动员竞技成绩往往与其个人的商业价值成正比的关系,体育明星比一般运动员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国家和人民的期待,另一方面自我成绩的发挥更与赞助商的商业利益挂钩。多重压力下的运动员更需要良好的竞技心态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成功的运动员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和成熟的心智,运动员一时的爆红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将会导致价值观、人生观的扭曲。强壮的身体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与之匹配。内心的渴望多大,运动员训练的动力就有多强。竞技水平的发挥也需要心理的支撑,运动员自身学问修养的提高有助于调整赛前状态、临场发挥、赛后恢复等。端正运动员的竞技体育观是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这对于树立其自我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运动员的自我定位也对胜败观、荣辱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竞技体育而言,所谓国家的荣誉、民族的自豪感、运动员以及其他人的利益都应该建立在人体健康之上。运动员对以服用兴奋剂和过度训练为代价换取好的成绩的观点应该坚持否定的立场。运动员的竞技体育观应该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追求体育荣誉、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合理看待竞技成绩。
教练员竞技体育观的转变
      从女排晋级之路的绝处逢生到决赛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夺冠,女排运动员的努力固然是其中重要的夺冠原因。另外,作为主教练的郎平对于临场指挥和战术运用也是夺冠的重要因素。教练员的竞技观主要体现在其带队艺术和战术安排上,这在乒乓球主教练和宁泽涛教练叶瑾都有一定的体现。长期以来,体育的附属价值超过体育人文价值,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导致了奥运精神的误读。教练员作为运动员的领路人,需要树立人文体育观。所谓人文体育观,其核心就是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关切,回到以人为本的体育世界。权力铭刻于身体,不能将运动员当成仅仅是实现争取国家荣誉的工具,不管在训练还是竞赛中都需要给予运动员一定程度的松绑,给予运动员更多的人文关怀。金牌不是全部,运动员也拥有人权、生命健康权。教练员不可急功近利,个人的荣誉获得也不能以牺牲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教练员需要转变金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的观念,当然在保障运动员各项权益的同时也需要科学化的管理和训练,减少运动员的伤病,抵制服用兴奋剂,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体育教练员不断地在理解奥林匹克的深层精神内涵,逐渐注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对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当然,教练员面对来自对手的污蔑、媒体的恶意攻击、裁判不合理判罚等事情时需要用清醒的头脑运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运动员和自身的权利。奥林匹克运动所要开创的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其强调奥运选手的榜样作用。运动员,尤其是体育明星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运动员综合学问素质的提高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个人的魅力。教练员在抓训练、竞赛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运动员自身的学问修身。而教练员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教练员作为竞技体育的改革先锋对社会体育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辐射作用。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大众体育的发展方兴未艾,竞技体育反哺社会体育也是一种社会担当的体现。
国人竞技体育观的转变
4.1  体育受众修养提升
      体育观众对于体育明星的过高希望与成绩不理想的失望形成了巨大心理反差。对于刘翔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退赛,业界人士对于刘翔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这是心理来自自我运动的体验。但是对于一般群众来讲,由于缺少这种运动体验和情感而无法体会刘翔的情感。与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刘翔退赛被指责、谩骂不同的是,对于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些优势项目的失利和体育明星未取得理想成绩则多了份理解与包容。国人由心态失衡到平常心态的调整也是国民体育学问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现。刘翔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退赛事件后,体育受众逐渐经历了由非理性到理性过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人体育修养的提高。孙杨在400米自由泳决赛不敌霍顿憾失金牌后的痛哭,得到了广大网民的鼓励和支撑。在1500米自由泳预赛中,孙杨由于受感冒影响,虽然带病参赛,但是未能成功晋级决赛,大家更多的也是理解和包容。另外,高人气的宁泽涛的第一次奥运之旅以不尽如人意的成绩草草收场,但是体育受众也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指责,而是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撑。曾经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开始逐渐改变,相比刘翔,孙杨、宁泽涛等运动员是幸运的。没有人是永远的王者。对于运动员来说,伤病和岁月是竞技运动员最大的敌人,只要运动员为此付出足够的努力,即使挥泪而别,即使失意离场也值得大家给予理解和掌声。Tencent体育通过对Tencent全平台的讨论量进行整理得出了以下数据:48%的网友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在运动员的参与和自我突破,17%的网友认为金牌最重要,35%的网友认为金牌、银牌、铜牌同样重要。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分析也可以发现国人的竞技体育观的转变,这种改变源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心态的转变。
4.2  “傅园慧现象”——重看奥运向笑看奥运的转变
      傅园慧爆红网络绝不是偶然,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以傅园慧现象为导火线的事件标志着国人竞技体育观念的转变。Tencent视频点击量排名中傅园慧以2.1亿的点击量排名第一,其他各大媒体的报道也是铺天盖地。她的表情包、神回复使得审美疲劳的中国观众眼前焕然一新。她的极高关注度并非是来自她获得的一枚铜牌,而是来自自我本真和独立个性的表达,她带给体育观众的快乐和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竞技结果本身。国人竞技体育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国人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信奉“唯金牌论”到渐渐地开始转向关注运动员个性和谈论运动员在比赛中带来的快乐(“张梦雪标志性的冷漠脸”、“傅园慧的表情包”、“没睡醒的张继科”等),大家发现,有些美好甚至与金牌无关。傅园慧作为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一大亮点不是由于她获得了奖牌,而是她在赛后采访中表现的独特真我。从追捧金牌到关注运动员的个性,媒体的报道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与之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畸形奥运竞技观相比,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原有“竞技至上”、“成绩第一”的奥运价值传播开始更多地关注奥运的体育人文精神。资讯评论经过2008年刘翔退赛这次大考显得愈发成熟和理性。“傅园慧”现象的出现,使得广大体育受众从重看奥运慢慢转向喜看、乐看奥运。傅园慧的成功,简单地看是个人之喜,其实这是中国体育之幸。体育群众对于运动员的态度有一定的倒摄作用,这对于运动员的长期发展和在大赛中的水平发挥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影响。
