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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风险分析与防控策略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全球性的媒介事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奥运的参与和成绩的取得不仅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更关乎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特别是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功参赛以及赛前、赛中和赛后的风险规避与防控尤为重要。2019年年初习大大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坚守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自身形象与学问符号的综合呈现。本研究以“体育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风险防控”等为关键词,对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共得到有效文献82(2001.92018.3),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解析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所面临的风险,以希望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风险防控提供参考。

1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风险因素构成

1.1 奥运历史上的危机事件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使命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不仅关乎新时代国家形象,同时更关乎体育强国战略的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全世界媒介关注的焦点早已经脱离单纯的体育赛事的层面,进而成为以体育为载体影响世界的重大媒介事件。鉴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近年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屡现报端。如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发生的“慕尼黑惨案”,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发生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因组委会筹备不力而出现的气象灾害危机。种种突发性事件都充分表明了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奥林匹克俨然已成为恐怖极端主义攻击的目标;同时,其风险危机事件的发生也正在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风险因素、构成方式以及防范难度也在进一步攀升。

   然而,奥运历史上的危机事件与不良因素的影响并不能阻挡奥林匹克学问的全球范围传播,也不能阻止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而言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体育代表团从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位居金牌榜首位,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检验体育改革的重要契机。第二,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先后提出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以及“全民健身”战略,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展现大国形象和实现“体育强国”等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三,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日本将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重要竞争对手,体育成绩也将被民族主义情感融合和裹挟,于是竞技体育成绩的价值和符号寓意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基于上述目标的战略考量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面临严峻考验。

1.2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风险因素构成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自身形象与学问符号的综合呈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与早已超越竞技体育的本身,而呈现政治、经济、学问以及国际舆论多元符号综合嵌入的态势。正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有着这种全球瞩目的特性,在参加这种可以充分展示体育综合实力的国际盛会时,大家要深刻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曾经提出的“要坚守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思想。奥林匹克运动会因其参赛人数众多、组织管理高度复杂、多元利益主体介入以及与政治符号紧密关联的特性呈现出高复杂性与高风险性的特征。在举办和参加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基于意识形态、种族、恐怖主义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始终对奥林匹克的举办过程构成威胁。除此之外,学问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同样会使竞技体育的参与行为被无限地放大,进而衍生为影响世界范围的舆论事件。为此本研究根据体育赛事所独有的特征以及风险防控的相关理论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风险划分为参赛的外部环境扰动风险、竞技成绩与体育伦理风险、社会结构内部张力风险以及政治和经济风险四个层次。

   参赛的外部环境扰动风险主要包括外部的政治、经济、舆论以及安全风险。竞技成绩与体育伦理风险主要体现在参赛过程中竞技成绩的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需要警觉的自身问题以及与主要国家的竞技结果。竞技伦理风险包括参赛前、赛中和赛后出现的违背体育道德和伦理的行为以及兴奋剂事件等。社会结构内部张力风险主要来源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有借助具体的体育事件爆发的风险。政治和经济风险主要涵盖民族情绪、突发事件、抵制参赛、经费投入、奖励支出与分配等方面。

2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主要参赛风险的分析

2.1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政治风险

   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和参赛始终离不开政治符号和国家权力符号的在场,政治符号的嵌入以及国家权力符号,在给体育赛事带来强大支撑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全球瞩目的媒介事件其风险也呈现复杂化特征,从宏观上来看由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而引发的风险呈现两个方面趋向。第一,由政治决策者本身而引发的风险。这类风险具体表现为政策决策失误、政治任务言行不当、突发性事件处置不当、执政团队违法或领导不当等。第二,由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而衍生的风险。这类风险具体表现为民族情绪风险、政策风险、突发事件风险等。从现有的中国体育发展实践来看,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期间由于政治决策者直接的原因而引发的宏观政治风险发生的几率不大,但是由于临场指挥以及代表队参赛而引发的风险不容忽视。以往的参赛实践和经验表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最大的风险点来自于中国体育代表团与日本体育代表团的竞技成绩之争,如果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没有完成预期任务,甚至在比赛中输给日本代表团将会引发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和负面社会舆论的升级,进而升级为群体性事件。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是日本作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国家,无论是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备战还是参赛都将高度重视,日本在竞技成绩的目标上早已经制定了“金牌数进入世界前三名,力争取得金牌数30枚的目标”。日本提出上述目标是基于近几年日本体育在世界级大赛中的表现而做出的,从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绩来看日本体育代表团已经位居第六位,20172018年日本体育代表团在国际大赛中也有不俗的表现,因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将面临日本强有力的挑战。与民族情绪风险不同,突发事件也同样影响着参赛任务的完成,在今天看来突发事件的风险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中也时有发生,处理不当仍然会对参赛国家带来严重的舆论影响。例如:在韩国光州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澳大利亚选手霍顿拒绝与我国选手孙杨握手、合影川。突发事件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大家同样也不能排除“三股势力”以及“港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的破坏和影响。除此之外,政策风险的干预也同样不容忽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新增了5个大项,将会涉及16个大项的金牌数的变化,空手道、棒球、垒球等新增项目将是东道主的优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仅空手道项目就有8块金牌,这些新的参赛项目的出现必然将影响中日竞技体育博弈的格局,同样也是引发风险的根源之一。

2.2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来源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而言当前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第一,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二,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极易影响商品的进出口,同时也会给外汇银行的外汇储备以及资本的输出与输入带来较大影响。第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与民间投资风险。经济增速的下行与系统风险的不断提升都将会给地方政府的融资与民间投资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第四,房地产政策调整的风险。金融业对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投入会引发通货膨胀,进而衍生金融风险。经济因素表现在体育参赛领域同样会衍生风险,具体涵盖四个部分。第一,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的经费投入与产出失衡的风险。经济投入是保证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以英国为例,英国不断增加对竞技体育的投入,经费从1997年的7.07亿上升到2012年的40亿。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内英国共有591名潜力运动员受益,平均每名运动员获得的经费支撑达到了404.7万元。经费投入为英国近几年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成绩取得奠定了基础,英国也成为竞争前三甲的有力对手。但是大家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对于竞技体育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对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言如果巨大的经费、人力和物力投入与取得的竞技成绩不相吻合,必然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引发国内的舆论声讨。第二,参赛后奖金发放不均衡引发的风险。“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受到这种固化思维的影响,市场占有率大影响力强的项目与市场占有率小影响力弱的项目之间在奖金分配和福利获得上必然存在失衡状况,这种失衡也同样会导致不同运动员以及不同运动项目之间的对比,进而引发利益分配的风险。第三,竞技成绩不确定而导致赞助商观望和赞助资金下降的风险。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成绩如何?能否在最大限度上引发民众的关注?能否取得企业赞助商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企业的赞助动机和经费的资助力度,在大型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赞助商与运动员之间的危机始终存在。例如,耐克因兴奋剂丑闻事件与莎拉波娃暂停合作,因侮辱同性恋者言论抛弃帕奎奥。国际田联遭遇兴奋剂危机后,阿迪达斯和雀巢宣布与其终止协议。百事企业援引管理问题,宣布与印度板球超级联赛(IPL)结束合作。因此,制定预案对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的经济风险进行防控尤为重要。

2.3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竞技成绩与体育伦理风险

   运动员经过民期系统的运动训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成功参加体育竞赛并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竞技体育的最高荣誉殿堂更是各国优秀运动员心中的圣殿。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于竞技体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竞技体育的世界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概念上的田径、体操、游泳这几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大项的竞争格局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如美国在田径以及篮球赛场上的优势地位近年来正在逐渐被其他国家积极赶超,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在世界泳坛上的领先优势也在不断缩小。在这样一种世界竞技体育多极化发展的格局之下,我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需要克服的自身风险因素也愈发明显。第一,传统优势项目的领先地位正在不断被削弱甚至消失。中国乒乓球队因民年占据国际乒坛各项赛事的金牌榜,多年来霸主地位难以被撼动。然而,随着日本队针对本国的乒乓球梯队建设进行了全面布局,其培养成果已初见成效。近两届世乒赛以及国际公开赛,日本队选手就战胜中国队并取得了男单女单的冠军。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队作为东道主,也必将对中国乒乓球队造成极大的威胁。此外,之前曾连续获得奥运5连冠的中国羽毛球女双队,也曾在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折戟,近两年参加汤杯与尤伯杯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随着林丹、傅海峰等一批老队员的退役,不得不承认现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处于缺失在世界羽坛具有统治地位的“一哥”“一姐”的窘境。第二,一些传统优势项目出现了后备人才培养质量缩水的情况。相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中国男子篮球的战绩可以说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并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八名的优异成绩。然而,在刚刚结束的男子篮球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中,中国男子篮球居然以23负的历史最差战绩第一次失去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直通「1票。通过这次赛事,中国男子篮球在“后姚明时代”的问题得以爆发式凸显,整个系列赛只有易建联这一名老将发挥尚佳。在国内联赛上叱咤风云的周琦、郭艾伦等年轻球员在与国际强队进行对抗时凸显了体能以及技术水平的明显差距,这也在另一个层面体现出了我国后备人才培养质量的缩水。除此之外,举重以及体操等项目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些问题,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警觉。

