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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备战措施与启示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对于我国实现体育强国梦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中日两国体育健儿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表现将深深牵动两国民众之心。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日本极度重视奥运备战,制定了“金牌数进入世界前三名”“获得30枚金牌”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目标。日本近年的竞技实力不断提升,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牌榜排名上升至第6位,2017年、2018年的奥运项目整体实力也保持在世界前列,且与我国多个优势项目形成抗衡态势。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曾利用东道主优势一举从1960年罗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牌榜排名第八,大幅上升至世界前三名。中国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榜前三甲的地位将面临日本的巨大冲击与挑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备战研究成为我国进行针对性备战的关键一环。关于日本的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研究,田野总结了美、英、日三国奥运备战模式,分析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榜形势;彭国强概述了美、俄、英、德、日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主要特征;杨国庆梳理了我国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形势,指出美、英、俄、日是我国奥运奖牌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美、英、日、中世界体育强国备战经验的分析中,提及日本的奥运人才培养、鼓励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重视收集与研究体育信息情报,为运动队服务。陶文婷指出日本调整了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选手培养战略,侧重潜力选手、女运动员、优势项目选手培养等。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日本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本文通过对日本文部科学省、体育厅、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日本奥委会等公布的日本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资料及日本资讯登载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全面阐明20139月申奥成功后日本政府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措施,为我国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大赛提供参考。

1 日本夏奥会历史成绩回顾

   日本自1912年首次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截至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共参加了22届夏奥会,其中的19届获得过金牌142枚、21届获得过奖牌439枚。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收获史上最多的16枚金牌,首次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榜前三甲。之后,由于日本体育政策重心转向大众体育的发展,致使日本的竞技体育水平逐步下滑,19%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只获得14枚奖牌(365),自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所获奖牌数跌至最低谷。兵败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为提高在国际体育舞台的竞争力,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竞技体育的支撑,2000年以后,先后出台了《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体育立国战略》《体育基本法》《体育基本计划》、第2期《体育基本计划》(2017年)等,明确了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和策略。同时,2001年国立体育科学中心成立,针对高水平选手开展医学、体育科学支撑,为柔道、摔跤、游泳等项目提供训练场地,使日本的竞技体育实力得到迅速提升,在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收获了史上最多的16枚金牌,奖牌榜排名上升至第5位。20081月位于东京的国家体育训练中心正式投入使用,确保了国家队训练场地,为国家队定期开展强化集训创造了良好条件,从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日本加强了参赛保障营建设,为在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奖牌数连续创历史新高起到了巨大作用。

2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的备战措施

2.1 深化体育改革,加强以国家为主导的奥运备战

   为进一步明确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工作主体责任,日本进行了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2015101日成立体育厅。之前,日本的体育行政事务主要由文部科学省的“体育与青少年局”负责,其他省厅也分别负责与其领域相关的体育工作。基于2011年制定的《体育基本法》,以2013年成功申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等为契机,于2015101日成立体育厅。体育厅是现在日本政府管理体育事务的行政机关,隶属文部科学省,其当前工作重点之一是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其二,为加强国立体育科学中心和国家体育训练中心职能的有机结合,20164月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成立了精英体育中心,同年10月精英体育中心内设立了包括日本奥委会、日本残奥委会在内的协动小组,该小组负责对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强化战略的PDCA(制定、实施、检查、改正)各阶段实施综合监管与咨询,负责选定奥运重点项目。20193月,该小组选出最有望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夺取奖牌的15个奥运项目作为重点支撑项目。今后,日本将进一步对东京重点支撑项目增加训练经费,开展科技服务支撑等。其三,明确训练经费管理主体。20009月《体育振兴基本计划》颁布后,日本奥委会加强对国家单项体育协会的管理和引导,直接参与各单项体育协会的日常训练,同时负责对各单项体育协会训练经费的管理与支配。但是,近年由于日本奥委会加盟团体出现训练经费的不正当使用等问题,招致日本政府的不信任。为进一步明确训练经费的管理责任主体,有效保证重点项目的资金支撑,原通过日本奥委会管理分配的训练经费,2015年度文部科学省、2016年度开始由体育厅全部拨款给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根据国家政策,与日本奥委会等协作,向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分配训练经费。用于日本选手日常训练活动的基础性训练经费,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通过日本奥委会分配给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对有望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大赛获奖牌的运动员进行选材、培养等的战略性训练经费,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直接交付给相关国家单项体育协会。获得战略性训练经费支撑的项目是决定日本奖牌数量的关键。

通过上述改革,日本实现了体育行政事务一体化管理,明确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工作责任主体和训练经费管理主体,有效保证了重点项目的资金支撑,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奥运备战的主导作用。

2.2 增加体育财政经费投入,莫定奥运备战的财力基础

   为给运动员创造更好的训练环境和提供更多的国际大赛参赛机会,加强对重点项目的体育科学、医学支撑以及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得到有效维护和扩建等,2013年申奥成功后日本政府的年度体育财政预算逐年增加。2013年度体育财政预算为243亿日币,2014年度和2015年度分别增加到255亿日币、290亿日币,2016年度达到324亿日币,历史上首次突破300亿日币,2017年度、2018年度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分别达到334亿日币和340亿日币。其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备战训练经费预算增加显著,从2014年度48.5亿日币增加到2015年度、2016年度74亿日币和87亿日币,2017年度和2018年度再创新高,分别为91.5亿日币和96亿日币。

2.3 加强对运动员的培养与支撑

   运动员是奥运赛场的主体,顶级选手的数量决定奖牌数量。日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前8名选手的数量少于美、中、俄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为进一步提高优秀选手层厚度,日本申奥成功后加强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备力量培养与对优秀选手的支撑保障。

2.3.1 通过制定计划、海外培养与跨项选材等,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2014年,文部科学省制定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适龄选手培养提高计划”。该计划包括“青少年选手的培养和提高”“青少年重点发展项目的扶持和提高”“苗子选材与培养联合体建设”三部分内容,培养对象是2013年当时1620岁年龄段的选手,经过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1923岁),到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年满2327岁成为日本夺取奖牌的主力军。根据该计划旧本拟在全国成立三所由大学、都道府县政府、体育协会及单项体育协会组成的“苗子选材与培养联合体”,高效率地在全国选拔、培养有潜力的选手,建立从苗子选材到青少年选手培养与提高的训练体系。

   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日本将有希翼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牌的年轻选手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有计划地送往海外开展强化训练和比赛,其教练、运动防护师以及辅助工作人员等团队成员也一并同行。截至20178月,来自田径、网球、乒乓球、柔道和跳水项目的10名选手入选该计划。其中,包括2017年田径世锦赛闯入男子200米决赛的短跑选手萨尼布朗,曾战胜过中国主力的乒乓球选手平野美宇、伊藤美诚、张本智和,在2017年、2018年世锦赛崭露头角的柔道选手阿部一二三、方田司等,部分选手已成为日本夺取奖牌的主力军。

   日本通常由国家单项体育协会根据地方级比赛的成绩等选出有发展潜力的选手,而后进一步加强专业性培养。但是日本认识到这种选拔办法局限性很大,不利于发现有潜力的苗子。为最大限度挖掘运动员的潜力,利用日本体育协会的全国网络优势,20174月日本启动了全国性跨项选材工程“日本新星计划”。该计划由日本体育协会牵头,与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体育厅、日本奥委会等多家体育机构联合开展跨项选材,以男女初中生和高中生(201741日的年龄为1217岁)为对象,开展了跳水、赛艇、举重、手球、女子7人制橄榄球、自行车、垒球等7个奥运项目的选材,经过多环节测试与验证,最终筛选出40余名有发展潜力的选手。

2.3.2 加强对高水平女运动员的支撑

根据统计,从19%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至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6届夏奥会中,日本女运动员的奖牌获得率(获奖牌数占女子项目奖牌总数的比率)高于男子,且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项目数量呈增加趋势,日本认识到对女选手支撑的重要性,加强了对女运动员的支撑与培养。

   从2012年开始日本国立体育科学中心相继采取了开设女运动员专用咨询窗口、构建女性体育医务工编辑网络、开展运动员育儿支撑以及实施女运动员人才培养计划等措施。2013年,文部科学省推出“女运动员的培养与支撑计划”,该计划通过进行有关战略性提高女运动员竞技水平的调查研究,制定和实施女子项目战略性培养计划,开展解决女运动员特有问题的医学、体育科学支撑,助力日本女选手在国际大赛中提升成绩。20132017年,日本国立体育科学中心、大学研究机构等先后完成了20项有关战略性提高女运动员竞技水平的调查研究,实施了女运动员特有疾病、伤病等的医学支撑计划,成长期的医学、体育科学支撑计划,怀孕期、生育前与产后期以及育儿期的训练支撑计划等,对各年龄层的女运动员进行了多领域支撑,并于2014年、2016年先后编制了《成长期的女选手教练读本》《<应对女子特有问题的支撑计划>实施手册》等。里约奥运周期,日本进一步夯实了对高水平女运动员支撑的基础。

2.3.3 着手运动员职业发展体系建设,解除运动员后顾之忧

日本选手对退役后的择业深感不安,从现役时期开始有计划地为退役后的职业规划做准备的运动员很少,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也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支撑措施,日本政府、体育组织对退役运动员择业支撑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为加强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让运动员专心于训练,2015年文部科学省制定了“职业发展支撑战略”。该战略在强调现役运动员开展双职业教育、提高社会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为高水平运动员在企业、大学等提供就业机会,并培养运动员职业规划专业人才,对运动员、教练员等开展相关支撑,同时构建包括由体育社会组织、大学、企业以及体育俱乐部等多元主体构成的联合体,对运动员实施一体化支撑。

2.4 提升体育科技服务力度,保证重点项目支撑

   现代竞技体育实力的竞争不仅体现在训练量上,更多决定于科学技术水平。日本从里约奥运周期开始,体育科研相关财政预算呈上升趋势,由2013年度约23亿日币增加到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约28亿日币、31亿日币,2016年度超过35亿日币。20164月成立精英体育中心,进一步促进体育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的开展以及体育器材的研发。2016年度,政府追加财政预算10亿日币进行精英体育中心的基础建设。2017年度,再列入约9.5亿日币财政预算加强中心的自身建设,新成立体育情报中心、运动员数据中心和体育技术开发中心。

   精英体育中心针对日本奥运重点项目开展日常性医学、体育科学以及信息等多领域的高水平专业支撑。具体包括技术动作分析、比赛战术分析、信息收集、营养调配、竞技状态监控、心理调控等。按照项目获奖牌的可能性划分为3个支撑等级,其中有望获得包括金牌在内多枚奖牌的个人与集体项目享受最高等级的多领域支撑以及比赛器材、训练方法等的研发。除对重点项目进行日常性科技支撑外,从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日本都会在奥运村附近建设参赛保障营,帮助运动员进行赛前身体状况调节等。以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日本花费约8亿日币在距离奥运村乘车30分钟的地方设置了日本代表团专用保障营“精英体育保障中心”,2016724日一821日运营,开放时间主要集中在10:0022:00,在训练、理疗恢复、营养补充等方面为本国选手提供了服务。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代表团团长桥本圣子曾公开表示,赛场外“精英体育保障中心”的存在是日本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好成绩的原因之一。

2.5 加强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建设,保证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需求

   着眼于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20年以后的国际大赛,为进一步确保日本高水平选手能集中、持续地开展训练,加强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奥运项目和残奥项目的共同利用,2015年文部科学省启动了第二期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建设。日本兵败19%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意识到建设国家体育训练中心的重要性。2000年颁布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中提出尽早建设国家体育训练中心的目标,位于东京北区西之丘的日本首座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于200712月竣工,20081月投入使用,可以同时满足多个项目的集训,为日本羽毛球、乒乓球等成绩的迅速提升奠定了基础。第二期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同样位于东京北区西之丘地区,设计为地上六层、地下一层,包括射击、射箭、击剑、游泳、乒乓球等奥运项目专用训练场地,另有篮球、排球、羽毛球和跆拳道等项目共同利用的场馆,预定于2019年竣工。日本相关人士期待新国家体育训练中心的建成能有助于小项较多的射击等项目的训练,助力日本“量产奖牌”。