4.3  自信从容,健康的竞技体育观的树立
      理性爱国看似只是个人简单的言行举止,其实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曾几何时,中日关系紧张时期群众曾一度打砸日系车,这种扭曲极端的爱国方式是爱国精神的异化。只有合理处理好竞技体育观与爱国精神的关系,才能建立健康的竞技体育观。体育观众也需要学问和体育修养,否则将对运动员价值、奥运精神的真谛造成误读。相较之前,国人不再是简单、过度地看重竞技成绩和奖牌的数量。竞技结果的功利性得以降低,体育受众转变了只赢得起而输不起的赌博心态。从观众心态的视角看,国人心态开始转变和成熟。看待竞技体育更需要保持客观公正的理性态度,这种理性来自自身学问素质的提高和运动体验的增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运动大军中,这使得更多的人对体育有了更直接的体验。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创造奇迹不是体育的惟一,不应把体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人为地割裂与分离,体育发展成果应完全真正地为人、属于人、有利于人,这才是发展体育的目的和意义。对体育本质和目的的认识扭转了曾经“金牌至上”的片面竞技观。网民和观众的理解、鼓励又具有反作用的影响,在理解和鼓励下的运动员可以放下过于沉重的担子和巨大的压力,奋力拼搏,争取最好的成绩。即使失败,也能在享受比赛的过程,不会有负罪感。国人竞技体育观,尤其是奥运竞技体育观的转变是民族自信提升的表现,国人比以前多了份包容、坦然、自信。
体育主管部门竞技体育观的转变
5.1  体育发展战略的调整
      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群众体育等相对滞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自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竞技体育已然达到顶峰。竞技体育发展与大众体育滞后的窘境使得体育管理部门对大众体育的投入加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体育主管部门的金牌意识有一定程度的淡化。但是作为国家层面的竞技体育发展也不能不考虑国人的情感,国人对金牌意识虽然有所淡忘,对于排名也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在意。但是在国家层面绝不能不重视奥运成绩,设想下如果在下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的排名一旦超过中国,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该如何承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压力,这种不能输给日本的民族惯性思维和情愫是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所无法改变的,谁也担不起这“历史的罪人”。纵观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既有惊喜,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中国传统的优势项目不再那么优势突出了,体操的历史“0”金,射击与游泳的仅1金。另外,除优势项目外,“三大球”除排球取得骄人成绩外,足球、篮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举国体制在保持现有成绩的同时需要适当的调整。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需要转变竞技体育发展的思路,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的根基,只有夯实了基础才能走的快、走的远。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群众对于参与体育的诉求日益增加和急迫。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5.2  个人国家一体的竞技体育观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竞技成绩是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中的重要拼图和版块。体育命运往往是国家命运的真实写照。完全非政治化只是大家个人幻想的乌托邦,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巨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一个国家也必须具备国际政治的视野。体育无国界,但是运动员有国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竞技成绩仍然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不管承认与否,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都将超越单纯体育精神。可以说,竞技场既是体育成绩的较量,同时也是展示各国实力的角逐场。虽然《奥林匹克宪章》等文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一再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与国家无关,要与政治区分开。但是从参赛者的资格审核到运动员比赛的一系列过程无不在不断强化民族意识,开幕式旗手举国旗、运动员按国别入场、为胜利者升国旗、奏国歌都在潜移默化地强化民族意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整套强化民族意识的仪式将运动员个人之争转变为民族国家之间的象征性的竞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最高级别的国际比赛中竞技成绩的好坏是充分展现国家实力,获得世界认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捷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兼体育和政治为一体的学问活动,完全独立于政治是不可能的。
5.3  人文竞技体育观
      运动员是国家的功臣,国家对于运动员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运动员个人、社会对于体育学问的认识。“刘翔退赛”后国家的积极、妥善处理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是国家层面竞技观转变的重要体现。虽然大家在2008年已经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但是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则是更好地践行了“人文奥运”的理念。竞技体育价值观或者奥运体育观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奥运人文体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或者说体育管理部门要树立和践行人文竞技价值观的理念,不断丰富大国体育学问的内涵。体育竞技的人性化的实现需要多方的努力和配合。对于运动员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心态看待竞技体育,要以“生态文明”的视角展望竞技体育。对于体育受众要积极引导和加强体育学问的传播,丰富体育学问的内涵,提升体育学问的品味。体育强国向世界现代化文明体育大国转变任重道远,只有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才是正确和长远的发展道路。国民在提高学问素质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身体素质。目前,金牌数量与国民身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还是暴露出大家在体制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话,那么13亿多的中国人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则具有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意义,爱国不仅仅需要奥运健儿驰骋赛场,也需要国人用汗水抛洒在中国的每一片运动场。
结语