   采用各种违背体育伦理的手段获取竞技成绩不仅仅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肆意践踏,同时也是对参赛公平性的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于使用兴奋剂的行为都秉持零容忍的态度。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然而中国队的三名运动员在事隔多年的兴奋剂检测中被查出尿检呈阳性被取消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由此也导致了后续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被谴责和质疑使用违禁药品。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兴奋剂的检测、防范与惩罚的力度,2017年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共检测17338例,其中阳性140例,检测结果中被判定违规的有92例,2018年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共检测19469例,其中有160例运动员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66例阳性违规,4例其他违规涉及2018年《禁用清单》中的七类禁用物质。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在国际上虽然得到了相关组织的认可,但是并没有消除国际舆论的不良影响。尽管我国不断加大兴奋剂的监测力度但是赛前、赛中和赛后被检出兴奋剂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被检出赛内氢氯噻嗪(利尿剂)阳性被处罚禁赛两年,2016年里约奥运400米男子游泳比赛冠军霍顿对中国选手孙杨曾经因兴奋剂受到处罚一事出言讽刺,称其为“兴奋剂骗子”,这种舆论对我国的体育形象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此外,我国的兴奋剂和管理处罚时效性和协同性也让国外国媒体介猜疑,原因在于我国对于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的认定是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做出的,而对运动员做出处罚则是由各个单项协会做出,这两个管理部门之间对结果和处罚的认定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差,比如孙杨的曲美他嗦案,在20175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的赛内检查中发现A瓶尿检呈阳性,在7月份召开的反兴奋剂听证会上认定阳性成立,但是属于误服。但是到了当年的1124日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才公布孙杨的兴奋剂处罚,此时孙杨已经被禁赛3个月,禁赛期早在8月份已经结束。正是由于这种被滞后的公开而引发了国内外国媒体体的猜测,为后续的国外国媒体介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舆论攻击埋下了伏笔。针对这种舆论风险2018年出台的《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对处罚期限、处理审核备案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关于兴奋剂处罚的公开、公正的原则。但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的体育伦理风险仍然存在,兴奋剂的使用只是诸多伦理风险中的一种,裁判的判罚以及运动员的行为越轨等因素也同样存在,制定相关策略进行风险防范将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2.4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外部环境风险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入新旧秩序更迭,传统与现代变革交织的历史转折点。一直以来由于中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导致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学问环境均存在较大差异,风险社会的到来也使得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基于上述背景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部的政治环境风险仍然存在。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仍然存在并有愈发激烈的演进之势,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这对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提出了挑战。第二,外部的经济环境存在着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三,外部的安全和社会学问环境复杂多变。一直以来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始终存在,区域间的热点冲突呈现复杂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滋生,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和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参与来看,以体育赛事和运动员的参赛为具体事件的舆论攻击以及外部环境的风险始终存在,并且对我国的国家形象和体育事业发展形象都构成了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制造舆论攻击,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体育形象构成较大风险。例如: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游泳比赛中,我国名将叶诗文在400米混合泳比赛中打破世界记录获得该项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叶诗文在最后冲刺过程中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名将罗切特,这时候英国讲解员克莱尔在讲解词中公然攻击叶诗文使用了兴奋剂,这一舆论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在外界媒介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参赛选手和我国的形象都构成了负面影响。其次,媒介对选手的过分炒作和关注,对运动员参赛和正常发挥带来风险。资讯媒体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前对运动员的报道和追踪一直是资讯传播的重要手段,但是资讯媒介对于参赛选手的过分炒作和追踪势必会给运动员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导致选手发挥失常甚至比赛失利。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内外资讯媒介对刘翔的关注和炒作,与最后的参赛结果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进一步说明了参赛的外部环境给参赛选手带来的影响。再次,参赛过程中刻意对运动员和国家符号进行诋毁,对国家形象构成的风险。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中国选手和韩国选手并列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第三名,在颁奖仪式的时候主办者刻意将中国国旗挂在韩国国旗的下方,这引发了中国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和不满。总之,外部环境风险的发生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来源于以西方部分媒介和以个体为代表的歧视和攻击,外部环境因素风险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家形象的攻击和诋毁同样也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

2.5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社会风险

   来自国内社会结构张力的释放同样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破坏作用,这一点更需要引起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学问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急剧社会变迁也是史无前例的,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矛盾、贫富差距、相对剥削感的提升等社会问题在所难免。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张力往往会借助具体的事件得以爆发和释放。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同样也面临着社会结构张力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结构性张力的风险转移。近几年来虽然民众对于竞技体育成绩的关注度开始呈现理性平和的心理走势,但是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前后媒介的传播和炒作,民众的情绪极易被再次点燃,如果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那么必然会出现民众情绪的负面心理走向,这种心理走向将会和国内出现的不良社会心态相互融合、发酵,甚至会衍生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事件。1989519日发生在足球比赛过程中的“黑色三分钟”引发球迷强烈不满,最后上升为群体性事件,给民众的财产和安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经历就给大家提供了历史教训,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寄予厚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仅仅夺得5枚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11枚银牌和12枚铜牌,竞技成绩落后于当时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赛后国内民众对这种结果普遍不满,无论是参赛运动员还是管理者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舆论攻击。第二,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风险转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层的加剧,公权扩大化以及民众相对剥削感的增强,近年来体育领域假球、黑哨等越轨行为和违背体育伦理道德现象的出现,以及操控比赛、贿赂裁判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在一定程度上对转型期体育与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体育参与者所暴露出的失范与越轨行为也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认知和判断。例如:网络平台上曾经发布了一篇《清华大学跳水队总教练于芬写信检举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侵吞奖金》的文章叫,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诸多不良影响。此外,游泳冠军孙杨顶撞教练、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在领奖台上遮挡领奖服LOGO以及和尿检人员发生冲突等一系列事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本人和中国运动员的形象带来不良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结构的张力风险可以因具体的事件而引发,但是也会因事件的良性走向而得到控制和化解,因此,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前未雨绸缪,增强风险防控尤为重要。

3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风险预警防控体系的构建

3.1 以风险防控为导向建立预警机制,制定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针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建立预警预案可以理解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所有风险进行风险监测、风险预报、分级响应的预警机制以及在奥运参赛过程中出现风险事件处理的责任分工、工作内容规范等构成的应急系统的总称。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面临着诸多改变,国际环境的多变性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的政治风险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就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本身而言,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设置以及主要竞争对手的竞技格局都有诸多改变。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将从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306项增加到339项川。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仅在参赛的项目上有所增加,参赛的人数也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参赛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0616人叫。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而言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于参赛风险的防抗也将是全面的,具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应急预案。首先,公布奥运备战的经费预案以及分配机制,规避经济风险。奥运备战的经费不透明是引发民众猜忌与各个运动队经费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管理者层面应该公开经费的预算与支出,同时加强对赞助企业宣传分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形势,培育体育赛事的长期合作伙伴。第二,主动防范由兴奋剂、裁判和运动员心理因素而引发的风险。防范兴奋剂风险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的重中之重,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要加强兴奋剂的检测和防范力度,进一步完善兴奋剂检测、处罚的透明机制,同时要增加舆论宣传力度,建立底线和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应急事件的处理机制;另一方面要从思想上摒弃金牌至上、锦标主义以及为了成绩利益而不顾一切后果的错误思维方式,要把前瞻性的思维与后顾思维相互整合,做到风险排查与应急预案同步进行。第三,注意了解民众舆情动态,防范社会结构张力风险转移。民众的舆情走向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民众舆情的积聚与爆发为集群行为以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而言,民众舆情的走向与积聚同样具有较大的风险,这就需要大家清楚地认识当前大家面临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严峻性的特征,这就需要大家既要警惕“灰犀牛”事件的风险,同时也要防范“黑天鹅”的发生。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从表面上来看是体育事件,但实际上是国家综合实力以及社会多元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大家必须要强化风险意识,常思大事、长观大局,科学预测形势的发展以及由奥运参赛而引发的危机和风险,针对性地制定防范策略,做到未雨绸缪。