   此外,除了位于东京北区西之丘的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外旧本还将地方现存的体育设施指定为国家体育训练基地,以满足冬奥项目、水上与室外等夏奥项目的训练需求。该项财政预算由2014年度的约6.6亿日币增加到2018年度的约9.1亿日币,截至20184月,分布在地方的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共40处。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建设的加强进一步满足了日本高水平选手训练场地的需求,并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的参赛保障营建设打下基础。

2.6 加强国际体坛话语权,提高信息情报收集能力

   为助力本国选手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协助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取得重要职位,从信息战略观点提升竞技实力,2015年文部科学省制定了“加强国际信息战略计划”。通过起用国际交涉能力强的外部人才和运动员等,与驻外使馆等合作,增加日本人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任职,提高信息情报收集能力,构筑人脉关系,提升日本在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同时旧本还将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中有才能的年轻人派往国际体育组织等研修,加强国际化后备体育人才培养。根据统计,目前日本在奥运项目国际体育组织的任职人数为26人,分布在体操、乒乓球、田径、摔跤、柔道等22个夏奥项目和3个冬奥项目,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理事等职务。201611月,日本著名花剑选手太田雄贵首次当选国际击剑联合会理事。20175月,日本篮球协会主席三屋裕子初任国际篮球联合会亚洲区理事等。特别是201610月日本体操协会专务理事渡边守成以绝对优势成功当选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这是自1994年以来,日本时隔23年再次担任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重要职位。日本媒体认为这是日本加强国际信息战略的重要成果,将成为日本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有力武器。

3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备战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为实现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数进入世界前三的目标,日本根据体育行政事务管理分散、奥运备战工作责任主体不明确,体育财政经费、国家体育训练基地不足等问题,着手进行体育行政改革,加强以国家为主导的奥运备战,在财政上加大经费投入,在训练场所方面加强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建设,同时注重以运动员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对运动员选材、科技服务及职业发展的支撑,在国际体育信息收集方面加强在国际体育组织的任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面掌握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备战措施的基础上取其精华,立足我国在奥运备战、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在管理上强化责任担当,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支撑;在训练上以运动员为本积极营造良好环境,同时为运动员排忧解难,解除其后顾之忧;在科研上密切与训练相结合,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3.1 继续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奥运备战

   “举国体制”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奥运备战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放管服”改革以及体育协会实体化进程正在加快步伐,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等全国性体育组织也将在奥运备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继续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奥运备战,同时加强与相关体育社会组织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奥运备战。

3.2 加强对重点项目、重点运动员全方位精准支撑

   距离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仅有一年多时间,各国的东京奥运备战已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在竞争极其激烈的今日奥运赛场,很小的差距就会导致奖牌变色乃至与奖牌失之交臂。为保证我国优势项目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挥最佳水平,在广泛开展奥运备战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细化冲金夺牌项目运动员所面临的各领域具体问题,在日常科技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所需汇集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运动营养学、运动心理学等各领域专家加强精准科技服务,研发出适合我国选手的具体技术优化、体能训练、恢复手段及适合我国选手的运动装备等,助力我国运动健儿发挥出极致水平。

3.3 加强体育训练基地建设,保障运动员发挥最佳水平

   我国在完善国内训练基地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国外训练基地和参赛保证营建设。2019年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预选赛、资格赛的关键一年,运动员在国外的集训、参赛正在逐渐增加。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应及时加强国外训练基地建设,从多方面为运动员提供保障,确保运动员的良好状态。我国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次尝试设立参赛保障营,并受到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好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的参赛保障营通常为运动员提供训练场地、康复医疗、科研、信息、餐饮等一站式服务,此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应根据比赛场地分布和项目特点等,及时设置和完善相应的参赛保障营。

3.4 构筑科学化跨界跨项选材体系,深挖运动员潜力

   科学化选材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础,国外开展跨项选材较早,通过跨项选材的成功案例也不胜枚举。我国在冬奥项目的跨界跨项选材开展较广泛,对于夏奥项目,基于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形势紧迫,新增项目人才匾乏,我国于20178月启动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4个项目的跨界跨项选材,以期在短期内提升成绩。放眼未来,为让更多选手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项目,成为世界顶级选手,建议我国成立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体育组织、体育科研人员等构成的跨界跨项选材联合培养机构,将跨界跨项选材工程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开展下去。

3.5 注重国际化体育人才培养,提升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直接影响比赛项目的制定和比赛规则的修改,有时还会对争金夺银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化体育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相关事务,努力增加在国际体育组织的任职,在国际体坛人脉关系构筑、信息收集和在国际体育组织话语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提升奥运备战和奥运赛场的主动权。


——摘自:何文捷,王泽峰,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备战措施与启示——《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05

夏奥会中国与主要对手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研究 

当中国逐渐从国际舞台的边缘位置走向舞台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世界的关注,中国在世界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借助全球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提高了自身国际地位。中国竞技体育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理论研究者感兴趣并尝试探索在国际领域,尤其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国竞争中,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是怎么表现的? 是否只有夺取奥运金牌才能产生国际影响力? 世界重要的体育大国是借助什么途径产生了国际影响力? 有没有一个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 在近5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与中国相比较,中国的主要竞争国,也是主要对手国,其国际影响力如何?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先容国际影响力的概念,然后明确什么是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

   为了清楚说明这些概念,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以“国际影响力”和“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检索了从2000年至今的核心期刊文献,查阅相关文献180余篇,筛选后有重要文献30余篇。之后,在体育类文献中,分别以“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为关键词,查阅了这5个国家2000年至今的相关文献200余篇,筛选后的重要文献有60余篇。同时到新华书店购买有关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专业书籍10余本。文中,对中国主要对手国的研究,主要采用比较法,分析比较其异同。文中的专家调查法,主要是通过对25位具有博士学位,且有教授职称的人文社科方向的专家进行专家调查,具体说来,运用了特尔菲法。本研究以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搭建了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之后,根据二轮专家调查,对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各级指标进行了初选、筛选并确定权重,从而构建出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指标评价体系。

1 “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概念界定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体育界主流观点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最大规模与最高层次的国际比赛。所以,我国体育界通俗的说法是:全运会为“小考”,亚运会为“中考”,奥林匹克运动会则是“大考”。所以,要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最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不论是从夏奥会到冬奥会,或者是在重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赛事上,中国的整体表现如何。因此,参与重要国际体育赛事,要想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首先就会遇到什么是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 只有明确了此重要概念之后,才会出现如何评价中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综合性的全面评价。它主要不是指某一个运动项目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乒乓球、足球或篮球项目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力,而主要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关注点,从一个国家总体的、综合性的竞技项目出发,研究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

   总体来看,所谓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基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为实现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通过体育途径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能力。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体育有能力去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时,该国的体育才开始产生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的体育能影响其他的国家越多,就说明该国体育所发挥的国际影响力越大。比如,美国的体育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影响力,在国际社会起着引领的示范作用。从操作性定义来看,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是指一国竞技体育在国际政治、国际社会、国际经济和国际学问领域所产生的多种的综合影响力。

2 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成为竞技体育大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国际舞台上发挥了比以前更大的作用。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能不能评价?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若能评价,现在有无一个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 从目前检索到的文献来看,还未发现这类研究成果。因而,要研究此课题,首先要思考评价体系的原则,进行评价指标的初步选择,进而通过专家调查筛选出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各级评价指标,并确定其权重,然后建立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

2.1 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要符合客观事实,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要有客观的评价尺度,能够客观、如实、全面地评价研究对象。科学性原则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实施起着关键性作用,是设计指标体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其他原则的基础。

2.1.2 目标性原则

   目标是在特定时限内完成任务程度的标志。若无目标,评价和比较就无标准,对未来活动效果的检查也就失去依据。对此评价体系而言,其最终目标是“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指标体系的建立要紧紧围绕此目标来设计,能有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来评价与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的多种关键指标。评价的关键指标不能出现缺失和遗漏。

2.1.3 独立性原则

   此原则指的是各项指标之间要具有相对独立性。同一级别的各项指标,其指向各不相同,同级指标之间既不能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不能互相重叠。

2.1.4 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是指思考和衡量评价系统中的各项指标是否可以做到,要保证实施评价的时候是可实行的,各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2.1.5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定性主要是对国际影响力进行性质上的判断,寻找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的质的规定性。定量主要是用数学方法去反映国际影响力在竞技体育中的发展情况和相互联系。这个评价体系既要选用定量的评价指标,也要选用定性的评价指标,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

2.1.6 导向性原则

   导向就是方向上的引导。评价体系中所选择的指标,既要从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现实出发,又要着眼于提升中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未来发展。力争选取的评价指标,既能评价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现实状况和程度,又能通过评价体系促使中国竞技体育今后转变发展理念,改进发展方式,引导中国竞技体育能在世界上产生更大国际影响力。

2.2 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初选

2.2.1 “社会分层”理论的3个关键维度

   有关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不是某个方面的单一性评价,而是多个方面的综合性评价,会有一个评价的指标体系。从构建其指标体系来看,需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以提供其理论支撑。

   在社会学中,有个“社会分层”理论对此很有帮助。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在西方社会产生影响力,至今仍被认可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韦伯确定了社会分层的3个关键维度为: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

2.2.2 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3个维度

受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的启发,在阅读影响力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以“影响力”为核心词,将国际社会、国际经济、国际政治这3个维度作为限定词,去修饰和限定竞技体育的“影响力”,从而产生了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3个一级指标。

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二级指标指向一国享有的“国际权力”与“国际声望”2 方面。体育的国际权力,主要来自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权力,而国际声望主要是参赛国赢得的国际声望。这也决定了竞技体育国际社会影响力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初选。

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其二级指标是“体育产业化”和“体育职业化”。其三级指标,体育产业化主要从国际体育赛事的赞助商、各国观众、竞技体育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贡献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体育职业化主要从职业化发展程度、体育市场、体育营销等4 个方面进行考虑。

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其二级指标是“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外交”。其三级指标,国际政治格局主要有关国家主权、体育外交、体育援外;国家外交上,体育援外是明显的体育外交行为,国与国之间的体育交流对促进两国关系、缓和两国外交紧张局面就成为初选的三级指标。

2.3 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

2.3.1 第一轮专家调查结果

第一轮专家调查中,有关一级指标,请专家在是否同意保留原有指标,以及增加、修改一级指标上进行选择。专家不同意保留指标,就等同于删除原有指标。通过统计汇总。76%—88%的专家同意保留3个原有的一级指标,有52%的专家建议增设1个一级指标,即“国际学问的影响力”。这样,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国际学问的构架,比原有的3个一级指标更全面,也更均衡。

有关二级指标,用同样的方法让专家进行选择。通过统计汇总。在原有的二级指标中,72%—96%的专家同意保留7个原有的二级指标,其中有2个二级指标需要修改,同时增加1个二级指标。需修改的二级指标为:“B4体育产业化”,改为“体育全球化和产业化”;“B5体育职业化”,改为“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增加的1个二级指标为“外界给予参赛国的国际声望”,以便区分参赛国自身赢得的国际声望与外界给予参赛国的国际声望。