      金牌可以淡化,但是前提是敢于拼搏。以奥运为代表的竞技体育观的嬗变,展现出不同层面竞技体育观念的变化:运动员需要有对自我的期待和担当,同时要有乐观的心态去比赛,在竞赛中做到最好的自己,达到个人价值和国家荣誉的统一。教练员在科学训练和管理的基础上更应该敬重运动员的权益,并带领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去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领会真正的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在经历百年屈辱后的国人不再仰仗奥运金牌的数量来慰藉曾经受伤的心灵和抚平历史的创伤,这是大国国民该有的自信。体育受众应该享受单纯由观看体育竞赛产生的快感释放,而体育快乐本源的回归能够让奥运更具魅力。国家层面上,竞技体育观念和发展思路的转变必将对奥林匹克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对整体体育发展有更高的认识。可以说,竞技体育观的转变也表明中国正以现代文明大国的自信姿态不断走向世界和未来。
 
——摘自:蔡峰,张建华,张建,从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看中国竞技体育观的转变——《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6.05

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回眸与未来瞻望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新时期,我国国家发展战略有了新的调整,为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体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的体育战略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新时期,如何转移体育战略重心,使其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担当起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的战略角色,这是当前的现实课题。通过对我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历程和特征进行回眸,对新时期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梳理,以期对合理调整体育战略重心,更好地发挥体育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有所裨益。
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回眸
1.1  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走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9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召开,战略重心围绕“为国民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在这一战略方针引导下,10年间群众体育的发展相对好于竞技体育。第二阶段(1960-1978年),从1960“大跃进”结束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国家“控制群众体育发展规模”,贯彻“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思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畸形”成长,战略重心不稳定,呈现出“马鞍型”的发展态势。第三阶段(1979年—),1979年,我国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恢复,在竞技优先、奥运争光等战略推动下,体育战略重心整体偏移于竞技体育,呈现出竞技体育“跨跃式”发展态势,群众体育进展缓慢。总体而论,我国体育战略重心主要围绕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而展开,体现出“前期平缓,中期交错,后期跨越,最后在高位走向‘协调’上升”的大致走势,各阶段的特征明显。
      第一,1949-1959年是我国体育战略的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生产建设和国防事业的需要,体育被定位为“增强人民体质,为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战略重心主要放在群众体育之上,战略价值主要是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国竞技体育起步晚于群众体育,从1952年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竞技体育才获得了初步发展,设立了“中央体训班”,成立了专门培养运动员的体育学院,推动了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但总体上,这一时期竞技体育的发展规模较小,与肩负政治任务的群众体育相比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服务于群众体育的发展。1954年,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党中央推出了“劳卫制”的暂行条例,在“大跃进”精神鼓动下,全国掀起了群众体育锻炼高潮。1958年,在“两个中国”的政治预谋下,提升竞技实力,打破国际体育封锁成为体育发展的政治任务,战略重心开始偏向“提高”,形成了“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战略走向。第二,1960-1978年是我国体育战略的曲折发展和强化阶段。从1960年开始,在“左”的思想路线、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下,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发展思路,群众体育的发展规模受到控制,弱化了群众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民健康方面的价值,战略重心从群众体育逐步向竞技体育转移,发展重心主要放到了运动训练上,强化了竞技体育在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方面的作用。然而,从1966年文革开始,在“体育革命”与“路线斗争”的影响下,体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国体育事业陷入了10年动乱,群众体育的政治色彩浓厚,演变成为美化革命形势的政治工具,出现了畸形发展。竞技体育更是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发展速度大幅下降。这一时期,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缓慢且不平衡,呈现出“马鞍形”发展走向。第三,1979年至今是体育战略的整合与改革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振兴中华、为国争光等思想引导下,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定位。1979年,我国奥委会合法席位恢复,确立了通过体育积极融入世界的战略方针,体育被作为一种外交展示和政治宣传的方式,进一步确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在优先发展战略和举国体制双重推动下,竞技体育呈现出跨跃式发展。相对于竞技体育而言,群众体育“随动发展”。1995年开始,实施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战略,我国体育事业整体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但竞技体育发展态势更为迅猛。2001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成功,在奥运战略推动下,战略重心进一步偏向于竞技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我国不断改革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式,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群众体育的战略地位提升,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走向落差有所降低,群众体育开始逐步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走势。
1.2  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偏向