3.2 以舆论导向和媒介风险防控为首要,建立应急管理机制

   风险本身就包含着不确定性因素,往往风险的不确定性来源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一个具体的事件经过媒介的不断放大则会衍生为重大事件,由媒介所衍生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信息传播过程中所生成的风险,这种风险的生成依托于媒介的传播而存在,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发酵进而成为社会性的问题。这种被媒介放大的事件不断受到网民的“哄抬”产生了不必要的扩大效果衍生出了更广泛的社会风险和危机。例如:在日本核泄漏的过程中,媒介对于事件的报道不断地发酵和变异,进而衍生为国内民众对事件的误读,发生大范围的“抢盐”闹剧。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领域这种舆论的放大作用也同样存在,例如我国的个别运动员因为“牟利”或“误服”等原因涉及兴奋剂问题,这些源于个体的兴奋剂事件经过国外国媒体体的不断放大借题发挥,进而成为攻击中国体育代表团整体性形象的媒介事件。另一方面来源于事件本身所存在的风险。这类风险的生成和演化要早于媒介的传播而存在,而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则充当了风险的信息源,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比赛的参赛过程中世界性的媒体对于运动员的聚焦,促使运动员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进而使运动员超越自身进而成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但是往往这些运动员也会因为一时的负面资讯而引发广泛的批评,甚至成为舆论争相报道和怀疑的对象,例如:高尔夫运动员泰戈尔·伍兹的性丑闻事件、美国田径名将玛丽安·琼斯的兴奋剂丑闻事件以及“网球王子”安德鲁·阿加西的冰毒事件等等。为此,舆论导向所引发的风险同样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这种风险长期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对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而言同样面临着媒介传播的风险,合理运用风险引导舆论导向不仅会在参赛的具体实践中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撑,而且还会将奥运参赛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反之,将会引发不可预测的负面效应。例如: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我国运动员刘翔的退赛,曾经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现场观众更是具有较为强烈的被欺骗感,谣言不胫而走,这给中国体育代表团和国家形象都带来较大的影响,事情发生后中国田径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利用媒体,争取到了说明权,相继建立了“信任框架”“理解框架”“支撑框架”,在面对一些媒体的攻击时,国内一些主流媒体积极反击辟谣,最终实现了“理性报道框架”的效果,成功化解了舆论危机。当然,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危机事件的处理还存在公民外交不足、被动回应等问题,但是这也为后续的参赛提供了宝贵经验。

3.3 以构建国家体育话语能力表达机制为抓手,涵养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国家体育话语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体育领域的话语影响力,国家体育话语能力的实施主体主要由体育主管部门的话语能力、媒体对体育话语传播的能力以及体育参与者个体的话语能力组成。国家体育话语能力的建构和表达机制是传递大国形象和民众对于体育学问认知以及观念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体育赛事中不仅仅表现在政府应对由具体赛事而衍生的危机事件的能力,更表现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在国际体育组织以及相关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媒介的报道和应急反应能力也同样左右着由体育赛事而引发的危机和风险的走向,以往我国媒体对于运动员参赛而引发的危机事件的报道往往居于被动回应的层次,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假打”事件,“孙杨兴奋剂事件”,等等一系列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提高媒介话语权同样是关乎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也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危机处理和应对的关键举措。除此之外,民众对于体育学问以及竞技体育的理性认知,进而在此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公民外交和体育参与者个体的话语能力至关重要,民众对于体育参与理念的认知以及行为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学问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民众对于体育理性平和的态度彰显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对待体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并不是民众对体育所承载的政治以及社会功能的藐视,而是一种脱离于“唯金牌论”“锦标主义”以及“工具理性”的成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呈现与新时代“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紧密结合,是民众对待体育的态度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基于上述三个重要维度的认知是摒弃由体育参赛而引发的“民族主义”“世俗化”与“工具化”等风险的有效手段。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话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或者规避部分风险发生的几率,但是并不完全消除风险,这是因为作为全球瞩目的媒介事件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社会结构性压力释放的导火索,而由体育参赛过程中媒介传播而引发的舆论影响极易成为矛盾冲突的释放口,由奥运参赛而引发的负面信息、公关危机往往难以控制。因此,建立危机管控和风险防范机制尤为重要。

4 结语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在即,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功参赛以及赛前、赛中和赛后的风险规避与防控尤为重要。从风险本身而言就包含着不确定性因素,为此综合考虑可能的风险源,对风险进行预警和防控是参赛前的首要工作。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云计算以及遥感探测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运用,给传统的风险防控和危机预警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风险的分析和防控策略的制定,而对于“以风险防控预警功能为导向”的预警预案体系的建立将是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也是奥运参赛风险治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摘自:于鹏,刘连发,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风险分析与防控策略——《体育与科学》,2019.06

日本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日本体制”研究 

前言

   竞技体育体制和重大体育赛事的备战模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国是通过“举国体制”来实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运动成绩提升。“举国体制”诞生于前苏联,通过借鉴、创新得以在中国繁荣发展。前苏联在“举国体制”助推效应下,分别于1956年墨尔本奥林匹克运动会、1960年罗马奥林匹克运动会、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会、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金牌榜第一位。中国在“举国体制”实施进程中,较为快速地实现了从奥运金牌零突破到奥运金牌榜第一的体育大国梦。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开始转换备战模式,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争夺更多的金牌进而扩大国际影响力,逐步实施具有本国特色的“举国体制”。例如,英国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失利后成立了UK Sport体育机构,加大资金投入,重视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培养(Houlihan et al.2009)。并为许多优秀运动员提供系列体育科学和医疗服务,用以改善运动员健康水平,提高运动员竞技表现。由此,英国在这种“举国体制”的驱动下实现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榜第四、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榜第三、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榜第二的瞩目成绩。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在即,日本政府统筹全国及全社会的力量备战奥运,开启了日本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国体制”时期,即所谓的“全日本体制”,并寄希翼于实现本土奥运金牌榜前3名的目标。本研究主要阐述日本为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机构设置、财政支撑、场馆设施、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的现况。

1 20年日本竞技体育发展回顾

   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因夺得3枚金牌,14枚奖牌跌入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排名的低谷。进入21世纪,为重塑世界竞技体育大国角色,日本相继出台了《体育基本振兴计划》《体育立国战略》《体育基本计划》政策,国会制定了《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法》《体育基本法》,成立了日本国家体育科学中心(Jap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s , JISS),确立了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一贯引导系统”,立志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会斩金夺银的目标。“一贯引导系统”是根据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过程和规律,制定科学的培养计划与引导要求,并在结合运动员个性特点及需要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连贯地在各阶段和各领域实施,使之培养为世界高水平运动员(陆作生等,2014;文部科学省,2004年)。整体而言,在“一贯引导系统”模式下,优秀运动员通过学校、地方团体、竞技团体的协同合作培养而产生。首先,学生在体育课上及课外体育活动中经历一个认知体育活动、参与体育活动、体验竞技项目、感悟竞技魅力、培养竞赛兴趣的导入阶段。其次,地方俱乐部和学校体育部根据入选人员自身所具备的运动天赋进行多样化选材,挖掘不同项目的竞技人才。再次,经过高校、企业及体育俱乐部全面培养后,各项目的优秀运动员统一集中进行短期强化训练备战世界大型体育赛事(彭国强,2019)。在“一贯引导系统”模式实施的背景下,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获得了16枚金牌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这种模式的持续性不强,在随后的北京和伦敦奥运分别只获得了9枚和7枚金牌。这样的结果也让日本代表团在国内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探索新的竞技体育模式势在必行。

   随着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政府对竞技体育在政策、经费、人才培养、社会力量统筹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撑。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07月举行。为了使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成功,使参加比赛的日本运动员取得最佳成绩,有必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备战环境并建立完善的备战体制。日本文部科学省协同其他相关部委和机构与东京奥组委、日本奥委会(Japanese Olympic CommitteeJOC)、东京都政府等展开合作,为了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推行“全日本体制”(文部科学省,2014)。