有关三级指标,用同样的方法让专家进行选择。统计汇总后,根据专家意见,对原有的三级指标进行了修改、删除、合并。修改了7个三级指标: 1)“C11是否公平竞赛有无消极比赛”,修改为“参赛国消极比赛的次数”。2)“C17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程度”,修改为“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融合程度高低”。3)“C18体育职业化的发展程度”,修改为“体育职业化发展程度的高低”。4)“C19体育市场是否完备、成熟”,修改为“体育市场的完备程度与成熟度”。5)“C20体育赛事营销与管理水平”,修改为“体育赛事营销与管理水平的高低”。6)“C21体育消费规模与水平”,修改为“体育消费的规模大小与水平高低”。7)“C29体育援外事项、年限与次数人数”,修改为2个三级指标“体育援外项目数量与年限”和“体育援外人数与次数”。同时,删除了1个三级指标“C26体育外交的次数”,合并了1个三级指标,将“C15赛事对主办国经济拉动程度”合并到“C16体育产业占所在国GDP比例”中去了。

2.3.2 第二轮专家调查结果

根据专家的意见,补充、调整和修改了各级指标,得到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同方法,进行了第二轮专家调查。

一级指标调查结果中,评价体系的4个一级指标有76%—92%的专家同意保留。4个一级指标全部确定下来。

有关二级指标,再次用同样方法让专家进行选择。统计汇总后,10个二级指标获得了76%—96%的专家同意,全部予以保留。

有关三级指标,用同样方法让专家再次进行选择。统计汇总后,在38个三级指标中,有72%—96%的专家同意保留。

经过第二轮的专家调查,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都保留并确定了下来。经过整理,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指标体系。

一般情况下,影响力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影响力越小,意味着地位越低。地位低的国家,能产生的影响力也小。而地位高的国家,发挥的影响力也大。影响力与地位通常呈现正相关的关系。通常,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与其国际地位是正相关的。

就竞技体育而言,可从这个评价体系中,先分析并评估中国主要对手国的国际影响力。然后,细致分析中国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求在今后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其他国际单项体育赛事时,中国能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去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发挥中国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2.4 此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层次分析法,让专家对指标体系中4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所包含的三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比较,根据专家的比较结果,对每位专家所给的判断进行一致性检验,将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的各位专家所给出的权重的平均值作为各指标的权重。

3 中国5个主要对手的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

根据最近5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牌榜,统计出世界排名前6位的国家。依据这些国家出现在前6位的频次,以及2020年面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与日本的竞争,这样,在前6名中去掉出现下降趋势的澳大利亚与偶尔出现的韩国,将中国的5个主要竞争对手国依次排列出来,它们是: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这样,后面的论述主要是先比较这5个主要对手国的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然后将中国的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与这5国相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的5个主要对手国,有必要从国际影响力的4个一级指标上评价这5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比较这些国家在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4个竞争维度与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尝试评估各国体育发挥的国际影响力高低。虽说前面构建了一个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但是仍然难以统计出所有数据,进行全面的客观评价。评价主要是依据观察国际影响力的各项评价指标,相互比较对手国而提出的一种主观等级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是运用和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简便地衡量和评价国与国之间实力的一种研究方法。文中有关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数据大部分是截止到20142月统计的数据。

3.1 美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要想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6个国家,首先要找到现有的最高标准,那么在6个国家中选择美国最合适,先给美国评定一个影响力等级。从体育来看,美国的竞技体育、职业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体育联盟等各方面在国际上几乎都是最强大的。鲍明晓教授同样认为:“美国体育民众基础扎实、社会和市场动员力极强,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都‘无人能敌’。”任海教授提出:“尽管美国长期在国际体坛上成绩辉煌,但是,它真正对当代国际体育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在体育与市场结合方面的创新……美国人独具慧眼,极具胆识地为体育找到自我造血的机制。美国的职业体育更是将体育学问产业的理念和运营推向极致。”美国的职业体育、职业联赛与体育产业的完美结合,使美国的竞技体育基础扎实,市场广阔,发展的内在动力强劲,体育明星与竞技成绩在世界体坛遥遥领先。

不仅如此,美国在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也相当强,能对这些国际体育组织施加相当大的美国影响。中国第一次申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申请失利的结局虽说有多方面原因,但与美国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宣传有很大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俄罗斯,也难以撼动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美国毫无疑问的是体育强国,其影响力处在最高的“高”等级。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强,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等教育、科技成果与创新等方面,也是世界上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被世界公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所以,在竞技体育领域,美国的国际社会影响力、国际经济影响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国际学问影响力都可评估为“高”影响力。其他国家就比照美国的影响力,来给出一个相应的定位。在现实的体育比较中,以美国为参照标准,其他5个国家的竞技体育也只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影响力,但难以在4个一级指标上都出现“高”影响力。

3.2 英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英国,在第1个“国际社会影响力”一级指标上,表现十分出色。有些方面甚至力压美国,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与国际奥委会中享有很多权力。英国在橄榄球、曲棍球、网球、羽毛球、赛艇、举重、足球、现代五项、帆船、冰壶等项目的领导机构人数上,居于世界数一数二的领导位置。在国际体育单项组织领导机构中,美国和英国分别排在第1和第2,在3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分别参与了29个和28个,参与率高达82.86%和80.00%。对3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领导机构人数最多次数的国家进行统计,英国有17次人数最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排第1;美国和俄罗斯各12次,排第2;法国、加拿大、中国8次,排第3。截至201426日,国际奥委会现任委员共计107人,各国或地区在国际奥委会委员数量并不均等,有35名委员的国家共有8个。瑞士有5名委员排在第1,英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有4名委员并列第2,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有3名委员并列第3。在参赛代表团的国际声望上,英国在近几届夏奥会上金牌和奖牌位置也在世界前三左右,英国还有一些享有世界声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英国作为发达的老牌西方国家,在社会组织、媒体宣传和互联网等方面,都排在世界前列。因此,在第1个一级指标上,英国体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上可评价为“高”等级。

在第2个“国际经济影响力”一级指标上,英国也是走在世界前列。“英国对现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一方面,现在作为产业来经营的绝大部分运动项目,大多源于英国人创立并竭力推崇的户外运动。加上当时“大英帝国”的对外殖民扩张,从而使户外运动逐渐传播到美国和欧亚等许多国家。这就客观上为体育在全球的职业化、商业化做了经营内容上的准备,现代体育的产业基础由此开始奠定。另一方面,从组织形式上看,俱乐部制也最早产生于英国,例如著名的赛马“乔治俱乐部”。因此,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体育作为一项产业主要起源于英国。这样看来,英国竞技体育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可评估为“高”等级。

在第3个“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级指标上,英国体育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英国体育对国家外交的影响上,近期都没有特别显著的重要事件发生。英国体育没有哪个体育事件对英国的国际关系与英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发生重要的影响。但中英之间也有习总书记访问英国曼联,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陪同等体育外交事情发生。因此,在国际政治影响力上,评估英国为“中”等级。

在第4个“国际学问地位”一级指标上,英国是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发明的主要国家,足球、高尔夫球、保龄球、羽毛球,以及部分水上和冰上运动项目都是英国人创立并在其竭力推崇下发展起来,有关运动项目的竞技学问起源于英国。而且,英国在举办2012 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奥运开闭幕式和赛场学问环境也塑造得很成功。因此,英国体育对国际学问影响力上,应给出一个“高”等级评价。

3.3 俄罗斯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俄罗斯,在第1个“国际社会影响力”一级指标上,没有英美两国那么出色。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上,俄罗斯在柔道、摔跤、击剑、现代五项等运动项目上拥有发言权,在35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运动单项领导机构的参与率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68.57%并列排在第3”,排位紧跟在美英之后。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上,占有领导机构人数次数也是紧跟英美,无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主席,总体排名世界第3位。在国际奥委会,俄罗斯与英、美、中3国并列第2位。但在俄罗斯参赛代表团的国际声望上,俄罗斯运动员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索契冬奥会、平昌冬奥会上都暴出过兴奋剂事件,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因兴奋剂事件,俄罗斯与美国、与国际奥委会闹得不可开交。国际媒体、互联网、社会组织也卷入其中,众说纷纭,这也致使俄罗斯运动员的国际声誉和俄罗斯的国家声誉受到很大损失。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甚至不允许俄罗斯运动员举着俄罗斯的国旗入场。在国际奥委会“严打”兴奋剂的局面下,俄罗斯体育代表团赢得的金牌与奖牌总数在下降,俄罗斯队也因此给国际体坛留下了负面印象。从一级指标的4个二级指标综合来看,俄罗斯的国际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较为合适。

在第2个“国际经济影响力”一级指标上,俄罗斯的表现不仅落在英美之后,应该还不如中国当下体育产业的迅猛发展。俄罗斯的产业政策没有模仿西方国家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是出台“优先为竞技体育服务的体育产业政策”“俄罗斯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本身的门票收入、电视转播等收入不很明显”“25年的俄罗斯职业体育发展资金来源仍然主要是赞助和捐助形式,国家同样给予职业体育诸多资金投入”。主要依靠政府和国企投资的俄罗斯职业体育,以及俄罗斯不成熟、不完备的体育产业,都意味着俄罗斯在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和产业化方面都未很好地发展起来。俄罗斯的体育没有像英美体育联赛那样,能将精彩的体育竞赛“出口”到他国,能对境外民众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体育全球化程度低。这样,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只能评估为一个“低”等级。

在第3个“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级指标上,普京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政治人物,“倡导建立俄罗斯总统体育委员会,在任期加大国家对体育的投入”,重视通过国际体育赛事展示耀眼的“俄罗斯时刻”,时常借助俄罗斯竞技体育的辉煌成绩去彰显俄罗斯的强国形象。俄罗斯总统体育委员会重视通过承办大型体育赛事,比如索契冬奥会、2018足球国际足联世界杯,去促进俄罗斯的对外交往,改善俄罗斯与西方紧张的国际关系。因此,在评估俄罗斯的体育国际政治影响力上,可给出“高”等级的评价。

在第4个“国际学问影响力”一级指标上,俄罗斯的竞技学问能展现一些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的学问特色,但是对体育精神中所蕴含的公平、公正竞赛方面做得不佳。同时,俄罗斯在举办索契冬奥会期间,对赛场学问环境的营造还是具有俄罗斯主办国的特色,唤起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复兴”的关注与期待。但索契赛事主题歌与主题口号并未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因此,在体育国际学问影响力上,给俄罗斯一个“中”等级的评价。

3.4 德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德国,在第1个“国际社会影响力”一级指标上,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上,与英美2个国家相比而言要低一些。在国际体育单项组织领导机构中,德国的参与率与埃及并列(37.14%),排在世界第10位。德国在国际体育单项协会众多项目中,在现代五项、无舵雪橇2个项目上担任主席。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共15人,德国有2名执委,排列第1位,其他13个国家(地区)各1名执委。”现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是德国人。可见,德国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上影响力相对小些,在国际奥委会有很大影响力。

从德国参赛体育代表团的国际声望来看,德国在世界上能得到较多赞誉。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与奖牌总数上看,德国近5届夏奥会上,金牌总数在上升,奖牌总数在下降,排名稳定在世界第5位。德国有一些享誉世界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虽说也偶有兴奋剂事件发生,但毕竟是少数的个别现象,并未影响到德国体育的整体形象。德国作为欧盟的中坚力量,在互联网、媒体体育传播、赞助体育的跨国企业等方面,都享有较高地位。综合国际社会影响力的4个二级指标来看,德国相对于英美而言,有些方面要弱小一些,评估德国给出“高”偏下的等级。

在第2个“国际经济影响力”一级指标上,德国体育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影响力。德国体育市场成熟、稳定,20062011年德国体育市场排名世界前3名至前5名之间。2008年德国体育产业占其GDP的比重已高达1.99%,体育产业已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1)德国是世界知名体育品牌的发源地,阿迪达斯成为全球体育著名品牌,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体育用品集团,企业在全球设有80多个分支机构,提供包括高尔夫球、足篮球、健身、训练、越野等系列的运动装备。2)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体育用品展览品牌,成为引领全球体育用品流行时尚和最新产品与科技的重要舞台。3)德国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赛事产业。比如,德国足球联赛成为欧洲五大顶级足球联赛之一。德国的竞技体育是建立在众多德国体育俱乐部的基础之上,俱乐部是德国竞技体育保持高水平的基础与保证。德国国内已形成了由47个运动项目组成的联赛体系,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产业化都做得有声有色。德国体育产业在全球体育产业分工体系中居于高端,是引领欧洲体育产业品牌发展潮流的国家。这样,德国体育在国际经济影响力上,评估为“高”等级。