      通过分析我国体育战略的走向特征,发现不同阶段战略重心主要围绕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而展开,不同时期,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战略重心偏向不平衡。对此,根据我国体育战略重心的偏向特征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不同时期体育战略重心偏向的阶段划分依据如下:第一、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国内诸多学者对我国体育战略进行了时期划分,如田雨普教授把新中国60年体育战略分为了7个时期;易剑东教授把中国体育战略历程分为了6个阶段;刘铮在其博士论文中把1949-2008年我国体育战略划分为了4大时段,每个阶段又做了二次分层;杨桦教授、夏成前博士等也在其成果中对我国体育战略进行了阶段划分。在分析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体育战略的时间跨度、战略内容、战略目标等方面总结出了较为统一的观点。第二、我国体育战略走向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1949年标志着新中国体育的开端,在其后整个体育战略的发展期包含了诸多时间节点,一些特殊的节点对应着具体的体育史实,不同的史实成为战略方针颁布的重要依据。对此,在参考国家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以不同阶段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体育方针作为分期的标志,根据不同时期体育战略重心的偏向,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战略分为了7个时期。为更直观的体现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特征,对战略重心的偏向建立了坐标系,以竞技体育(政治诉求)为Y轴,以群众体育(人本需求)为X轴,以曲线斜率表示战略重心的偏向,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特征,绘出了三条曲线。其中处于坐标系中间的直线代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战略”和“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战略”;斜率偏向于群众体育的曲线代表“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战略”和“包容性发展与全民健身战略”;斜率偏向于竞技体育的曲线代表“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和“奥运战略”。
      我国体育战略重心之所以出现明显的偏向,与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利益诉求下对体育的战略角色定位不同有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我国贯彻“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战略”,提倡国民体育,群众体育率先成为发展重点,体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人民体质,服务于国防和生产建设,为国民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奋斗。1956年,国家体委提出“加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方针”,在“大跃进”鼓动下,群众体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9年,在第二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提出把体育运动的提高和普及密切结合起来,自此,“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替代了“运动的普及与经常化”战略。1960年开始,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大跃进、自然灾害等影响,国家确立了打破国际体育封锁、振兴中华、振奋人心的体育赶超发展战略,采取“控制群众体育发展规模”,提出了“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实现了重点领域的优先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制定了“在本世纪内成为世界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战略目标,战略重心迅速调整,确立了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争金夺银为战略重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一直呈现着竞技体育超前发展和群众体育相对滞后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展示国家形象和外交的手段也日趋多元,通过体育来证明国家存在和国家强大的政治需求开始相对弱化。体育的人本需求开始受到重视,国家开始把重点放到消除体育领域不均衡问题,对战略重心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相结合”的战略方针,重视体育的协调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受多年来“赶超思想”影响,加之2001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申办,以备战奥运为重心的“奥运战略”备受重视,体育发展重心依旧向“竞技体育”倾斜,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差距日益增大。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面对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平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青少年体质的不断下降,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素质成为迫切需求。在战略选择上,对“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程度较以往更高,社会各界呼吁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诉求渐长,对此,协调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战略重心逐步从竞技体育向全民健身转移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新走向。
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特征
      我国体育战略围绕不同时期的国家需要而不断的做出重心转移,不同阶段战略重心的转移与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学问的发展相适应,在不断解决社会问题和体育问题的过程中日臻完善。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竞技体育强国的目标,促成了中国的世界体育大国地位,但也存在诸多教训。
2.1  积极迎合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需要,担当起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色
      国家利益是以满足于国家生存与发展为根本目的价值观念,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其中,国家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的人本需求是国家利益最直观的呈现方式。纵观我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体育在国家成长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依据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需要,发挥出了特有的战略价值。我国体育战略的重心表面是围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转移,然而,其背后真正体现的是不同时期国家体育利益的转变,即不同时期体育领域中的国家政治诉求和社会人本体育需求的转变。不同发展阶段,体育战略重心在国家体育利益上的把握各有偏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为由建国初期偏重于国家的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和安全利益,逐步过渡到国家经济利益和学问利益等层面,体育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在国家核心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担当起了不同的战略角色,如建国初期体育的政治色彩浓厚,担当起国家实力塑造、外交宣传、国家形象打造等战略角色,战略重心偏向于国家政治诉求,主要利用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振兴中华、为国争光。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利益和学问利益成为国家发展的需要,体育的社会人本诉求强烈,开始逐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国家学问交流、强化国家认同等方面的经济学问价值,服务于新时期国家崛起的战略需要,主要利用体育提高群众体质,为人民的健康、休闲娱乐和经济学问发展服务。总体上,我国体育战略始终围绕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需要进行着重心的转移,与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需求相适应,在重心转移的同时,体育的功能也得到了很好的挖掘,担当起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色。总体而言,体育战略重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体现了继承、发展与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迎合了特定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2.2  “赶超型”战略思想统领全局,竞技体育主导下的国家政治诉求