   在东京奥运开始前的5年时间里会注重运动员机能强化和运动表现提升。为了提升有望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的能力,通过日本奥委会辅助事业支援国家队在国内外进行集中训练的同时,还配置了专门的国家队教练。为了充实运动强化活动,从2015年开始对日本奥委会的支援事业进行改革,经费将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统一支配,然后再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与奥委会协作向各个中央运动团体分配运动员培养经费。针对有望获得奖牌的比赛项目,实施了从多方面战略性地进行专业化、加大力度的“多重支援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进行集训或参加高级别赛事时进行动作分析、比赛分析、情报搜集、营养支撑、身体机能支撑、心理支撑,并通过各项目专业人员对运动医学、运动科学和其他方面情报的综合分析为运动员提供支撑和保障。同时,充分利用日本本国的科学技术,实施对比赛用具、弥补日本人弱点的专用训练工具、提升体能及疲劳恢复相关的器材及技术展开研发。

   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也代表着日本的竞技体育从2013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国家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获得了12块金牌的成绩,通过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日本的目标不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在长远的未来。

2 日本备战东京奥运的行政与政策支撑

2.1 体育厅的成立

   2015年日本成立了体育厅(Japan Sports Agency ,JSA),其前身是文部科学省下属的体育·青少年局。这次改制不仅仅换了名称,作为文部科学省的外设机构,其职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多种权限的集中。在体育厅成立之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方面学校体育由文部科学省负责、残疾人体育由厚生劳动省负责、竞赛场馆设施及环境优化升级由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负责。体育厅的成立就是要将如此错综复杂的职能分担进行统一管理,进而振兴日本的竞技体育(文部科学省,2015)

   体育厅的工作人员由改制前的76人增加至121人,分设了政策科、健康体育科、竞技体育科、国际科和奥运/残奥科(有限期)等具体职能科室。另外还有专门负责地区体育振兴和民间体育的参赞人员。而设立体育厅之后虽然其他原部门仍继续实施政策和开展工作,但是体育厅会作为最高指挥部门担当核心角色。

2.2 “铃木计划”

   日本体育厅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为保障2020年以后日本体育的高速和持续性发展拟构筑完善的支援体系。201610月象征着以国家力量集中支援竞技体育发展的“铃木计划”应运而生。针对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铃木计划”提出了2个发展阶段,活跃基底确立期和最后冲刺期。至2018年为活跃基底确立期,该阶段的目标是全方位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为最后冲刺期奠定基础,组建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下设的高水平运动表现中心(High Performance Center ,EIPC)与日本奥委会、日本残疾人奥委会等部门协作的团队,为中央竞技团体(National FederationsNF)在PDCAPlanDoCheckAction)管理循环中制定和实施强化战略提供全面的咨询和帮助。其中的中央竞技团体类似于我国的各个单项运动协会。

   从2019年起,备战东京奥运进入最后冲刺期,主要目标为最大限度地取得奖牌。日本奥委会在东京奥运设定了金牌数2230枚,金牌榜进入前三的战略目标。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奖牌可能性较高的竞技项目将被认定为东京重点支援项目并得到更大力度的支撑。政府对东京重点支援项目的支撑主要体现在提高经费预算和对运动员的全方位支援。东京重点支援项目的判定标准体现在2个方面,第1种方法根据参加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或世界锦标赛的比赛成绩判断;第2个是在每次参加比赛前各个中央竞技团体都会制定比赛任务和目标,根据完成目标的情况进行评分和判定。

最终日本体育厅于20193月公布了最终冲刺期东京重点支援项目的名单。其中奥运项目S5项目、A10项、残奥重点项目8项。

2.3 “体育基本计划”(第二期)

   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根据“体育基本计划”的规定和内容,制定了第二期的“体育基本计划”。所谓第二期就是实施规划的第2个“五年计划”,自20174月一20223月。“体育基本计划”是《体育基本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与体育相关政策法规统筹性的,且有计划推进的重要指南。

在第二期计划的内容中主要包括提升国民体育参与率、通过体育促进社会发展、通过体育与世界连接和创造未来。在与世界连接的模块中,提升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是核心内容,而且特别提到“全日本体制”。国家上下一心集中发展好竞技体育,这一点与我国长期实行的“举国体制”非常相似。

2.4 我国备战奥运的政策支撑

   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这是后北京奥运时期我国对于备战奥运的引导性文件(国家体育总局,2011)。《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指出,为不断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加大了备战奥运的经费投入,满足各项目在强化训练、国际竞赛、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经费支撑,巩固传统运动项目(举重、射击、体操、乒乓球、羽毛球)(彭国强等,2018),探索各个项目实现“科、训、医、教”一体化人才培养与奥运备战模式(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2011)。在北京奥运周期过后,针对竞技体育发展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寻求解决问题的方针以谋求竞技体育的长期健康发展。20199月,国务院出台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务院办公厅,2019),提出青少年体育发展促进、国家体育训练体系构建和科技助力奥运的政策规划。

3 日本备战东京奥运经费投入

   日本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充足体育经费的保障。日本竞技体育费用来源主要由日本政府、体育彩票和体育振兴基金构成。政府投入的经费一方面用于日本体育科学研究所与国家训练中心等场馆的建设,另一方面用于优秀运动员的训练及比赛。体育振兴基金经费主要用于常规性竞技体育赛事,体育彩票提供的费用用于高水平运动员的选拔、培养与强化(田野,2018)。自2005年以来,日本用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预算经费呈持续上升态势。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及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竞技体育经费投入虽年年递增,但增幅相对较小。奥运奖牌数量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基础上有较大增幅,但获得金牌数量略有下降。在2013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成功后,日本于20142016年加大力度增加竞技体育费用预算,“奥运金牌强化”理念成了日本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内容。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日本获得金牌数量较2012年几乎成倍增加。日本在2015年成立体育厅后,出台了系列针对年轻运动员挖掘与培养的方案,全力培养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人才,更为密集地采用强化集中训练模式。

   就历年预算经费使用配置变化而言,2008年至今,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领域有相应调整。如20082010年,为实施日本竞技体育复兴计划项目,预算经费主要用于参加世界大型体育赛事的顶级运动员的培养与强化(文部科学省,200820092010)。

   2010年日本的《体育立国战略》提出后,2011年预算经费开始支撑日本体育立国项目,一方面用于俱乐部向学校派遣体育引导员与教练,进行不同项目的人才选拔;另一方面投入到竞技体育科学研究中,如配置体育医生,研发尖端比赛器材,构建分层多样化的训练体系(文部科学省,2011)。2012年,经费主要用于国家竞技能力提升计划,如重点支撑在世界大赛中已获得奖牌的项目及有潜力争夺奖牌的运动员培养体系的构建(文部科学省,2012)。2013年预算经费用于团队协作服务日本竞技能力提升推进计划,一方面全方位支撑顶尖运动员的发展,设立了从运动心理、运动生理、战略情报、技术动作等的综合支撑系统;另一方面,进一步培养与支援女性运动员,帮助女性运动员提高竞技能力,如强化世界顶级女性运动员的情报收集,优化女性运动员训练环境,完善女性运动员社会支撑体系(文部科学省,2013)。在2013年申奥成功后,2014年有专项经费用于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战略规划,主要资助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年龄段运动员培育强化项目,如实施对青少年运动员进行国内集训、海外远征、团队培养及竞赛战略强化的模式;整合医疗、信息技术等服务于重点夺金项目。通过大学、企业及竞技团体协同配合发掘、培育竞技体育人才(文部科学省,2014)。20152019年经费主要投入到竞技体育事业提升、NTC装备扩充及NTC竞赛项目据点强化等方面。竞技体育事业提升及NTC竞赛项目据点强化的预算分别从2014年的48.52亿日币、6.59亿日币增长到2019年的100.47亿日币、9.62亿日币。NTC装备扩充费用于2017年、2018年保持较高投入,分别为36.40亿日币、36.47亿日币,2019年略有降低。这些费用涵盖各个项目教练员的配置、训练设备的引进、训练环境的优化、医疗服务的提升及竞赛数据采集与分析(文部科学省,2019)。

   从日本竞技体育投入产出比看,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产出比呈现单峰型变化趋势,奖牌产出比呈现凹型变化趋势。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金牌产出效益最高,奖牌产出成本最高。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产出效益最高,金牌产出成本最高。

4 日本备战东京奥运强化训练设施

4.1 国家训练中心

   为了达成日本奥委会制定的夺金目标,让日本选手能够在东京奥运赛场发挥最高水平、获取历届最多的金牌数量,除了通过运动医学、运动科学、情报科学以及在培养精英运动员和挖掘下一代具有潜质的运动员方面给予支撑之外,也需要为奥运选手提供一体化的训练设施,其中既包含奥运项目场地设备也考虑到残奥会比赛项目的训练需求。