在第3个“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级指标上,德国似乎没有引人注目的体育事件发生,未发现德国体育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的明显影响。在德国的对外交流中,体育交流并未扮演重要角色,体育外交的作用不明显。所以,德国体育在国际政治影响力上,评估为“中”等级。

在第4个“国际学问影响力”一级指标上,德国足球的“日耳曼战车”能展现德国的竞技学问和民族学问,德国以大众娱乐休闲为核心的体育发展凸显“以人为本”的体育学问。德国体育联赛在赛场环境塑造上,主办国特色没有那么鲜明。因此,在德国体育的国际学问影响力上评估为“中”等级。

3.5 日本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日本的“脱亚入欧”政策与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变得比较特殊,在亚太地区是中国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日本体育,在第1个“国际社会影响力”一级指标上,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领导机构的参与中,日本参与率为45.71%,排名世界第8位,无人担任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主席。对3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领导机构人数最多次数的国家进行统计,日本排名有5次,排世界第6位。在国际奥委会,日本有1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日本体育代表团在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基本无兴奋剂事件,“跟跑”美、中、英3国所在的第一军团,日本拥有的金牌与奖牌总数只能排在第二军团。外界给予日本体育代表团的国际评价大多是肯定的,积极的。总的来看,对日给出“中等”偏上的国际社会影响力评价较合适。

在第2个“国际经济影响力”一级指标上,日本体育对国际经济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末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美国、欧共体、日本3大体育产业市场。这3大体育产业市场的体育用品销售量占全球的73.8%,其中美国占35.6%、欧共体占21.6%、日本占16.6%。2008年美国体育产业规模达4411亿美金,同年日本体育产业规模达1135亿美金。世界体育产业已经基本形成欧美领头,日本紧随其后的三足鼎立局面”。而且,日本体育的职业化发展也处在不断提升的良好状态,日本的职业棒球联盟与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成为全球两大主要的棒球联盟。日本的职业足球联赛体系也运转得成功,在提高日本足球水平的同时,也打造了一批有亚洲影响力的日籍球星。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日本体育在其职业化、产业化、商业化、全球化方面发展得不错,应给出“高”等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评价。

在第3个“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级指标上,日本表现平平,未出现特别重大的体育事件。日本首相安倍去拜见美国总统川普时,就是借打高尔夫球拉近美日两国元首之间的距离,中日之间元首互动时,胡锦涛总书记也有借“乒乓外交”缓和两国间紧张的外交关系事例。因此,对日本体育给出“中”等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评价较合适。

在第4个“国际学问影响力”一级指标上,日本以柔道、剑道、武士道为代表的竞技学问民族特色鲜明。日本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柔道项目,曾主动派遣日本柔道教练到海外免费教学与进行培训。在赛场学问环境的塑造上,日本以卡通、动漫、电视剧为代表的体育学问创新令人抢眼,《足球小将》《棒球英豪》《排球女将》等与体育有关的体育艺术作品能跨出国门,对亚洲国家乃至世界产生一定的学问影响力。综合来看,日本体育能对国际学问产生影响力,与英美的高等级相比,可评价为“中”等级。

综上所述,根据对中国5个主要对手国的一一分析,可归纳得出美、英、俄、德、日这5个国家在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4个维度上的等级评价。而中国在这4个维度上的等级评价,请看下文分析。

4 中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

4.1 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4.1.1 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影响力

在国际奥委会,中国有于再清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在国际奥委会4个副主席中排名首位,同时他是国际奥委会实行委员会执委。中国还有李玲蔚和杨扬2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现在,杨扬退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由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张虹接任。20193月,在国际奥委会现有的96个委员中,德国有4个委员(包括巴赫主席),中国、法国和加拿大各有3个委员,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各有2个委员。从国际奥委会的领导机构来看,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享有的权力还是较理想的。

在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中,中国在体育单项领导机构的参与率为52.49%,与西班牙并列,排在世界第6位。实际上,如果算上前面俄罗斯与澳大利亚的并列第3,法国与意大利的并列第4,中国在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领导机构的参与率实际排名为世界第89位。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的35个国际体育单项中,中国大陆未担任35个比赛项目中任何一个项目的主席,中国台北倒是担任了1项国际业余拳击委员会的主席。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射击、举重这5项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其国际单项主席也分别被加拿大、丹麦、意大利、墨西哥、匈牙利人担任。这与英国担任3个单项主席、德国担任2个单项主席,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4.1.2 中国与5个主要对手国在近5届奥运金牌和奖牌总数的比较

各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金牌与奖牌总数是其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基础。金牌与奖牌实际上就是奥运参赛国“国家地位”与“国家身份”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国际地位高的国家通过很多金牌与奖牌展现这个国家的地位,保护本国地位不被其他国家所低估。一个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摘取的金牌与奖牌总数过少,就难以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在国际社会获得较高影响力。所以,总体上保持较多数量的金牌与奖牌,是一个参赛国获得较高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性工作。

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始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排行榜的第3名,这标志着中国竞技体育有了历史性突破,已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第一集团军。在世界众多国家奋勇争先的体育竞赛中,中国不仅处在领跑的第一集团军位置,而且将这种领跑位置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保持至今。进入世界第一集团军,这是经过一代代中国体育人多年努力与拼搏后,才能达到的位置与状态,很不容易,需要保持下去。

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中国军团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了最辉煌战绩。我国竞技体育在北京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运动成绩上升到一个顶峰,随后开始下滑,进入衰退期。在接下来的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与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论是金牌还是奖牌总数,都在大幅度下滑。中国下降程度之快,与5个主要对手国相比,令人惊讶。5个对手国中,美国、德国与日本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呈现逐步提高的上升状态,英国的发展趋势总体上看也处在上升状态,而且快速进步后能基本保持金牌和奖牌数量的稳定。只有俄罗斯因兴奋剂事件,田径队多名金牌运动员被禁赛,只能派出半数人员参赛,这导致其竞技成绩处在下滑状态。即便如此,俄罗斯金牌的下滑曲线也和缓些,金牌数没有像中国的下滑得那么快速。中国这种忽上忽下的不稳定状态是近20年发展过程中,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中少有的现象。这值得我国体育研究者反躬自问与深入思考:中国竞技体育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这是属于我国运动队奥运赛场发挥失常的小问题,还是属于我国体育发展方向上出现的大问题? 中国体育在今后改革中,面对这种下滑的现实该怎么办? 尽管我国体育界不同学派与不同部门的改革思路和改革路径会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干预,防止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出现持续下跌的局面。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军团退步明显,而英国与日本跟在中国后面紧追不舍,虎视眈眈。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半程,英国在金牌数上首次赶超中国,结束了多年来落在中国后面的被动局面,英国媒体与民众为此欢呼雀跃,为“大英帝国”雄风重振而兴奋不已。中国的近邻日本也在暗暗发力,从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11名快速上升到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6名,进步神速。日本体育军团十分期待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赶上中国。

中日两国之间,近些年民众感情一直都不平静,国家关系也暗流涌动。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的激烈竞争与复杂的民族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体育的胜利似乎成为一种标志性的胜利,它象征着在亚太地区,中日两国在争夺地区大国首席位置的胜负结果。尤其2020年处在中国建党100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中国会更加渴望战胜对手。而日本作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也渴望在国际舞台上收获一场赢得中国的体育胜利。中日两国谁都不愿意输给对方。

为了赢得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借助东道国的便利,已新增空手道、垒球等日本优势项目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而且中日两国的优势项目重合度、相似度高,两国会在体操、射击、游泳、乒乓球、跳水等项目中相互竞争争夺该项目金牌。中日两国在金牌上的一降一升,从金牌与奖牌总数上看,会有一出一入、一减一增的2倍效果。中日在东京最终孰胜? 孰负? 目前局势并不明朗。中日之间的这种体育较劲,夹杂着两国间历史的战争恩怨、经济纠纷与政治较量,已超越体育界对抗,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切与国际关注。这种非正常的现实局面早已使体育不再是轻松的游戏,输赢无所谓,而是真真切切的没有硝烟的“血拼”战场。这也迫使中国体育人要承担起体育之外的政治任务与沉重的社会期待,要打一场硬仗,完成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任务。

4.1.3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行为与得到的国际声望

国际声望,指的是参赛国从国际社会获得的良好评价与社会承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波普诺认为:“声望以多种形式出现:公众的接受与名誉,敬重与钦佩,荣誉与敬意。声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特别善良、慷慨、勇敢、有创造性,或者聪明的人通常得到声望的回报。”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言,运动员如果能拿到奥运金牌,会被认为是赢得了国际体育界的至高荣誉。金牌运动员会接受来自参赛其他国家运动员的祝贺与敬重,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会为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高超水平而欢呼,会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和钦佩。获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可能因拥有多枚奥运金牌而享有国际声誉。

对中国而言,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则希翼借助多摘取奥运金牌与奖牌赢得更多国家荣誉,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体育的良好评价,进而对中国发展有更多的关注、理解与支撑,对中国能保持基本的敬重和友好,若能对中国产生敬意就更理想。因此,获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与奖牌,就成为奥运参赛国获取国际声望的手段与载体。在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多国竞争中,各国都在谋求金牌与奖牌的数量越多越好。但是以什么样的手段谋求金牌? 这个问题就成为考验各国家奥委会,考验参赛运动员与教练员的试金石。

《奥林匹克宪章》在第45条“参赛资格条例”中规定,“公平竞赛”“不使用违禁药物和方法”遵守“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的各种规定是各国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必须要遵守的3个重点内容。如果参赛的国家代表队做不到这3点,即便赢得了数量可观的金牌,也得不到良好国际声誉。

1984年中国参加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至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加的9届夏奥会中展示了中国人精湛的运动技艺和中华民族良好的精神风貌。中国当代体育人的拼搏精神和运动成绩进步之快,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世界上一些参赛队伍的赞誉。但是,中国军团的参赛行为并不是无可挑剔的。

反省自身,反对兴奋剂始终是我国体育的一个工作重点,即便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政府对兴奋剂持坚决的“零容忍”态度,也难彻底根除它。此外,奥运赛事期间为避开强劲对手,我国运动员出现过消极比赛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国际声望。所以,尽管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和奖牌数量位于世界前3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也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声誉,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只能给个“中”等的等级评价。

4.2 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体育要对国际经济产生影响力,需要培育体育市场,发展职业体育,推进体育的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当一个国家的体育产业对该国国民经济发挥重要影响之后,才顺理成章地由国内市场进一步向外拓展,进入开拓国际市场的跨越发展阶段,从而对国际经济产生影响力。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占该国国民经济GDP的比例约在1%—3%左右。而在我国,体育产业才刚刚起步,体育产业的总产值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很低,即便是国内最有名的体育品牌,诸如“李宁”“安踏”,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体育品牌相比的话,国内体育品牌处在下风,无法抵挡国际体育大牌对中国体育消费市场的瓜分。此外,中国体育市场发育不成熟,职业体育的发展遇到的阻力不少,前进艰难,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不大。如果在中国要找到与体育有关的,还能对国际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的产业,那么,非体育用品业莫属。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经济未产生多大影响,其国际经济影响力只能评价为“低”等级。

4.3 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在中国,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从过去“体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到现在竞技体育成为“为国争光”政治任务的载体,体育与政治,甚至与国际政治都有着不少联系。