      在振兴中华、国家宣传和外交展示的政治诉求下,体育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使命和国家目标,我国体育事业总体上一直贯彻着“赶超型”的战略思想,实施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为重心的发展方式。赶超西方大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赋予了我国体育的特殊任务,竞技体育相对群众体育而言更能在白热化的大国对抗中展示国家实力,更能以竞赛胜利的激情唤起民族的自豪感,“赶超型”战略思想的确立有着深层的社会因素。20世纪60年代,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国家确立了打破国际体育封锁、振兴中国、振奋人心的赶超发展战略。由于社会资源匮乏,国家经济建设艰难,人民缺乏基本的运动条件,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体育事业的整体赶超,国家采取了“控制群众体育的发展规模”,实施“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了重点领域的优先发展,保障体育领域的局部赶超。“赶超型”战略思想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指引了方向。20世纪60年代的“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20世纪70年代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把奥运争光作为战略核心等都是“赶超型”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赶超型”战略思想具有特殊的实践特征:一,战略目标上,注重发挥国家层面的体育发展目标,体现在树立国家形象,为国争光,为外交服务,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等。二,战略主体上,以政府为主体,实施举国体制。三,发展机制上,以行政命令管理开展各种体育活动、配置体育资源。四,战略手段上,通过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条块分割模式来完成国家的体育任务。五,战略评估上,以量化指标评定体育发展成效,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奖牌数量为评价标准,学校体育多用达标率来衡量。可以说,“赶超型”思想为重心的竞技体育战略既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诉求的需要,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必然选择,解决了国际体育竞争需要和特定时期竞技体育水平低下的矛盾,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快速振兴,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了世界竞技体育强国,满足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政治诉求。
2.3  整体上存在一定的时应性和局限性,体育的社会人本需求关注不足
      虽然我国体育战略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着战略重心的调整,不同阶段的战略重心转移符合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举得了良好的战略效益。但是,从体育战略发挥的整体效果来看,各阶段的体育战略缺乏一个科学长远的战略规划,我国体育战略重心的转移多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时应性和局限性,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特征,导致了体育事业发展中一些长期存在的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竞技体育为重心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竞技体育的一家独大。虽然,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在短期内提高了竞技体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忽视了社会民众对体育的人本需求。群众体育滞后、青少年体质下降、学校体育问题重重、体育产业发展规模不大、主体产业层次不高等,不合理的体育结构难以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要。我国体育事业不仅整体上存在失衡,而且各个子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平衡,如竞技体育领域中的三大球发展速度远落后于小球、运动员学问课教育以及退役运动员就业等问题不断凸显;群众体育领域缺少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群体间体育供给不公平等。其次,体育事业多从国家目标的视角规划体育战略的发展路线,由于把主要资源都投入到竞技体育领域,导致了社会体育资源缺乏,体育战略目标过于重视国家的政治层面,忽视了体育的教育、健康、娱乐、学问等方面的社会人本需求,战略目标的单一化难以满足小康社会和体育强国的新要求。多年来我国体育战略一种强调发挥体育的政治“工具性”,体育自身蕴藏的诸多超越功利性和人性的特质,被过度的政治功利性取代,忽视了体育最基本价值在于“以人文本”的初衷。再次,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体育发展中担当“全能型”职能角色,不断用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体现出了行政管理高度集权化的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体制对于体育资源配置、开发、利用、流动等方面的效率产生了负面牵制性,阻碍了社会市场投入体育发展的积极性。政府集权下的体育发展方式,偏向于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而忽视了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主体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既有的“全能型”政府体育发展方式难以吸纳和包容多样性的社会组织,行政管办体育的主体难以真正建立社会化的体育发展方式,这种忽视社会市场机制的发展方式,不利于体育资源的开发、整合与配置。
新时期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3.1  新时期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机遇
      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体育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体育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国家对体育的重视和支撑将更加有力。新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将对体育战略的重心转移提供新的机遇。