   日本国家训练中心(National Training CenterNTC),又称味素国家训练中心。早在20081月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当时是为了备战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第一个由日本政府负担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集中训练的综合性设施。2015年,为了改善训练环境适应新的训练需求,并综合考量残疾运动员的训练场地设施问题,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决定对国家训练中心进行全面改造和升级,2016年开始施工,20196月竣工并投入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训练中心坐落在国家体育科学中心旁边,两座建筑之间开设了通道,并设置了共通的网络回路。国家体育科学中心是日本为了提升运动员的国际竞争力而设立的运动医学、体育科学、情报研究的中枢机构。两者在地理位置和通讯上的互通将使科研团队更直接高效地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备战服务。

4.2 地方强化训练中心

   国家训练中心无法满足的训练场地,将由国家指定“国家训练中心竞赛项目分类训练基地”,为提升日本体育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环境保障。在集训地中,主要分为冬季项目、海上/水上项目、室外竞技类、高原训练、残奥竞技等合计40个训练基地(截至20184月)。这些训练基地与国家训练中心大本营一样,都会接受同样的科研、技能强化以及管理方面的服务。

5 日本备战东京奥运人才培养机制

5.1 人才挖掘·培养计划(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TID

   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主导制定了TID计划,致力于选拔有潜质和天赋的优秀人才,通过优秀教练员的引导,使优秀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简单来说,TID就是让有希翼和潜力的优秀选手和优秀的教练员能够相遇。

   TID会通过3种模式对运动员进行培养,即项目适性型、项目特化(选拔)型和项目最适(转向)型。项目适性型主要针对小学和初中生为对象,通过比赛实践对运动员身体机能和意识进行培养,在此基础上根据运动员的发展情况和教练员的综合判断再为选手确定最适合的运动专项继续训练。项目特化(选拔)型主要针对有一定专项训练基础的运动员,通过选拔的方式进入更高级别的队伍。项目最适(转向)型是选手充分了解自身技术和能力的基础上,更换运动专项,主要针对一些可以在短期内提高运动成绩的竞技项目。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展的TID又称作NTIDNational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NTIDNTID2013年开始实施,3年时间里共有500人参加,其中9人得到了中央竞技团体培育项目的机会。

5.2 日本新星计划(Japan Rising Star Project, J-STAR)

   在第二期“体育基本计划”(20174月实施)和“铃木计划”(201610月公布)中,都将运动人才的挖掘作为重要内容。以此为契机,2017J-STAR计划正式颁布并实施。在体育厅、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日本奥委会、日本残疾人奥委会和日本体育协会5个部门的联合推动下,J-STAR人才挖掘计划在日本全国各地展开,选手与每个项目世界级别的教练员以集训的方式共同训练。通过该计划,挖掘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活跃的运动员,并引导体育团体建立有效的人才挖掘和培养模式。

   J-STAR计划的挖掘培养模式分为3个阶段,募集阶段、测试阶段、验证/集训阶段。J-STAR计划的目标项目是游泳、跳水、赛艇、举重、手球(女子)和7人制橄榄球(女子)等可在短期内快速提升运动成绩的竞技项目。目标选手为12-17岁的学生,在募集阶段学生会通过网络报名提供个人的身高、体重、新体力测试结果等信息;通过初步的募集,学生会在日本国内9个指定测试场所进行力量、速度、耐力、比赛经历和专项水平的评测;符合要求的学生会进入验证其能力和水平的第3阶段,在确定竞赛项目之后会与聘请的国外高水平教练在全国7个指定训练场所进行为期1年的集中训练。在集训过程中会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以验证成绩,特别优秀者可被选拔至各个项目的中央竞技团体进行更高级别的训练和比赛。J-STAR计划致力于在东京奥运开始前选拔25名有潜力的选手,为各个专项中央竞技团体平均分配13个名额。

   目前共计有350所学校的校园内张贴了J-S TAR计划的宣传海报。2017年募集人数为1 189人,进入最后验证阶段为43人。2018年进入验证阶段的选手为40人。这些选手经过1年时问的验证集训,将有机会进入各个项目的中央竞技团体,进而进行更高级别的训练和比赛。

5.3 培养世界级人才的路径(Worldclass Pathway NetworkWPN

   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与从事运动员挖掘与培养工作有关的团体合作,致力于构建可以在整个日本挖掘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体育人才的体制,因此成立了WPN。在WPN机制中,除了需要共享国内外挖掘和培养年轻人才的相关信息之外,各个会员单位还要有效利用平台互相合作,提供各自拥有的训练设施并促进人才流通,使运动员挖掘、培养系统更为有效地运行。截至20188月,已有27个会员团体加入到WPN中。

5.4 希翼之星海外强化训练扶持计划

   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于2017年开展了“希翼之星海外强化训练扶持计划”。该计划聚焦2020年和20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以能够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良好成绩同时有望在2024年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冲击金牌的年轻运动员为主体,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开展海外集中训练。该计划不仅派遣运动员本人,还会一同派遣该运动员的教练、训练师及其他团队工作人员,在保证运动员原先的训练方法和强化模式的同时,接触海外最高水平的引导和训练方法,旨在提升整个训练团队的教学和训练水平。海外派遣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可以参加世界各国国家训练中心举办的活动、海外举办的训练营、参加海外的联赛、搜集海外的体育情报和医学、科学信息并加以利用等。该计划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点支援项目中选拔选手,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由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日本奥委会、日本残疾人奥委会以及外部专门人员共同构成选拔委员会,通过严格的审查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年轻运动员。选拔的条件为已经暂露头角、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值得期待的选手、20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有望获取金牌并且可能成为明星选手、水平要高于各年龄段的强化指定选手、2016年时年龄小于23岁、2020年之前可以持续完成该计划的选手和团队。

5.5 我国现阶段奥运人才培养新动向

   为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为后续奥林匹克运动会储备竞技体育人才,国家出台了系列文件用以引导具体内容的有序实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引导意见》指出,需强化、完善已有青少年三级训练网,充分调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儿童体育学校等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积极性,发掘各类运动项目的优秀苗子(国家体育总局,2017)。同时,鼓励各级各类学校挖掘体育后备人才,形成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培养模式,通过科学训练,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输送率和成才率。在运动项目布局上,聚焦发展重点项目,加快发展潜优势项目(自行车、蹦床、柔道、贻拳道、游泳等)(孙哲等,2017),科学配置资源,促进竞技体育稳步向前推进。

   此外,我国的竞技体育选材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从国外竞技体育选材方式看,“定向选材”“跨项选材”与“转项训练”是发达国家竞技体育人才选拔的重要议题。欧美如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常采用上述方式选拔各项目的人才进行培养,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选拔体系与机制(黎涌明等,2018)。日本备战奥运的人才挖掘·培养计划也是不仅重视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拔,也对有一定运动基础的运动员进行合理跨界、跨项进行布局。目前,跨界、跨项选材已逐步在我国各省市、各类竞赛项目中展开,使得我国传统的选材方式与竞赛体制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观念被革新。我国现阶段的跨界选材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注重原项目与跨界项目之问技术和体能的相似性,突出跨界、跨项选材的科学性。比如选拔舞蹈运动员尝试进行花样滑冰训练。此外,奥运新增项目如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项目也启动了跨界、跨项选材。就小轮车项目而言,选材标准主要有年龄为1525岁的青少年,热爱小轮车运动,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平衡性、反应能力及感知觉,意志力坚强,具备冒险精神。此外,还需进行身体素质、专项车感及综合能力考核。就冲浪项目而言,身体姿态控制能力十分重要。选拔标准主要有游泳及综合水性考核,如在海中进行长短距离游泳速度测试、耐力测试,从而对运动员基础游泳水平及综合海洋水性进行考核,通过体能及平衡能力测试,考核综合体能以及重心控制调整能力,此外还有新技能学习、心理素质、纪律性等考核(中体在线,2017)。第二,对于冬奥项目等人才匾乏的竞技项目进行集中有针对性的人才选拔。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我国跨界、跨项选材重点放在冬季冰雪项目上。如北京体育大学专家组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跨界、跨项选材以充实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人才储备,测试内容主要包括立定跳远、引体向上、越野滑雪专项测评和身体形态评估(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2019)。又如钢架雪车国家集训队在辽宁省体育局柏叶训练基地展开了跨界跨项选材测试,约24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该次选拔,这些运动员来源于田径、篮球、击剑、自行车、游泳等项目。测试内容分两阶段,第1阶段分为30米冲刺、俯卧撑、立定跳远、钢架雪车模拟、垂直纵跳等项目;2阶段,肌肉张力、身体控制力、动作学习及整合能力等成为考察的重点内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018)。与日本相比,我国在跨界、跨项选材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划和侧重点。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跨界、跨项选材时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即预跨界项目是否可以在短期内提升运动成绩,尤其是一些技术门槛较低,以体能为主的运动项目。