1949年建国后,19527月,中国“派出了以荣高棠为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新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赛,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赛场。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新的伟大的中华体育已经崛起,不管今后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她将是奥林匹克赛场上不可缺少和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当时新中国与台湾在争夺谁能代表中国去国际社会参加体育竞赛。等中国代表团日夜兼程赶到赫尔辛基时,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赛程快要结束,但比参加体育赛事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村里,向世界宣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在奥运村用五星红旗向世界宣示中国的国家主权。

“文革”期间,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中国的体育援外行动也争取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支撑与拥护,对中国在1979年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对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举办过北京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和更多的国际单项体育赛事,体育对吸引境外国媒体体广泛宣传中国,对境外国家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吸引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起到了国内其他行业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而且,在后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积极推动了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快速进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从这些已取得的现实成果来看,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显著,可给出“高”影响力的等级评价。

4.4 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学问的影响力

从奥林匹克运动会设置的这些运动项目而言,从竞技学问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都是英美等国发明的运动项目,只有散打项目呈现出了更多中国学问特色。中国的武术、气功项目都无法成功立项为奥运比赛项目,现在龙舟竞渡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申奥的竞技项目。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常常是用自己的学问去解读它,更强调奥林匹克精神的团结、进步、和平的内容,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内容“公平竞争”却很少强调,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整体上有偏差。

在赛场学问环境的塑造上,中国塑造得成功,不论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徽、奥运奖牌、奥运火炬、运动图标、还是吉祥物等标志性图案,中国都能设计精巧,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中国在奥运主题歌和主题口号上,显得过于靠近政治,而忽视体育自身所具有的活泼、张扬、激情的特点,因而总体上显得美中不足。综合起来分析,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学问的影响力不显著,给出一个“中等”的评价较合适。

综上所述,结合前面的论述,中国与其5个主要对手在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上的具体评价。

5 结束语

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根据所拥有的资源转化而成自身实力,从而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一种能力。竞技体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能吸引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关注中国,逐渐接受中国,最理想的状态是世界其他国家认可、认同中国,与中国进行友好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形成摩擦与相互对抗,增加中国体育发展的阻力,因而这种国际影响力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一种很重要的体育软实力。

世界各国体育参赛队伍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要国际体育赛事时,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对国际社会、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学问这4个维度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国家影响力。每个维度中,又可细分为不同的影响因素。这个影响力评价体系告诉大家,夺取奥运金牌仅仅是产生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方面,还有来自经济的、政治的、学问的因素同样可以产生国际影响力,而且它们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可小觑。这种多维的评价和观察视角对改变我国体育界的传统思维,促使我国竞技体育转变发展理念,改进发展方式,提升对体育软实力的重视程度,扭转长期以来体育界过于强调赛事金牌和奖牌总数的这种行为习惯,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从最近5届夏奥会金牌与奖牌总数来看,中国主要有5个对手国,它们是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与日本。在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上,经过4个维度的综合评估,美国最强,英国与德国位居其后,中国与俄罗斯不相上下,日本排在美英德中俄之后。

随着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益临近,日本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将要产生更大国际影响力。中国军团能否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战胜这5个主要对手国,尤其是日本,充满了悬念。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将有助于中国在参赛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构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将全部注意力仅仅放在奥运金牌和奖牌的争夺上。

美国资深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专著《论中国》里提出:“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借此言激励中国体育激流勇进、勇于担当,而不是机械重复过去、听天由命。中国体育人要有意识、有目标、有步骤地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不断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承担起历史赋予中国体育的重任。


——摘自:黄莉,夏奥会中国与主要对手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04

气候条件对运动员参赛的影响

——以2020年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

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0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夏天历史平均温度和湿度超过250C80%,每年夏天有3000多名热症患者被送往急诊室,预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平均气温在30℃以上,是典型的高温高湿环境,因此,对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运动员来说,要在酷热气候环境下参与奥运赛事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正因如此,1964年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改在10月份举行。由于高温天气可能给运动员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针对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应考虑高温高湿天气环境因素,做好应对措施以确保运动员和观众在比赛期间的健康和安全有着非常重要意义。

1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气象特征

1.1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气象特征

   东京位于关东平原南端,北纬35°69′,东经139°69′,面向东京湾,居日本列岛中心。东京23个特别区和多摩地域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地带,东西宽90km,南北长25km,总面积2155km?。

   东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中心部分的年平均气温为巧15.6℃。四季分明,降水充沛。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降水较多,梅雨季过后即进入夏季,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一般为高温晴朗炎热,并时常有台风侵袭。

   由于东京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高温高湿的天气特征,东京78月份平均最高气温达30℃左右,平均最低气温也在25℃左右,而78月份的极端高温达39℃左右,据预测,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724日至89日期间,届时东京市中心的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因此,20187月份国际奥委会视察团队负责人Curbs在访问东京期间承认,酷暑确实可能对东京2020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者们构成“巨大挑战”,并且表示,日本组委会必须竭尽所能应对极端高温。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除了高温外,还可能面临湿度大的情况,从历史上看,东京78月的降水量较高,相对湿度在73%一78%之间,属于高湿天气。因此,总体来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将是以高气温、强辐射和高湿为特征的特殊天气,预计这种天气条件将是影响户外项目特别耐力运动员表现的主要因素。

1.2 前三届奥运城市与东京气候条件比较

   天气气候条件不仅影响体育赛事特别是大型运动会的举行,而且影响运动员的身体机能,从而影响运动表现。与前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北京、伦敦、里约相比,东京和北京、伦敦一样均在北半球,举办时间分别为2020724日一89日、200888日一24日、2012727日一812日,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季运动会,而里约位于南半球,举办时间在201685日一21日,是冬季。

   根据目前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采用湿一黑干球温度指标(WBGT)用于体育赛事条款建议,以北京气象台、英国气象局国家气象档案馆、里约气象台有关奥运举办前5年(北京200486日至2008826日、伦敦2008725日至2012814日、里约201183日至2014823日)以及东京环境厅近5年(2011722日一2015811日)WBGT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东京的平均最高WBGT值(29.61.1 ℃)显著高于(P 0.01)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伦敦,20.30.8 ℃、北京,27.00.9℃、里约,23.40.9),但也有研究者预测是28.62.8℃,尽管如此,以上历史数据显示,根据ACSM的持续活动和比赛指南,东京的平均最高WBGT达到“EHS(劳力性中暑)风险的取消级别”。因此,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可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史上最热的气候条件之一。日本奥委会应与体育科学家密切合作,实施机构战略,确保运动员和观众的健康和安全,不受热损伤。

2 高温高湿天气下运动员热应激反应及对运动表现的影响

2.1 高温高湿天气下运动员热应激反应

   有关高温下运动竞赛产生热应激是一个公众话题,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由于热应激,运动员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甚至晚上,几乎都有可能出现成绩下降或健康问题。如在2018年自行车巡回赛6天中有2天气温大于40℃,为避免一天中高温时段,第一阶段缩短了26km,另一阶段则提前1小时举行。因此,了解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员热应激反应是制定运动良好管理策略依据,也是运动员做好自身潜在健康和安全危险对策的生理学基础。

   热应激反应是指在热环境下运动时机体产生的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包括体温、脑温升高、脱水、电解质丢失、氧运输能力下降、肌糖原快速消耗等。运动员在高温高湿环境运动比赛,运动员身体热应激的结果势必引起体温升高。体温是维持机体产热和散热平衡的结果,在湿热环境中运动,产热增加,而散热受阻,引起直肠温度和运动肌温度显著升高,当然,这时脑温也急速上升。

   在高温高湿天气下运动,由于机体产热增加,这时汗液挥发增多以此增加热量的释放,降低体温,排汗同时也使体内电解质丢失,因此,排汗增加大于摄入量时,势必引起机体脱水以及体液平衡失调。同时,运动时肌肉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皮肤也需要大量血液供应来保证体内的热量散发,从而影响氧气向肌肉运输,并且热环境下运动脱水导致血容量下降加剧了循环血量的减少,同时也是红细胞比容及血液粘滞度增加,加重了心脏的负荷,也影响机体的输氧能力冈。

   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机体热应激的结果还可使机体更倾向于动用肌糖原。在热环境中运动时糖代谢发生变化,机体更加依赖糖的氧化供能,具体表现为肌糖原分解加速,乳酸快速积累及肝糖原输出增加所致的血糖升高。肌肉血流减少,温度增加,血浆儿茶酚胺水平上升和肌纤维募集模式的变化都可能是造成骨骼肌代谢发生变化的原因。

   运动员在高温高湿天气下运动和比赛时机体产生热应激,当产热增加而散热能力受限,体温更易升高。体温过高严重时可发生中暑、热痉孪、热衰竭、热休克等热病,当然也可能由于防止脱水而大量饮水而引起低钠血症。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热环境中运动过程引起身体热应激可大大加剧运动性胃肠综合征(EIGS),热应激是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的主要担忧,因此,届时运动员将可能出现运动引起的劳累性热应激相关的胃肠紊乱网。Nakamura等在分析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高温高湿引起热病风险的同时,还提出应考虑服用包括降压药在内的特定药物的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可能会加重与热有关的疾病。此外,运动员长时间裸露身体在阳光下运动,由于太阳紫外线的照射,可引起日光性红斑,来自Nathan J·Downs等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33个户外项目中,女子网球单打、男子高尔夫和男子自行车公路赛分列紫外线照射最危险的第123名。

2.2 高温高湿天气对运动员运动表现的影响

   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可影响运动员的运动表现,特别是对于有氧耐力项目来说,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尤为重大。Peiser BReilly T分析18%年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至2004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马拉松成绩与比赛当天气温关系,发现高温是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而2007年芝加哥马拉松比赛中由于几百人中暑而中途取消赛事。体内的含水状态直接影响机体在高温环境下的运动能力,研究表明,脱水1.8%时运动能力就会下降。由于高温环境下运动机体热应激导致脱水,脱水使运动能力下降。在适宜温度环境下,脱水3%可影响人体最大有氧能力,而在热环境中,失水超过2%即可降低最大有氧能力。

   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更加剧了体温升高,体温过高影响运动表现,其机制可能与体温过高而通过抑制中枢神经冲动的发放或其下行传导环节来减小骨骼肌的收缩力量有关。有研究显示,受试者以60VO2max、的强度在40℃热环境下进行热适应训练,每次训练至自感疲劳,912天后出现疲劳的时间从482min增至803min,热适应前与热适应后疲劳的出现仅与体温升高有关(40℃),即当体温达40℃时机体出现疲劳。此外,热应变和脑部温度相应升高可直接促成中枢唤醒抑制和肌肉自主活动的疲劳,同时,相当程度的心血管紧张和流向脑部及内脏组织的血流受损可加速热环境下的疲劳。当脑温高于体核温度时,中枢神经系统驱动的减少,自发刺激肌肉的能力减弱,此时,运动能力的下降与肌肉自主活动比例减少有关。如高温对自行车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影响明显,在初始体核温度高或其升高速度快时运动30min即出现力竭;在中等负荷运动后最大用力期间更明显。但是,在高温高湿下进行短时间高强度运动,由于运动时间短不足以引起体温过度升高,因此,高温高湿对短时间高强度运动能力无不利影响,相反,由于环境温度升高,改善了肌纤维的粘滞性,从而有可能提高肌肉收缩能力。

   长时间的高要求的认知活动或运动引起的疲劳会导致认知功能的改变。高温高湿环境条件将加剧认知功能不良,并对运动表现产生负面影响。高温高湿下运动可引起运动员判断力和准确性等智能下降,神经元的兴奋性降低,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疲劳的发生。Nielsen等报道,受试者在热环境下运动,降低了大脑活动(减少脑电中β波的活动),唤醒水平降低,下行冲动到达运动神经元减少,皮下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降低,导致肌肉运动能力下降和且易产生疲劳,结果导致运动员肌肉协调性减弱,肌肉动作的精确度降低,从而影响肌肉用力感知觉。Schmi等通过计算机分析探讨热应激水平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热应激温度与认知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核心温度38.5℃为导致的负认知能力的潜在“阂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运动可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如降温等)减少对运动表现影响,并可能在热应变期间保持良好认知能力。