      第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体育战略重心转移提供了新的平台。建设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将会有力的推动体育发展方式的变革。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健康中国”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加强体育与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融合与协作,使健康事业从健康诊疗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变,推动体育与健康事业的协调发展,通过发展全民健身来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引导下,体育将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体育将被提升到打造民众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体育将成为人民的健康投资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提高人民体质和生活质量将成为体育战略的重要导向。在健康中国的推动下,全民健身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将被大力推进,体育将会更加融入健康事业的各个领域。体育将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将以体育促健康为主题,协调卫生医疗系统,构建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医体结合”健康服务模式。此外,《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以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引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实现了与健康中国战略的积极对接,提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体育发展的落脚点,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把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发展的目标。《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颁布,体育将被进一步打造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式,通过转变体育发展方式来促进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从而发挥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价值。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体育战略重心转移提供了环境基础。“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的战略目标,以“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为主要目标内容,计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体育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体育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方式,与人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密切,国家“十三五”规划把体育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小康社会的建设将对体育的重视和支撑更加有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必然包含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学校体育等领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要求体育必须更加主动的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首先,群众体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小康社会首先应该是身体的健康,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面小康,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全民健身在丰富人民业余精神学问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局出发对促进国民健康做出的制度性安排,小康社会建设将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投入、学问支撑等多个方面入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学问以及生态文明五个领域,这些领域的建设与完善将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将对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传统以竞技体育为重心的体育战略思想必将向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移,传统以政治层面为重心的体育战略将逐渐偏向于经济、教育、学问、休闲、健康等方面的多元战略价值。
      第三,政府行政职能转型为体育战略重心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政府职能是政府承担的职责和负有的功能,反映一定时期内政府的活动方向与作用,是国家本质的外在表现。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体育发展中担当“全能型”角色,不断用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体现出了行政管理高度集权化的特征,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调控型与服务型政府转型是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选择。“十三五”规划把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型作为重要目标,提出“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政府职能转型将对体育体制改革提供制度支撑,而体育体制改革将为体育战略重心的转移提供新的动力,体育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将会快速提升。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一般性的政府职能调整,而是涉及到中央、地方、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最终是建立一个与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行政体制。这种转型将对我国传统的“以行政手段管体育、以计划手段配资源”的体育体制以巨大的冲击,体育事业将积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型,将努力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转型。体育体制的转型将会大力动员社会管办体育的机制。传统以完成国家行政目标为主体的竞技体育战略模式,将日益向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为主体的发展方式转移,社会市场将成为体育事业新的需要,多元主体治理下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参与的体育运行模式将备受推崇。总之,新时期,在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背景下,体育管理机制将会积极适应社会市场规律和体育发展规律的改革,体育事业将迎来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的发展方式。
3.2  新时期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挑战