   发达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多来自高校、职业俱乐部及自费训练。后备人才培养与选拔注重以兴趣为基础,天赋为培养潜力,家庭支撑为幕后保障,教练水平为成才向导等的综合考量。其中,家庭选择与市场驱动占据绝大部分因素,从这一层面看,这与我国目前主导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有较大区别。总而言之,大家仍需以我国历来主导的人才选拔机制为基础,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辩证借鉴国外跨界、跨项选材的经验,实现选材方式的本土化融合。首先,大家需重新审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历程及不同时期人才选拔方式的特点,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弥补不足之处。其次,站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上分析微观层面的儿童兴趣与天赋以及家长诉求制定出开放合理的人才选拔与流动方案,让运动员与家长无后顾之忧,高效地培养出竞技体育人才(田麦久等,2018)

6 结语

   近年来,多项国家体育战略的实施帮助日本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了12枚金牌共41枚奖牌的成绩,日本通过国家和政府力量冲击奥运的收益初见成效。另外在伦敦奥运周期英国的UK Sport体制使得英国跃居金牌榜第二名,实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突破。这些成绩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的“举国体制”在提升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在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日本举全国之力对人才选拔与培养、场馆修建与改造、科学训练与引导等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撑。2015年日本体育厅的成立其实为进一步促进日本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巩固日本特色的“举国体制”奠定了基础。在2018年之前,其重点主要放在人才选拔和培养方面,增加各个项目的人才储备,全面提升竞技水平,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2019年之后日本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入最终冲刺阶段,设置了奥运重点争金项目,对空手道、柔道、体操、羽毛球、摔跤等项目进行重点支撑。日本“全日本体制”一方面旨在实现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目标,另一方面也为20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202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乃至更为长远的将来储备优质的竞技体育人才。我国在全力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进程中,需要知己知彼、合理布局,为打好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关键一战和稳步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制定出针对性的奥运备战策略。


——摘自:黄聪,钟飞,吴春春,日本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日本体制”研究——《体育与科学》,2019.06

中日韩竞技体育实力比较分析 

201893日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落下帷幕,亚运会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亚洲整体竞技体育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韩国、日本作为亚洲三大体育强国,对亚洲能够跻身于世界体坛强者行列和整个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第9届亚运会截至现在,中国军团已经连续10届亚运会稳居金牌榜首位。但是,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整体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为此,本文通过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的竞争对手日本以及韩国在本届亚运会的竞技实力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索当前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问题,以期为我国接下来两年备战奥运策略提供有价值参考。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中日韩竞技体育实力比较为研究对象,数据采集涉及近5届亚运会中日韩三国获得金、奖牌数量。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新浪体育网以及Tencent体育网,检索和查阅了近几年国内发表的相关文章和专著访问亚运会官方网站获得了相关资料,对所获取的资料进行阅读、整理。

1.2.2 数据统计法

   访问亚运会官方网站,统计中日韩三个国家金牌及奖牌数量。

1.2.3 逻辑分析法

   对中日韩三个国家竞技实力相关数据进行观察,结合查阅文献所取得的理论常识,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

2 18届亚运会中日韩金牌与奖牌数量比较分析

2.1 中日韩金牌数量比较分析

   金牌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实力高度的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量化指标。自1998年亚运会金牌榜一直由中国、日本、韩国稳居前三,这主要与3个国家对竞技体育的项目开展、体育基础与重视程度有关。近5届亚运会金牌榜的首席位置长期由中国统治,其金牌数量比韩国日本两个国家的金牌数量之和还要多。但是中国金牌数量波动比较明显,第18届亚运会中国金牌数跌破150枚。前4届亚运会亚洲第一集团的主基调以“中韩日”为主,第18届亚运会中日韩之间的竞争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东京奥运周期内日本加大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其竞技实力提升明显,以26枚金牌的优势反超韩国,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再次跃居亚洲金牌榜第二位。韩国没能够延续东道主红利效应,竞技实力下滑明显跌至第三位。从整体来看,近5届亚运会中日韩三国金牌走势整体呈现出由集中到愈加分散的趋势。中国军团独领风骚,日本韩国两强进入相持抗衡阶段。

2.2 中日韩奖牌数量比较分析

   奖牌数量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竞技实力的厚度以及争金夺牌项目的优势限度。作为亚洲体坛的领军者中国军团的整体竞技实力以及争金夺牌点与韩国、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优势依旧明显,韩国和日本竞争激烈,实力不分伯仲。近5届亚运会中韩日三个国家的奖牌动态趋势呈现中国、韩国下滑,中国由第14届的308枚奖牌递减至第18届的289枚,近5届亚运会奖牌数首次跌破300枚。韩国由260枚奖牌下落到177枚;而日本竞技实力提升,由第14届的190枚升至205枚,并且成为亚洲体坛的第二“当家人”。此外,根据统计,第18届亚运会第一集团中日韩三个国家奖牌数量为近5届新低,第二集团与第三集团奖牌占有率上升。这说明第一集团奖牌占有领地缩小,各集团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少。

3 中日韩三国竞技实力发展速度分析

   同比增长率用于表示本期、本年度与上一时期、上一年度相比的增长幅度,同比增长率也可用来说明本届成绩已经发展到上届成绩的百分数。

同比增长率公式:D=YX/X^100%,D表示同比增长率,Y表示本届成绩,X表示基础值。为更清晰、更深入地研究中日韩三个国家近年来竞技实力发展速度以及竞技现状,依据谭政典等学者的方法,分别把三个国家所获金牌、银牌、铜牌名按照976的方法进行赋分,得到团体总分。本研究以中韩日三个国家第14届亚运会奖牌积分为基础值。

   根据同比增长率值的变化,近5届亚运会中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竞技实力发展仅有日本发展速度比较快,尤其是第18届亚运会,与17届相比同比增长率增加12,速度惊人。中国在第17届和第18届同比增长率值均呈现负数,说明竞技实力相比第1416届有所下滑,第18届亚运会仅从金牌及奖牌数量来看中国军团远不及第17届,但是同比增长率值增加3.6,这客观地反映了第18届亚运周期中国军团竞技实力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韩国是三个国家中竞技体育实力下滑速度最快的,第18届亚运会同比增长率值为一32.2,金牌数量为历史新低,出现了接近翻倍下滑的严重态势。整体来看,当前日本竞技体育发展速度最快,中国发展速度次之,韩国持续减速。

4 金牌项目分布特征

4.1 中国金牌项目

   第18届亚运会中国军团所获得132枚金牌分布在26个项目中,占亚运会总项目的65%中国不仅金牌数量领先于日本和韩国,而且金牌分布面均领先于两个国家;射击、游泳、田径、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作为中国的8大传统优势项目,共得到65枚金牌,占整个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50%,比上届减少33枚。从内因来看,其一:阵容过于年轻化,75%的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其二:由于中国两大拳头项目射击团体项目和举重项目分别被取消和处于禁赛期内以及女子游泳竞技实力下降和国羽仍旧处于低谷期。从外因来看,日本、西亚各国以及东道主印尼的强势崛起瓜分了不少金牌。其中乒乓球和跳水两个项目是表现最稳定的,具有绝对优势的中国跳水包揽10枚金牌,国乒在四名绝对主力马龙、许昕、丁宁、刘诗雯等没有出战的情况下收获5枚金牌;游泳、田径两大基础项目与上届相比均减少3枚,本届分别拿到金牌19枚和12枚;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强烈冲击,两个大项的金牌数都从上届的独占榜首变为并列第一,游泳项目与日本持平,田径项目与巴林持平。羽毛球拿到3枚金牌比上届减少1枚,柔道以0金牌尴尬局面结尾。体操、皮划艇、赛艇、武术、自行车、击剑6个项目与上届金牌数相同,仍旧保持过去的竞技水平。令人可喜的是在第17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颗粒无收的中国军团,此次可谓实现质的飞跃,中国男女子篮球不仅时隔8年再次双双登顶,而且新设的男、女33篮球冠军也被中国军团包揽。此次中国男子篮球红队夺冠更是印证了中国男子篮球实行“双国家队”模式新举措的成效;此外,男女混合项目不甘示弱,掠取7枚金牌。新设立的龙舟项目和桥牌项目中中国军团分别获得2枚金牌和3枚金牌。总体来看,中国军团金牌项目项群特点呈现出以力量型和技能型为主。