3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措施

3.1 调整比赛时间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将是东京一年气温最高时期,为避免夏季高温湿热天气对运动员特别是户外项目比赛表现的影响,根据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日天气预测,可将比赛时间提前或延后以避开高温时段。Tsuyoshi Honj。等利用200720168月头10天的气象资料采用WBGT和热气候指数(UTCI)研究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赛沿线的热舒适,结果指出,马拉松比赛沿途WBGT变化为0.5℃,UTCI变化为1℃,在9:0010:00间在建筑物阴面WBGT比阳面低1, UTCI则低48℃;同时,对108月份头10天每小时单点资料长期分析发现8点后风险程度迅速增加,认为马拉松比赛更安全应于9:00前完成或19:00后举行,因此,建议奥林匹克运动会户外项目为使运动员处于热舒适环境可将比赛开始时间提早或在晚上晚些时候。正是基于相关资料和研究,2020年东京奥组委和国际田联共同商议将马拉松比赛提前到早上6点,50km竞走提前至早上530分开始,而东京奥组委和国际铁人三项联盟决定也将原定于上午10点开始的比赛,提前到8点举行。

3.2 赛前适应性训练

   为应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湿热天气对运动表现带来的不良影响,可通过气象预测比赛地、比赛时间段温度、湿度,完全模拟比赛时的温湿度,也应考虑辐射、风力、风向等因素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具体方法包括在人工气候室和自然环境训练。研究显示,高温高湿训练除了提高运动员热应激能力外,更重要的是高温高湿训练可使机体血容量增多,从而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运动表现。但要注意的是高温高湿下训练获得的适应性效果并不意味着就永久拥有,可在1周到1个月内发生衰退,如Lorenz。等报道,热环境下的运动训练适应只持续10天。因此,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在赛前1周到1个月之间安排适应性训练。

   赛前高温高湿适应性训练要注意的另一问题是训练负荷的安排,因为最佳适宜负荷是提高运动成绩的关键。由于热应激和运动的共同影响,相对于温和环境来说,相同运动负荷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会增加身体额外负荷,因此,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负荷安排特别是初期运动负荷要相对小于温和环境,以防过度训练,而且为提高运动员成绩,充足的恢复时间是必要的。如Voltair等的研究显示,热天气下以50%一60%最大输出功率踏车1h期间心率要比温和天气下相同强度踏车时高出30b /min。当然,高温高湿训练一旦出现适应性变化,训练负荷就可调整到温和条件下水平甚至高于这个负荷。另外,在一些热带地区生物周期节律可能也在运动适应中发挥作用,热带地区全年日夜节律是有规律的(近似白天12h06:0018:00,黑夜12h18:0006:00),气温变化也不大。温带气候下的生物周期节律是有季节性的,夏天的直肠温度要高于冬天,而且夏天直肠温度的变化要比冬天的更早。因此,人体温度的生物周期节律中体温调节反应的昼夜变化也会受到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来自资料分析显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前两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13:00hWBGT26.42.9℃,因此,提前到比赛地进行适应性锻炼可以不足以完全适应比赛时的高温天气。所以应在赛前选择与东京奥运期间气候相似的地区进行适应性训练,对于我国运动员来说,可以选气温和湿度相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和海南作为东京奥运训练的首选地区。

3.3 降温与补液

   为应对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湿热天气,除了适应性训练和调整比赛时间外,还可通过降温和补液减少热应激来促进机体热舒适。由于建筑阴面WBGT比阳面低,因此,组委会可以在马拉松、竞走等项目赛道沿途搭建遮阴板墙作为降温方法;其次,赛前进行预冷是运动员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准备训练和比赛的一种实用、有效的降温措施,赛前预冷包括冷水降温、穿降温服(帽)以及饮用510℃冷饮料和冰浆饮料;同时,由于高温和运动的双重刺激,导致机体排汗增多,在运动前和比赛过程中及时补液也是调节体温、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保持机能的重要手段。

4 小结与建议

历史气象资料预测,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将属于高温高湿天气条件。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不仅从身体机能热应激过程的生理生化变化,而且也从心理认知上影响运动表现,并加速外周肌肉疲劳和中枢神经疲劳,严重还可产生热病。因此,为减少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高温高湿天气条件对运动员运动表现和健康的影响,组委会可根据比赛时天气条件预测调整比赛时间,并且建议运动员在赛前进行高温高湿环境适应性训练以及在训练比赛期间采用降温和补液措施。


——摘自:程孟良,郑广盛,气候条件对运动员参赛的影响——以2020年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05

论兴奋剂滥用的刑法规制

体育界中的兴奋剂被统称为“doping”,是指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时,为改善体力或心理状态,提高运动成绩,而使用的化学的、合成的、或通过异常途径进入体内的物质,以及相应的手段和方法(早期运动员所服用的大多属于刺激剂类兴奋药物,所以尽管后来被禁用的其他类型药物并不都具有兴奋性<如利尿剂>,甚至有的还具有抑制性<如β—阻断剂>,国际上对禁用药物仍习惯沿用“兴奋剂”的称谓户)。任何药物的使用必须限于合理的医学用途,这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原则。超出这个界限的用药行为就是药物滥用。药物滥用原本指的是现代社会滥用毒品的现象,在体育领域的蔓延,就产生了兴奋剂问题。在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当代,兴奋剂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体育运动。服用兴奋剂如同残害体育事业的癌症,严重危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破坏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良好秩序。有学者指出,反兴奋剂斗争已经成为一个控制公共危险的社会话题。

一、滥用兴奋剂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刑法要求

(一)滥用兴奋剂对运动员身体健康和国家体育运动均侵害严重

1.滥用兴奋剂对运动员身体健康危害严重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兴奋剂的品种不断增多,而各种兴奋剂普遍对人体健康具有严重危害。如:1)合成类固醇的严重副作用表现为男性人格改变,精子减少,女性男性化,月经紊乱,儿童骨垢过早愈合,影响生民等;(2)肤类激素中的促红细胞生成素滥用可致血压升高、脑出血、肺栓塞以及卒中。生民激素滥用可致肢端肥大症、高血压、心力衰竭、诱发恶性肿瘤。胰岛素样生民因子滥用可致低血压、心脏停搏、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橡皮症。人绒促性素滥用可加重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等。胰岛素滥用可致低血糖、体重增加、视物模糊等。促皮质素滥用可致精神异常、钠潴留、低血钾、高血糖、高血压及血管硬化;(3)刺激剂使神经中枢高度兴奋,造成坐立不安、头昏、震颤和失眠,导致高血压、心绞痛和致命性心律不齐,昏迷或死亡。有临床分析显示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组躯体疾病(以心血管系统疾患、中枢神经系统疾患、糖尿病、传染性疾病为主)发病率高达50.5%,是普通人群对照组的近5倍,滥用频率、剂量、年限与躯体疾病发病率成正比;(4)麻醉止痛剂的主要危害是药瘾、恶心、呕吐、头昏、烦躁不安、呆滞等;(5)蛋白同化制剂的主要危害是发生高血压和心脏病,损伤肝细胞,致癌,使肌肉、韧带和肌腱失去弹性而易断裂,出现犯罪暴力倾向等精神疾病;(6)通过血液回输增加血液中红细胞值以提高运动机能的危害是在输血过程中容易引起感染,出现代谢性休克,引起急性溶血反应,肾功能损害以及各种病毒性肝炎等;(7)利尿剂的民期或大量使用可使机体发生脱水、头晕、肌肉痉挛以及肾损害等。综上,各类兴奋剂对人体健康均具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国家药品安全监管专家总结指出,滥用兴奋剂会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产生很大损害,许多损害甚至是终身的,不可逆的,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有:一是产生药物依赖;二是出现严重性格改变;三是导致细胞和人体器官功能异常;四是产生过敏反应,损害免疫力;五是生殖功能减退,甚至出现性别改变;六是导致巨人症、白血病等恶性疾病;七是民期大量使用也会缩短寿命,甚至导致碎死。除了广泛的身体伤害,兴奋剂也会导致精神和理智上的堕落,即同意进行欺骗和隐瞒自身的能力,承认在正视自我和超越自身极限方面的无能和不求进取。运动员的生命不仅仅只有运动生涯,运动生涯是人生旅途的一部分,可是一些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结束后却要开始长期承受并非运动本身所带来的痛苦—兴奋剂导致的身体伤害。

2.兴奋剂滥用对国家竞技体育公平秩序和全民健身风气的侵蚀也很大

   兴奋剂对个别运动员成绩的提升具有效果,然而从国家整体角度看,由于一些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导致竞技起跑线严重不公平,这便对其他运动员产生使用兴奋剂的强大压力,如果不从严打击,就会侵蚀整个竞技体育行业,尤其是在广泛的基层竞技体育赛事中。一旦基层竞技体育存在兴奋剂滥用,则对国家运动员选拔会造成很大障碍。同时,具有一定天赋或实力的运动员因被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使用兴奋剂后,被检测发现而禁赛或运动生涯终结,也会给国家竞技体育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兴奋剂滥用导致运动员为取得高成绩而严重透支身体,这与国家发展竞技体育运动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国家竞技体育运动产业的发展应当是通过运动健儿的健康身心,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开展各式各样的健身运动,促进全民健身,进而促进国家发展。可是,兴奋剂滥用导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会造成人们对体育行业和社会风气严重的不信任,会严重影响国家弘扬体育健身的良好初衷和社会主义风尚建设。

(二)运动员对兴奋剂易陷难拔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几乎每年都有各级运动员个别地被查出使用兴奋剂,有的兴奋剂滥用现象还存在有组织性特征。如:2005年某省举重队组织6名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被处罚;2006年某田径学校有组织地给青少年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促红细胞生成素、丙酸肇酮等。兴奋剂滥用问题的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对引诱、教唆、欺骗、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人和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的人缺乏有力的处罚。这些人从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中获取利益,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反兴奋剂条例》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条虽然分别对“提供、组织、强迫、欺骗、教唆”等违法行为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一直缺乏刑事法律依据,因而缺乏可操作性。

1.运动员对胜利的渴望往往被兴奋剂提供者利用

   竞技体育给运动员产生的荣誉和带来的物质奖励是巨大的,一些运动员为此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使用兴奋剂。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加拿大反滥用药物组织主席鲍勃?戈德曼曾向198名世界优秀运动员提出“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5年之内在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五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103名运动员(52%)回答说愿意吃。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比赛获胜的吸引力之大,竟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竞技体育运动员为了比出好名次,平时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训练,荣誉感非常强。有些运动员为了团体荣誉,甘愿做出牺牲。有的权力者为了出成绩、谋利益,组织、教唆、引诱、欺骗、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如有学者指出,还存在一些利益集团操控,让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来满足他们的利益。普通运动员处于相对弱势群体地位,易被教唆、欺骗甚至强迫使用兴奋剂。

2.我国青少年体育考试中也有兴奋剂涉足

   由于我国各省中考和高考对体育的重视,如体育生招考、体育特长生降分录取等,出现有青少年为在体育测试中得高分而服用兴奋剂。一些学生和家长错误地认为“只要能上大学,用用兴奋剂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一直用。据对体育高考生对待使用兴奋剂态度的调查,体育高考生具有较高的使用兴奋剂的倾向。未成年人由于心智成熟度、善恶与是非判断力相对较弱,更容易被成年人引诱、教唆、欺骗和逼迫使用兴奋剂。兴奋剂对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危害很大,如肽类兴奋剂可使青少年手、足、脸以及内部器官出现不正常发育。体操、跳水等项目需要运动员保持苗条和娇小的身材,通过让运动员服用让发育变缓的药物可以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命,但后果是导致运动员二次发育的迟缓甚至是停止,其损伤是不可逆的。兴奋剂滥用正在从竞技体育蔓延到学校体育中。