      第一,国内社会环境的挑战。新时期,国内掀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为体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体育发展方式的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十三五”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问、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建设将对国内社会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生态环境恶化、基本服务供给不足、国家法治建设和治理能力不科学等诸多发展问题”。体育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学问活动,体育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新时期国内社会环境存在的问题将对我国体育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挑战。首先,经济领域,在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趋势下,将对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体育体制带来挑战,我国的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目前还主要采取的是政府行政命令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这与开放市场下的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体育发展方式相抵触。步入“新常态”发展的中国经济既要保持经济增长不下滑,又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将对体育经济的发展、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的创新驱动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次,社会领域,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新时期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转变,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青少年体质、公共治理与服务、国民健康等成为新时期国家利益的体现,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对以促进健康休闲为中心的体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将迫使体育与医疗卫生相结合,从而打破原有的发展方式。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均衡将对体育的公共服务水平带来挑战,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体育服务供给方面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社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对体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再次,环境领域,新时期提出的加强环境治理,促进学问生态文明将对生态体育、绿色体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另外,国家治理体系要求体育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担当应有的角色,要求体育要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体育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作用,这是新的使命,也是新的挑战。
      第二,国际外部环境的挑战。新时期,在国际外部环境上,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崛起困境。目前,世界各国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统筹和谋划体育的发展,发挥体育在国家崛起中的战略价值。首先,日本在经历了竞技体育发展的低落之后,2010年提出了“体育立国战略”,对未来10年日本体育的发展做了全面规划,其中获取优异的奥运成绩成为战略内容之一,并且成功申办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其次,德国作为传统体育强国,一向重视体育的发展,近年来实施了“体育使德国更美好”计划,把体育作为培养自由、自信公民的方式,把体育与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推动体育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再次,21世纪初开始,俄罗斯谋求大国地位的呼声日渐强烈,2006年,俄罗斯跻身到世界十大经济强国的行列,俄政府加大了对体育的投入,开始实施重返世界体育强国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出台了《俄联邦体育运动发展计划纲要》,成功申办了索契冬奥会,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发展势头强劲。最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体育强国,是全球唯一奉行“体育宗教”的国家,体育在美国具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多年来一直推行体育的社会化发展,把体育全面融入人民的生活之中,其繁荣的体育产业和强劲的职业体育发展势头成为国家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此外,德国、法国、英国等处于奥运第2集团的国家竞技实力提升显著,尤其是获得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的日本,很多竞技项目与我国优势项目重叠,将对我国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造成威胁。短期内,我国调整竞技项目结构、优化项目布局的难度较大。体育作为国家竞争力的组成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新的时期,各国围绕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等领域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足联世界杯以及各类国际大赛等优质赛事资源将备受追捧,国际体育竞赛市场争夺将愈加激烈,体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商业化、职业化进程步伐将不断加快。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将使我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步入调整难度更大、改革任务更重的新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三,体育自身问题的挑战。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将进入更加严峻的改革攻坚期,体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日益暴露,体育“供给侧”结构不合理,不断增长的多元体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凸显,体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不健全,现行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体育强国的建设要求,体育事业将面临新的挑战。首先,体育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不足,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尚需深化,政社不分、管办不分的体制弊端遏制了体育发展活力,体育与社会的联动机制不健全,体育资源供给以及跨界整合和协同推动的能力不足。其次,体育社会化水平不高,体育组织建设滞后,我国体育组织“纵向不触底、横向无连结”,培育体育组织发展的机制不健全,缺乏适合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公共体育组织体系。再次,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不完善;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不合理,基础大项和集体球类项目水平较低;竞技体育单纯讲提高,群众体育单纯讲健身,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缺乏有效的关联机制。再次,体育产业总体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体育竞赛表演业和体育服务业比例偏低,体育企业的创新活力较弱,体育消费层次不高,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不完善,现行的体育产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协调,多部门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不健全。最后,在不同类型的具体业务领域方面,群众体育活动缺乏多样性和经常性,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缺乏,体育健身设施不足,群众体育的工作效益不高。竞技体育表现为后备队伍不足,内部项目布局不合理,集体性球类项目和基础大项层次低,职业体育项目进展缓慢,社会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不足。学校体育表现为青少年体质普遍下降,学校体育教学内容、课外体育活动内容形式陈旧,高校竞赛体系不健全,小学、中学、大学有效衔接的体育活动机制缺乏。体育学问的国际推广和影响力不足,体育在推进国家学问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不明显,体育的多元战略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瞻望