4.2 日本金牌项目分布

   本届亚运会,日本75枚金牌分布在24个大项中,相比上届金牌涵盖面更加广泛,占亚运会总项目的53.3%与上届相比,本届亚运会24个项目日本金牌数相比上届均有所增加。其中,日本在没有派出最强阵容的情况下,游泳、田径、羽毛球、击剑、柔道等优势项目上进步明显,在垒球、滑板、攀岩等新设项目中也大有收获。致力于培养基础大项的日本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对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羽毛球成长速度明显加快,比上届多拿4块金牌。日本吞噬了原先中国柔道项目的金牌,擒获8枚,也是历届新高,此外,男女混合项目勇夺6枚金牌。整体来看日本金牌项目项群特点以技能型和速度型为主。

4.3 韩国金牌项目分布

   本届亚运会,韩国45枚金牌主要分布在22个项目中,比日本少两个与上届亚运会相比,金牌分布范围严重缩小。自行车、柔道、击剑、射箭、跄拳道等传统优势项目依然成为本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项目。但是金牌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在其他保龄球、射击等传统强项由于后备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局面遭遇“滑铁卢”,都未能取得预期成绩,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上依然成绩不佳,平均仅收获1枚金牌。男女混合项目金牌数量直接吞零。摔跤和软式网球以及新增项目攀岩成为韩国本届亚运会的唯一亮点,摔跤与软式网球各收获2枚金牌,攀岩项目与日本平分秋色收获1枚金牌。韩国亚运会金牌项目项群特点主要以快速力量型为主,与中国、日本相比金牌项目占有率相对较小。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当今亚洲体坛竞技格局下,如何重建以及重归亚洲体坛“探花”位置,将成为韩国面前横旦的一大难题。

4.4 中、韩、日三国金牌的性别比例特征分析

   第18届亚运会中韩日三个国家夺得金牌性别比例均有所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局面。中国男子运动员夺金项目为18个,夺取了132枚金牌中的51枚,金牌贡献率为38.6%,女子运动员在24个夺金项目中,夺得74枚,金牌贡献率56.1%,竞技实力明显强于男子运动员。除去游泳之外,男子运动员所有传统优势项目金牌数均落后于女子,因此,中国军团竞技体育发展整体呈现“阴盛阳衰”发展态势,日本夺金男女比例接近平衡,男女夺金项目分别为18个和16个。男子运动员仅以1枚金牌优势略胜女子,金牌贡献率为46.5%,女子为45.3%,传统强项仅有游泳、柔道不如女子运动员,基础大项田径6枚金牌均由男子运动员包揽。日本男女竞技实力不分伯仲,呈现“龙凤呈祥”的良好发展势头,这正符合当前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向。韩国竞技体育发展整体呈现“阳盛阴衰”发展格局。男子在17个项目中贡献29枚金牌,金牌贡献率为59.1%,女子在12个项目中贡献20枚金牌,金牌贡献率为40.9%,男子竞技实力明显强于女子。

5 结果与建议

5.1 结果

1)第18届亚运会中日韩之间的竞争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军团独领风骚,日本竞技实力提升明显再次跃居亚洲金牌榜第二位,韩国竞技实力下滑明显跌至第三位;近5届亚运会中日韩三国金牌走势整体呈现出由集中到愈加分散的趋势。

2)第18届亚运会第一集团中日韩三个国家奖牌数量为近5届新低,第二集团与第三集团奖牌占有率上升。这说明第一集团奖牌占有领地缩小,各集团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少。

3)近5届亚运会中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竞技实力发展仅有日本发展速度比较快,中国次之,韩国持续减速。

4)中国金牌项目群特点呈现出以力量型和技能型为主。日本金牌项目项群特点以技能型和速度型为主。韩国金牌项目项群特点主要以快速力量型为主;第18届亚运会中韩日三个国家夺得金牌性别比例均有所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局面,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整体呈现“阴盛阳衰”发展态势。日本符合当前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呈现“龙凤呈祥”的格局。韩国竞技体育发展整体呈现“阳盛阴衰”发展局面。

5.2 建议

1)中国竞技体育呈现弱势项目仍旧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任何崭露头脚的机会,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其他各国不同程度的冲击,国际话语权减弱。因此,接下来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景依然严峻,应该充分把握当前局势,积极调整项目发展结构,在传统优势项目加大精细化把控的基础上,加强潜优势项目以及弱势项目的稳步提升,通过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管理制度以及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积极突破基础项目的劣势,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2)在保持女子项目向前稳定发展的同时,充分挖掘有潜力的优秀运动员苗子,并积极开拓男子项目的竞争领域,着力提升男子项目的竞技实力,进一步缩小男女之间的差距,使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符合世界竞技体育方向即由“阳盛阴衰”向“龙凤呈祥”渐进式过渡。

3)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失衡,经济条件的差异使得各地区金、奖牌贡献率或多或少,这样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从根本上不利于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发展为此国家应该对落后区域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健全体育制度,积极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开发竞争领域,提高各地区的参赛积极性。


——摘自:李劲,全胜,中日韩竞技体育实力比较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9.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变迁与发展战略研究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9年,中国正式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从1984年首次参加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中国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金牌第一”,涌现出排球、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等许多优势项目群体,共获得了227枚金牌,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了辉煌战绩。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中国竞技体育而临诸多问题,“金牌至上”已经不再是竞技体育的唯一价值和衡量标准,优势项目的过度依赖与基础项目发展少而不均衡,举国体制下的奥运争光计划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全民健身运动如何协调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竞技体育的挑战,实现中国竞技体育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习大大总书记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时期体育改革发展方向,从优先发展奥运争光计划到促进全民体育的共同发展,实现体育强国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参加了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除了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外,均取得了不错的竞技成绩,在金牌榜上一直位居前列,特别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举超越美国,实现了“金牌第一”的飞跃。以中国竞技体育获得金牌数为依据,将中国竞技体育划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别是难美性项群和隔网对抗性项群;第二级别是准确性项群和格斗对抗性项群;第三级别是快速力量性项群、速度性项群和耐力性项群;第四级别是同场对抗性项群和器物操控性项群。

1.1 第一级别项群分析

   中国自1984年参加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在第一级别上始终保持着领先优势,每届均有斩获,第一级别的两个项群共获119枚金牌,占金牌总数52.42%。贡献最大是跳水、体操、乒乓球和羽毛球,凭借这4个项目的出色发挥,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获115枚金牌,贡献率为50. 66,4个项目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核心力量。跳水获得40枚金牌,成为中国奥运金牌第一大项,素有“国球”之称的乒乒球实力超群,其中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收获全部金牌,还多次包揽项目前三名。排球是中国唯一夺冠的大球类项目,获3次冠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花样游泳、艺术体操、沙滩排球未获金牌。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立于小败之地,依然要把多元化、深层次发展优势项群作为重中之重。

1.2 第二级别项群分析

第二级别项群包括准确性项群和格斗对抗性项群,除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未获金牌外,其他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均获得金牌,但数量均少于第一级别的两大项群,第二级别共获47枚金牌,占金牌总数20.7%。准确性项群除1枚金牌来自射箭,其余22枚金牌均来自射击。格斗对抗性项群的摔跤、拳击、击剑,柔道、贻拳道五个大项都有所建树,共获24枚金牌,尤其女子柔道、贻拳道在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巧枚金牌。准确性项群的单一性和格斗性项群的分散性在第二级别项群中形成鲜明对比,未来中国竞技体育要做到同一项群相互学习与借鉴,均衡发展以立于不败之地。

1.3 第三级别项群分析

   按田麦久项群训练理论的分类标准,竞技项目分为体能主导类和技能主导类,而第三级别项群涵盖了所有体能主导类的快速力量性、速度性和耐力性项群,第三级别项群共获59枚金牌,占历届金牌总数的25.99%。快速力量性项群收获的34枚金牌均来自举重项目,贡献率14.98%,举重成为跳水之后夺金数第二的大项。速度性项群除了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刘翔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女子场地自行车竞速赛各获得1枚金牌外,其余12枚金牌均来自游泳。以竞走项目为主要夺金点的耐力性项群的11枚金牌覆盖了5个大项。举重、游泳、竞走共获52枚金牌,占体能主导类项目金牌总数的88.14,已成为体能主导类项群主要夺金大项,体能主导类项目的发展依然要依靠优势项目带动,逐渐向非优势项目辐射扩展,形成新的竞技状态。