二、滥用兴奋剂入罪的范围

   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德国在2015年底将兴奋剂违规行为入罪。2016年,英国体育部也提出动议将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入罪。目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或准备用刑法打击体育领域内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其中丹麦、芬兰、挪威等采用刑法典模式,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专门的反兴奋剂内容;意大利、法国等制定单行刑法打击某些种类的兴奋剂犯罪;荷兰、日本等则采用了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结合的模式。当然,无论是在刑事立法层面还是刑事司法中,均应视兴奋剂使用行为有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来最终确立是否由刑法介入。兴奋剂违规行为不仅包括运动员本人使用兴奋剂行为,还包括他人与运动员违法交易兴奋剂、教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行为。即使是支撑兴奋剂入刑的国家,也并非将所有的WADC(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的兴奋剂违规行为视为犯罪,而常根据立法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对兴奋剂违法行为应当区分具体行为类型探讨予以入罪或仍保留由行业规范进行处罚。

(一)重点打击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违法行为

   现行的反兴奋剂检测与相关法律的处罚性条文针对的是运动员本人,而缺乏对兴奋剂链条上的相关人员的处罚性规制。有学者指出,如果惩罚的对象只是运动员,而不追究其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那么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运动员本身也是兴奋剂的受害者,打击兴奋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无论其是否出于自愿,对于提供兴奋剂的人也应该给予处罚,因为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于他人生命权的侵害。

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体现在:1.为快速提高比赛成绩,产生商业价值,运动员易于被组织或他人利用成为比赛工具,受引诱、教唆使用兴奋剂;2.由于是对运动员而非对自己造成伤害,违法组织或他人缺乏本能的惧怕与回避,在使用剂量和次数上难以期待最少量使用;3.普通运动员相对于运动队、各类体育学校或教练员等,处于弱势地位,在相关权力者的要求或暗示下,易于就范(尤其是未成年运动员);4.在组织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违法行为中,受害运动员多,社会危害面广,社会影响恶劣。

   兴奋剂使用被发现后,运动员会被宣布取消比赛成绩或停赛一段时间,甚至终身禁赛。但少见对相关人员的处罚,如兴奋剂的提供者、教唆使用者等。这些人自己不使用兴奋剂,却将运动员作为他们牟利的工具,不顾运动员身体健康的损害,而通过各种方式促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如果有运动员因身体健康损害或者被查处禁赛而丧失利用价值,他们则继续向新增补的运动员“兜售”兴奋剂。全国人大代表、女子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杨扬在2010年建议修改刑法,增设相应罪名和条款。杨扬指出,运动员自己使用兴奋剂,一般由体育组织根据行业内部规则作出处理,如取消比赛成绩、禁赛、罚款等。但是,对他人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特别是非体育从业者组织、教唆、强迫他人使用兴奋剂,体育规则对其束手无策,而刑法又没有与兴奋剂直接相关的罪名和条款,也无法直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常常造成真正的责任者逃避处罚,逍遥法外。

(二)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自损行为不宜入罪

   《体育法》第五十条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有学者指出,服用兴奋剂虽然对自身身体造成伤害,但是并不危害他人,亦不会危及全体公民人权,因此服用兴奋剂只是自损行为不当纳入刑法规制。在兴奋剂滥用现象中,运动员本人也是受害者,且运动员对兴奋剂使用有时也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此宜参照我国《刑法》关于毒品犯罪中未规定吸毒罪之范例,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这样一种妨害竞赛公平的自损行为(自损行为本身也不属于刑法保护的范围),仍留给相关行业规定处罚,如取消参赛资格、比赛成绩、禁赛一段时间甚至终身禁赛等处罚,这些行业处罚措施对运动生涯有限的运动员来说惩处力度已经比较大。虽然也有学者指出,自愿使用兴奋剂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与吸食毒品相类比,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参考。在组织化或者商业化的竞技体育比赛中自愿使用兴奋剂行为,虽然也是行为人处分自己的法益,但是自愿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还侵犯了体育法益即侵犯了体育比赛的公平公正精神,而自愿吸食毒品没有破坏社会管理秩序,这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笔者认为,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考虑,此种行为从其侵害对象主要是运动员自身健康、已有行业惩罚的力度较大看,以不单独增设新罪名为宜。

(三)《刑法》中已有罪名可予适当规制的,可以尽量运用相关罪名

   20065月至20081月,犯罪人李某和田某在境内购买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兴奋剂及其他药品,通过邮寄出售给境外人员,法院审理认为两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和非法经营罪。对非法制造、贩卖、走私、运输、持有兴奋剂的,如果该兴奋剂与毒品范围重合(如大麻制品、可卡因、吗啡等麻醉药品或苯丙胺等刺激剂),则可由刑法中已有的相应毒品犯罪(非法制造、贩卖、走私、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予以规制;对不属于毒品的兴奋剂,一般会存在国家管控,非法经营的可以考虑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兴奋剂虽然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危害,但由于滥用兴奋剂导致的严重生理危害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会显现出来,且时间跨度长可能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加困难,因而仅凭借故意伤害罪对运动员进行保护往往不及时。当然如果能够证明兴奋剂滥用与轻伤以上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则可以成立相关犯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想象竞合。对于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使用兴奋剂的,还可以考虑适用组织考试作弊罪。有学者指出,首先在体育运动中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相对于没有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是一种作弊,扰乱了体育赛事的公平秩序。其次,根据《高等教育法》进行的体育专业高考,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所以在该类考试中组织作弊或者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帮助的,依法应受到处罚。

三、“兴奋剂犯罪”新罪名的设置

   将“滥用兴奋剂”相关行为纳入刑法条文,体现国家对体育竞争舞弊现象的否定态度和对运动员保护的关切。有学者指出,如果“滥用兴奋剂”具有了刑事违法性,再加上其原本的实质违法性,就能更切实有效地规制人们的偏差行为。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使用兴奋剂罪”与“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罪”,两罪侵害的法益是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竞技体育公平竞赛秩序和国家对兴奋剂的管控。

(一)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使用兴奋剂罪的设置

   1.若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使用的兴奋剂与毒品在范围上重合,则可能同时成立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或强迫他人吸毒罪,或容留他人吸毒罪,成立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

   2.在刑罚设置方面,本罪可以参考这三个毒品犯罪的法定刑,对于有下列情节的,可以设置重一个幅度的法定刑:(1)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未成年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2)使用兴奋剂种类或使用方法对运动员身体健康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3)引诱、教唆同一对象使用兴奋剂l0次以上或者不同对象10人以上,组织、欺骗、强迫同一对象使用兴奋剂5次以上或者不同对象5人以上的。

(二)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罪的设置

   1.指明知是运动员而违规向其提供兴奋剂,有下列情节之一的行为:(1)向未成年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的;(2)提供对身体健康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兴奋剂的;(3)提供累计10次或向5人以上提供兴奋剂的”。

   2.行为人收取财物而提供的,也属于提供,即贩卖兴奋剂行为也成立本。对贩卖兴奋剂同时成立贩卖毒品罪、非法经营罪的,成立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对于为陷害他人而投放兴奋剂药物,实践中在某省举重队曾经发生过,该队男子举重队运动员张某因感受“不公”,先后3次将“甲睾酮”片剂研成粉末后倒入运动员熬中药的药锅内,使10余名在训运动员误服,被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发文通报。破案后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对张某成立何罪大伤脑筋,在认定甲睾酮并非投放危险物质罪中所规定的毒害性物质,误服运动员也没有产生轻伤害以上的身体损伤不成立故意伤害罪的情况下,最终难以追究张某刑事责任。有学者因此建议增设投放兴奋剂罪。而在设立了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罪后,这种陷害行为便成立本罪(本罪包括被提供人知情和不知情两种情况下的提供行为)。

四、结语

   兴奋剂与毒品在范围上存在部分交叉。随着兴奋剂使用的发展,新型兴奋剂及新的使用方式都在不断更新,仅依靠传统的毒品类犯罪与非法经营犯罪进行规制会出现捉襟见肘。我国《刑法》中的其他罪名如故意伤害罪等也只能适用于兴奋剂使用的某些特定情形。当然,对兴奋剂滥用入刑的目标应当明确,即重点是针对那些伤害运动员的人。反之,无论再怎么加重对运动员的惩处,却不打击兴奋剂链上幕后的违法行为人,就难以解决竞技体育中兴奋剂滥用的问题。

——摘自:刘众,苗沁,论兴奋剂滥用的刑法规制——《中国卫生法制》,2019.06

 院系建设

当前体育院校发展之路:改革、创新与竞争力提升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基础上,习大大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确定了党和国家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无疑对体育院校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新路径。新征程中,只有矢志不渝地持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我国体育院校才能助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体育院校建立至今已有60余年,60余年来体育院校始终致力于主动服务国家教育和体育发展战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体育人才。迈入新时代后,体育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学问传承与创新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体育强国梦的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以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设定为体育院校的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如何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摆在了我国体育院校面前。作为原国家体委直属6所体育院校之一的沈阳体育学院,拥有6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新时代同样遇到了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所以,以沈阳体育学院为例审视与探讨我国体育院校改革、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发展之路,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内涵建设与教育活力诠释

内涵发展是在教育活力不强、教学质量提升缓慢的情况下产生的具有适切性的一种学校发展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影响着学校的育人质量和长远发展。因此,学校内涵建设作为一种教育治理行为是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系统工程,目的是激发教育活力、提升教学质量。20171123日,石中英教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暨教育创造美好生活高峰论坛”上作了题为《教育活力的源泉与机制》的报告,报告中对“教育活力”是这样界定的:教育活力指教育系统或组织在一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按照系统或组织特性运行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状态和能力。它具有生成性、表征性和动力性3个基本特征。由于教育活力并不随着学校基础设施的完善、规模的扩张、环境的优化等外延式发展而得以激发和释放,所以,只能通过内涵建设才能激发出学校教育活力和提升办学水平,由此可见,内涵建设对于当前体育院校的发展至关重要。

2 以改革促内涵建设,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生机活力

习大大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九大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列为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慎重载入党章,凸显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战略性。改革开放40年来,沈阳体育学院几代人砥砺奋进,构建了涵盖教、管、文、理、艺5个学科门类的18个本科专业,拥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体育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但学校在办学理念、管理水平、专业结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师资队伍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凸显出学校内涵建设的不足或缺憾。因此,在“主动变革,转型发展”的总体办学思路下以改革促内涵建设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

2.1 观念革新:夯实内涵建设的思想基础

正如当前我国社会改革发展已进入“深水区”一样,体育院校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学校教职工中存在着各种消极思想问题,如不思进取的保守情绪,回避问题的畏难情绪,“等、靠、要”混日子的懈怠情绪和缺乏全局观念的狭隘情绪等,这些都影响着学校全面深化改革。在教育思想大讨论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前提下全校教职工意识到了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才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进而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体育教育。

新时期我国体育院校改革,学校的发展定位是首要问题。回顾我国体育院校发展历史,发现“特色不特”“优势不优”现象长期存在:1)盲目效仿综合性大学的“大而全”,追求面面俱到,实际上远离了为体育事业服务的主战场;2)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无法在高等教育格局中成为主力军和“排头兵”,在教育系统中客观上被边缘化。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育院校定位不准。新时期我国体育院校的发展定位,应该以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3大战略为出发点,实事求是地分析自身特点,实实在在地落实自身价值,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掘办学优势和潜力,从而确定正确而恰当的发展方向,制定可行和科学的发展目标。通过对沈阳体育学院发展历史“纵轴”与现实状况“横轴”的比较分析,借鉴其他兄弟院校的经验教训,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应用型高等体育院校成为新时期学校的发展定位。发展定位的明确,标志着师生员工共识的达成,改革遂成为大家“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神圣事业,决心和信心自然水涨船高。