4.1  体育战略重心要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转移,服从并服务于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需要
      国家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的全局性规划,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育战略是达成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的体育战略融入了诸多国家政治因素,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新的时期,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我国的国家利益重心也在发生转移,“十三五”规划把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构建生态文明、打造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一带一路”战略、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国家公平、公民体质健康、区域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公共治理服务等多个领域成为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体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体育事业必须要主动服务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转移,担当起服务于新时期国家发展需要的战略角色。第一,发挥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推动体育健康服务与医疗卫生服务相结合,打造体育和卫生联动的“医体结合”健康服务平台,以“运动”这一非医疗手段促进健康,统筹好全民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关系,通过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转变群众体育与健康事业发展方式,使健康事业从健康诊疗向以运动为中心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变,把健康中国战略核心转移到体育健康促进上来,加大对民众从事体育活动的主动健康保障体系投入和科学化引导,通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推动体育活动与健康促进相结合,打造充满活力的体育健身引导体系。第二,发挥体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全面提升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政府、社会市场和各类协会的关系,打造政府监管、市场资源配置、社会体育组织主导相结合的体育制度和运行机制,合理规划不同主体的治理权限,推动政府、体育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和市场构成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断完善体育制度建设,强化体育的法制治理,形成国家体育、城市体育、社区体育和乡村体育联动的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第三,发挥体育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扩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消除制约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障碍,推动体育产业与健康、医疗、旅游、养老、教育等融合,提升产业效益。以《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为引导,大力发展健身休闲产业和体育竞赛产业,打造体育生态产业,引导国民体育消费,积极推动体育基本公共服务进入市场,激活国民健身投资,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第四,把体育公平作为国家公平建设的突破口,推动社会和谐。建立一个公平的中国,要覆盖公平的医疗、教育、环境、资源、服务等多个领域,国家“十三五”规划把体育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随着体育战略地位的提升,可以选取体育为突破口,通过重点打造体育公平,发挥其辐射与联动效应,带动其他领域的公平发展。大家要重点强调体育机会均衡,建立弱势群体体育补偿机制,在体育资源供给、体育机会提供、体育活动与健康引导等方面进行分类实施;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特殊群体体育活动保障体系,研制与推广适合特殊群体的日常健身活动项目、体育器材、科学健身方法,对各类群体提供场地设施、科学健身引导等保障服务,保障特殊人群享有同等的体育参与机会,促进社会和谐。
4.2  体育战略重心转移到社会人本需求,拓宽国家体育利益边界,扩展体育的趣味化、生活化和平民化,发挥体育的健康、教育、休闲、经济以及学问服务的多元战略价值
      人本需求是出于人的本源需要,是以民众的身体需求和心理需求为中心,体育领域的人本需求是国家体育利益的呈现方式。国家体育利益是国家在体育领域中的国家利益追求和需要,反映了国家意志和行为。一个国家的体育利益可以使国民保持强健的体魄、顽强的品格、积极的心态,也可以成为国家政治宣传、外交展示、经济发展、国家形象的获取方式,可以是体育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也可以是体育的经济利益和学问利益。多年来,我国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为中心的体育战略很好的发挥了振兴中华、为国争光和证明国家存在的战略价值,然而,这种战略导向一直偏重于体育的国家政治利益,对于社会人本需求下的经济利益、学问利益以及体育的健康、教育、学问、休闲等方面的战略价值关注不足。新时期,以“休闲娱乐、健身、经济、教育、学问”为中心的体育发展将成为社会的需要,我国体育要承载更多的使命,不能再局限于体育价值的政治诉求,要积极拓展国家体育利益边界,发挥体育的多元战略价值,这是推动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6月,《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再次提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在举国上下大力推进全民健身战略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的发挥体育的多元战略价值,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人本需求是当下的第一要务。对此,第一,推动体育与医疗卫生系统靠拢与合作,发挥体育的健康促进作用。以体育为载体,加大对主动健身服务体系投入,激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热情,制定与推广适合不同人群的身体活动健康促进方案和运动处方,拓宽民众科学健身的路径,打造覆盖全面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搭建各类软硬件的群众体育科学健身平台,对全民健身科学引导,引导和规范各类社会健身组织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打造全民健身品牌活动,通过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第二,推动体育向生活性服务转移,为国民提供优质的“供给侧”服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高层次的全民健身协调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市场参与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体育向生活性和平民化服务转型,为各类人群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通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满足人民基本的“福利”型体育需求,通过多样性的体育供给,满足人民个性化的“消费”型体育需求,大力推进群众身边的体育资源供给,打造城乡、区域体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促进体育公平。
 
——摘自:彭国强,舒盛芳,中国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历史回眸与未来瞻望——《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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