1.4 第四级别项群分析

   同场对抗性项群和器物操纵性项群是我国竞技体育最薄弱的两大项群,只在女子帆船项目上获得2枚金牌,而在其他众多大项上毫无建树。同场对抗性项群里的足球、篮球,群众基础广泛,开展赛事多种多样,像协会杯、超级联赛、甲级联赛、职业联赛等,足球、篮球改革更是进行了多次,但收效甚微,到底是举国体制还是市场化,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到目前尚未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改革之路。器物操控性项群受中国经济条件影响在我国起步较晚,随着中国的富强与壮大,器物操控性项群在未来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将会变得越来越好。只有中国竞技体育做到各项群之间多元化、均衡化发展,中国竞技体育才能占据主动性,实现体育强国的中国梦。

2 中国竞技体育变迁及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

2.1 中国竞技体育开启新征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为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的中国焕然一新,中国体育在经历动荡之后,回到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正确轨道。197910月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向国际体育大家庭。中国体育进行了体育管理、群众体育、竞赛训练、体育科技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与探索,形成了适合时代背景的体育发展之路,中国体育事业开始走上正确发展道路,1984年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射击选手许海峰为我国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由此开始了中国奥运史上的新篇章,中国竞技体育的新征程。

   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容相互抵制与排斥,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获得15枚金牌,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初战告捷,取得了团体第四名的好成绩,而苏联、民主德国和东欧等国家相继参加的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竞争异常激烈,中国队只获得了5枚金牌,跌至奖牌榜第11位。改革开放后中国竞技体育在波折中开启了新的征途。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体操王子李宁在团体和全能失利后,并未气馁,在单项赛中稳定发挥,一人独得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枚金牌。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娄云成功卫冕夺取跳马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位蝉联金牌的奥运冠军,其自创动作被国际体操联合会命名为“娄云跳1”和“娄云跳2”。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女排顽强拼搏,取得了首枚球类团体项目金牌,实现了三连冠的夙愿,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2.2 中国竞技体育创造新格局

   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为指引,中国体育开启了与之相适应、符合体育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体育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确定了以转变运行机制为核心、“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改革发展思路。为提高我国的体育竞技水平,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逐步形成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自1993年制定和实施“奥运争光计划”以来,政府加大政策支撑和投入,实施“三从一大”的训练体系,以奥运金牌为战略布局,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力争保持竞技体育第二集团优势。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南非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等,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一届没有遭到任何国家抵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全家福,197个会员国全部出席。90年代共举办过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均获得了16枚金牌,位居奖牌榜第四,证明“奥运争光计划”得到有效实施,竞技水平和竞技能力得到提高,实现了在第二集团的稳定性。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涌现出一批领军人物,像跳水队的伏明霞,体操队的李小双,乒乓球队的邓亚萍、刘国梁、孔令辉等。1992年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女子游泳队的“四朵金花”各获一金,跳水比赛中三度摘金,水上竞技项目优势明显。中国女子篮球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队获得一枚银牌,成为继中国女排后第二支收获奖牌的运动队。传统优势项目乒乓球发挥稳定,在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7枚金牌,另一优势项目羽毛球经过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失利之后,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了宝贵的一枚金牌,开启了羽毛球队的奥运征途。中国竞技体育在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而对美、俄、德等传统大国和第三世界崛起的新兴国家的挑战,实现了预定的冲击和保持第二集团首位的奥运争光计划,世界体育展现出金牌更加集中与分散的全新竞技格局。

2.3 中国竞技体育奥运新机遇

   2001713 日,北京获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百年奥运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体育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期体育工作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发展体育事业的引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总体要求,改革与创新竞技体育备战体系,优化与完善备战政策措施,提升竞技体育的科学化、系统化、国际化水平,促进运动员、教练员的思想素质和技术能力转变,实现中国体育国际竞争力的全面发展。奥运争光计划的引导下继续强化奥运战略,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契机,合理优化配置体育资源,加大科技对体育的投入,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训练体系,力争攀登世界体育顶峰。中国在继续实施奥运战略的同时逐步回归本质,各项行政法规相继颁布与实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竞技体育推动和引领群众体育协同发展,全面提升我国整体竞技水平和综合实力,处理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形势日趋稳定,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称为是一届体现理解与融合的盛会。2004年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没有受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运动健儿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挑战极限、攀越新高。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则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实质和普遍价值观一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和奥运争光计划指引下,实现了金牌榜上的三级跳跃式突破,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个台阶,一举获得金牌榜第一位置。跳水、举重、羽毛球、乒乓球、射击等项目发挥的淋漓尽致,大有一览天下小的大国风范,蹦床、射箭、网球、拳击、跨栏、竞走、皮划艇等二级梯队项目上也卓有成效。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以28枚金牌一举跃入奖牌榜世界第三,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以32枚金牌登上了奖牌榜的第二位,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再接再厉,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世界竞技格局因中国而改变。中国竞技体育短短的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实现了由获得第一枚金牌到获得金牌榜第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竞技体育的高速崛起小仅让国人振奋,而且令世界为之震惊,中国体育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2.4 中国竞技体育变革再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体育系统坚持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自觉把体育事业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谋划,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举国体制下的奥运争光计划和优先发展竞技体育战略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竞技体育“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被打破,“金牌至上”已不再是竞技体育的唯一价值和衡量标准,还要进一步挖掘其多元化功能和综合社会价值,以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深入融合。竞技体育改革不仅要在训练体系内部深入开展,也要在赛事、赛制上有所突破,政府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竞技体育要进一步发挥其引领作用,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带动和推广群众体育蓬勃开展,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与实施吹响了体制改革冲锋号,打破“政社小分、管办小分”,奥运项目逐步脱离政府,依靠协会及社会团体的专业人员带动项目市场化发展,为中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体育必将砥砺奋进,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实现全民健康、全民参与、全民发展的健康中国。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遭受重创之后的全球经济陷入困顿之际,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出了“激励一代人”和“一个新世界”的奥运口号,将奥运精神融于日常血液,在面临挑战时重新认识自我,努力创造自身价值,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好的改变,让世界变得更好。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迈上了新台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必须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背景,轻“竞技”重“体育”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主流,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代表团在境外取得最好成绩的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8个项目首次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17个项目首次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反映出中国竞技体育在项目结构调整、均衡发展上取得了成效,表明中国体育全方位发展的新方向。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多角度、全方位的开展竞技项目,大力发展青少年运动和培养年轻运动员,力争实现群众基础深厚的体育强国。尽管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金牌榜跌至第三,但是中国告别了过去的“唯金牌论”,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我国参赛年龄最年轻的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平均年龄只有24岁。

   中国不再需要依靠金牌的多少来证明自己的强大,积极推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融介发展成为时代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排三获奥运冠军,中国女排的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依然存在。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科学严谨地建设奥运争金项目,顺应当代竞技体育发展趋势与规律,积极主动地解决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构筑中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均衡发展的体育强国。

3 结论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竞技项目发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技能主导类强于体能主导类,第四级别项群的存在又充分说明技能主导类发展的不均衡性,体能主导类的第三级别项群又倾向于以技术为主的体能类项目占优势。中国未来竞技体育项目发展要以技能主导类项目为主,依托现有优势项目群体,深入挖掘非优势项目群体,形成多元化、全方位的竞技体育体系,在保持传统项目优势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辐射扩展项目群体,发展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和新兴体育运动项目。坚持以技能带动体能,准确把握竞技优势主体,掌握未来竞技体育发展方向,才能立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列。

   1979年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竞技体育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举国体制下坚持奥运争光计划,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短短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到“金牌第一”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中国体育大国之梦。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观众逐渐摆脱了狂揽金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奥运态度,清楚的认识到金牌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但金牌已经不再是竞技体育的唯一价值和衡量标准,还要进一步挖掘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坚持开放办体育的理念,让更多群众亲身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成为深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以群众体育反哺竞技体育,按照“以改革强备战、以备战促改革”的总体思路,处理好奥运优势项目与非优势项目之间的平衡关系,抓好非优势项目的普及与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打破“政社小分、管办小分”,加快符合时代背景的体育深化改革和全面转型,实现普及群众体育与提高竞技体育相结合发展战略,在建设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摘自:刘志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变迁与发展战略研究——《运动精品》,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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