2.2 制度整合:落实内涵建设的组织基础

制度建设是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度改革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体育院校,必须拥有完备、稳定、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用制度管人、管物、管事,使得体育院校纳入法治和现代化治理的轨道。新时期沈阳体育学院不断推出制度整合举措:1)围绕人才培养需求修订与完善专业培养方案。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学校不仅集中优质办学资源巩固优势专业而且修订与完善本科培养方案,围绕学分总量控制、加大实践环节学分比重、增加专业技能实训环节、明确运动技术技能等级或专业技能水平等关键环节进行修改,着重强调要培养“专业技能突出、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体育人才”。2)从效率出发重新整合划分职能部门。本着规模、质量、效益协调统一的原则,学校将9个二级院系合并调整为6个二级学院;以学科融合、常识互补、规模适中为原则,重设教研室,与此同时根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及精简效能的要求,调整了相关职能部门,从而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进一步提高了办事效率和办学效益,有效激发了办学活力。3)从激发活力出发制定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按照“统筹兼顾、公平公正、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制度改革总原则,学校先后出台《高校教师、辅导员职称评聘工作实施办法》《高校教师、教辅人员、教练员、辅导员岗位基本职责和聘用条件》,通过“学校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将分配重点倾斜到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骨干和为学校发展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例如:“兴体英才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这不仅体现了学校“内培外引”工作机制的完善进而成熟,更是诠释了学校内涵建设的强度和力度。

2.3 行为重塑:筑实内涵建设的人和基础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教职工的参与。教职工奋斗在第一线,只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实行力,才能大力推进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建设,也才能实现学校改革发展的新突破。没有教职工的认同和奉献,再好的改革政策、制度也是海市蜃楼。所以新时期体育院校的以人为本,就是以教职工为本,让他们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进而促成其行为转型。1)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爱岗敬业精神。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通过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不仅使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而且全体教职工爱岗敬业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2)完善用人导向树立干部新风。进一步完善用人导向,大胆提拔重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特别是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负责的干部,推崇和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倡导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的结合,力戒形式主义、本本主义。3)秉承校训精神倡导同船意识。多年来,沈阳体育学院教职工秉承“厚德博学、弘毅致强”的校训,不断强化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同船意识,凝炼出“锲而不舍、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正是在这些精神财富的感召和引领下,沈阳体育学院实现了第二次创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冬奥会和夏奥会两次登上世界体坛最高峰的辉煌。

3 以创新促优化,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生生不息的发展优势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习大大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学校将创新视为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开创内涵建设发展新局面的重要切入点,围绕创新务实事、求突破、谋发展,特别是以创新来促进各方面、各领域的优化,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最终凝聚为学校的集团优势和整体优势。

3.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体育院校是国家体育事业重要的“人才库”“智囊团”,承担着培养高水平高素质体育人才的重任,因此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体育院校创新的首要任务。因此,沈阳体育学院在由传统经验型高校向现代科技型高校转型过程中,从发展定位出发,立足学校实际,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1)创新本科生培养体制、机制。根据“稳定规模、调整结构”的原则,以社会对人才培养规格的需求为出发点,修订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了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研究生教学保证体系。鼓励和支撑各种合作办学并建立实习实训基地。2)创新研究生培养体制、机制。与企业合作推进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拓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领域。科学规范研究生校院两级管理,不断加大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检测抽查工作力度。

3.2 创新科研平台,优化科研环境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囿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长期以来体育院校的科研工作主要围绕教学环节展开,人才、资源开发力度均有限,封闭性特征明显,影响力不高。新时期体育院校的科研创新,首先要打破封闭的藩篱,迈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尤其是要更好地服务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沈阳体育学院以创新科研平台为切入点,对优化科研环境进行了有益的创新探索:1)对接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建设了以“冬季项目技术诊断与机能评定实验室”国家体育总局A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内处于先进水平的体能康复训练中心为统领,包括低压氧舱训练恢复实验室、运动训练监测评价实验室、运动风险评估实验室、运动员选材实验室、运动员心理训练监控实验室、细胞分子实验室等在内的多位一体的竞技体育科研平台群。2)对接国家和辽宁省全民健身战略,建设了由国民体质监测与评价实验室、生理生化检测中心、慢病及代谢疾病防控实验室、运动损伤诊断评定治疗实验室、运动智能健康管理实验室等组成的全民健身科研平台群。这两个设施、功能完备的科研平台群运转良好,为培养大批优秀运动员和促进辽沈人民身心健康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撑与保障。

3.3 创新竞技体育布局,优化竞技体育梯队建设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助力国家竞技体育实力的增强,为竞技体育提供优质服务,是体育院校不可或缺的逻辑方位与立校之本。新时期进入建设体育强国主阵地,体育学院自然责无旁贷。

具有悠久竞技体育历史的沈阳体育学院,在新时期主动地适应和衔接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与辽宁体育发展战略,坚持“突出冰雪兼顾其他”的原则,在保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U型场地单板滑雪、速度滑冰、拳击、跆拳道等原有优势项目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滑雪U型场地、大跳台/坡道障碍技巧、蹦床等潜优势项目,初步构筑了集团式的竞技体育格局。与此同时完善梯队建设,主动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青年队跨项组,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储备了后备人才;速度滑冰、U型场地单板滑雪项目均有运动员入选国家青年队。在业训领域,重点打造板球、角斗士、花式跳绳、滑雪登山等处于国内一流水平的运动队,助力其代表国家参赛。

3.4 创新管理制度格局,优化学校治理体系

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损耗,是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则和主要目的。近年来,沈阳体育学院以创新为抓手,学校致力于解决长期积存的管理痼疾,全面优化治理体系,产生了可观的管理效益。1)以落实学校章程为着力点,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充分信任和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领域的决策、引导和咨询作用,持续强化工会、教代会和学生会的作用; 进一步明晰学校与二级学院两级的责权利,使责任、权力、利益与事业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益紧密挂钩,实现两级办学管理。2)本着“立足实际、稳中有变、完善功能、优化整合”的原则,紧紧围绕建设“机关精、教学强、保障有力”的目标,合并职能部门,精简管理人员,突出管办分离。3)围绕辽宁省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高等学校绩效管理的要求,充分发挥绩效考核在推动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办学水平中的导向作用,用绩效考核来监督、评价各部门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职能、提高管理效能。

4 全方位提升竞争力,助力体育院校可持续发展向纵深推进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既是国家、民族、个人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习大大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面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体育院校在健康中国建设中新的使命,只有全方位提升竞争力,才能助力体育院校可持续发展。

4.1 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导引竞争力提升工程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行

全方位提升学校竞争力,首要条件是必须拥有坚强的政治思想保证。习大大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把教育改革发展纳入议事日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熟悉教育、关心教育、研究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精心培养和组织一支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个人。”关于这一方面,沈阳体育学院采取的措施是:1)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切实承担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切实落实到办学治校的实践中。2)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严格实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充分调动各类、各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真正把政治强、作风正、敢担当、善管理的优秀干部选拔到人岗相适的领导岗位上。3)健全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度,强化责任担当。以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为经常性抓手,推进党的组织生活常态化、长效化。4)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进一步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加强党内监督,逐步建立并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促使各级党员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5)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纳入学校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有效构建了辅导员、专任教师、各级团干部、学生管理干部、各级党组织书记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并在学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同频共振,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4.2 补齐短板,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竞争力

毋庸讳言,体育院校不同程度存在办学“短板”问题,甚至存在涉及面广、沿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结构性“短板”问题。只有逐步解决这些“短板”问题,才能为提升体育院校竞争力扫清障碍。

近年来,沈阳体育学院以建设一流本科为核心指标,不断强化质量生命线,拾遗补缺,扬长避短,为解决办学“短板”问题,采取了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1)在人才培养方面,从实际出发,在扩大社会体育、休闲体育等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年招生规模的同时,适当压缩其他专业年招生计划,各种培训和留学生教育齐抓共进。2)在学科建设方面,新增3个体育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学术型研究生的硕士学位授权点数量由4个增加到7个;新增公共管理硕士、资讯与传播硕士2个专业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授权点由1个增加到3个,实现了多学科培养硕士层次人才的突破。

4.3 精益求精,提升科研竞争力

科研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学校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由于科研工作需要长期积累,是一项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工作,所以,体育院校科研竞争力的提升就需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一步一个脚印,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一方面,沈阳体育学院采取的措施是:1)重点加强“双一流”建设,强化对校内已立项的11个重点学科方向的监督管理、绩效考核及动态调整。紧密呼应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力度引进和培育学科专业领军人才。修订学校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加大奖励力度,积极培育标志性成果和国家级科研项目。2)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除围绕竞技体育、运动康复与健康等领域打造特色鲜明的体育科技平台群外,还加强校内外各方协同,探索建立符合学校发展实际的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链,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委托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

4.4 强化特色,提升竞技体育竞争力

充分发挥整体优势,服务竞技体育强国战略,是体育院校的使命担当。体育院校开展竞技体育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规模和层次,尤其不能超越自身能力与地域特色闭门造车。各校要依据地域特色、历史传统、办学实力等确立各自的竞技体育发展定位。

沈阳体育学院就是依托东北地域特色与学校优势发展冰雪项目,既因地制宜,更有利于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技体育特色。

1)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学校独辟蹊径,突出冰雪特色,自主培养了以陈洪斌、杨尔琦、纪冬等几任国家队主教练为代表的一批冰雪项目国家队教练员和科研人员,以及以奥运冠军韩晓鹏、世界冠军李妮娜、徐囡囡、徐梦桃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运动员。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郑姝音夺得跆拳道女子+67公斤决赛冠军,学校实现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夺取金牌“零”的突破,成为国内唯一一所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在冬夏两线上都有奥运冠军的高等学校。2)形成了一批凸显冰雪运动特色的优质原创研究成果: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冰雪统编教材《冰雪运动》和第一部教育部普通高校国家级规划教材《雪上运动》,出版冰雪领域专著39部、冰雪系列教材19部;完成了冰雪领域国家级课题13项,承担冬奥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项目29项;获国家体育总局冬奥攻关与科技服务突出贡献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一等奖4项,获得冰雪领域国家发明专利18项等。

4.5 多管齐下,提升社会服务竞争力

新时期体育院校履行服务社会职能,应该围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战略目标来谋篇布局。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双重提高,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客观上要求体育院校引领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方向,并开辟行之有效的实施路径。走出校门,与国家和地方各界进行全方位无缝隙的良性互动,体育院校才能充分释放积蓄的常识与智慧能量,有所作为。新时期沈阳体育学院采取的战略布局是:1)积极推进“省部共建”工程,密切与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部门的联系,拓展与有关项目管理中心的合作。学校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团队长期服务国家运动队、服务奥运攻关项目。全面参与第12届全运会的筹办、赛事组织和服务工作。2)加大服务地方建设力度,与辽宁省教育厅和有关市、区、县教育部门合作,建立教师培训基地,运用学生顶岗实习等方式解决基层中小学体育教师不足的困难。3)成立辽宁省体育产业校企联盟,开辟校企合作新领域,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5 结束语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严峻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体育院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一样的,以改革促内涵建设,才能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生机活力;以创新促优化,才能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生生不息的发展优势;面向未来,体育院校应继续凝心聚力、拼搏进取,主动变革,转型发展,锐意创新,推进各校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为此,体育院校应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补齐短板,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竞争力;精益求精,提升科研竞争力;强化特色,提升竞技体育竞争力;多管齐下,提升社会服务竞争力。以此为发展之路,体育院校必将在新时代为国家高等教育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姚守齐,当前体育院校发展之路:改革、创新与竞争力提升——《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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