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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竞技格局动态演变和中国田径战略选择研究

——基于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成绩分析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展示世界竞技体育最高赛事,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取得的成绩,能够准确清晰的反映出该国和该地区在田径运动取得的成果以及对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所作出的贡献。纵观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奖牌得主日异月疏,国家和地区之间奖牌分布瞬息万变,这表示世界田径运动竞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本文通过分析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各洲际和中国代表团田径成绩,了解世界田径运动的竞技格局,正视中国与世界田径的差距,明确自己的定位,以期为中国田径队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战略布局和结构调整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有益的思路。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竞技格局动态演变和中国田径战略选择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知网查阅与本文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整理,通过国家田联官网查找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运动比赛成绩,为本文提供研究支撑。

1.2.2  录像观察法

   认真观看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的预决赛录像,记录统计好每个项目前八名及奖牌获得者的具体信息。

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2007App程序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径项目洲际奖牌归属分析

   根据田麦久教授运动训练学的依据决定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项目理论,田径运动属体能主导类运动,依田径项目的表现形式和特征不同,又可将体能主导类项目分为快速力量性、速度性和耐力性三个亚类。同时男子十项全能和女子七项全能包含体能主导类三个亚类的项目,所以将男子十项全能和女子七项全能归为体能主导类综合类项目。

2.1.1  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各洲际奖牌归属分析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中,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包括一切短距离的竞速运动项目,如短跑和跨栏跑等,此项群比赛成绩的获得取决于参赛选手身体素质的发展水平和对手的竞技能力。美洲在此项群一骑绝尘,21世纪前由美国独占霸主地位,21世纪后,牙买加队的强势崛起更加奠定了美洲在田径速度性项群的优势地位。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美洲共夺牌244块,男子夺牌131枚,奖牌动态曲线呈现稳定发展趋势,除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夺得18枚奖牌外,其它时期都稳定在13—16枚之间,上下变化幅度不大。女子夺牌113块,夺牌曲线呈现深“V”型,第23—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出现断崖式下降,但第24届以后,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欧洲在此项群共夺牌133枚,男子夺牌56枚,女子77枚,但欧洲在此项群的竞技实力由于美洲牙买加队的崛起,优势不复存在,男子、女子项目在第24届达到顶峰后,以后各届整体呈下降趋势,男子在第30届时夺牌数为0,欧洲在此项群的优势难敌美洲的冲击,已完全被压制。非洲在此项群中位于第三,共夺牌25枚,男子夺牌17枚,女子8枚,奖牌动态曲线波动幅度明显,说明非洲在此项群的竞技实力发挥不稳定。大洋洲和亚洲分列此项群第四、第五,大洋洲在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夺牌5枚,全为女子项目,在此项群女子比男子优势明显。亚洲在此项群中长期处于劣势状态,奖牌动态曲线没有显著性变化,但男子短跨和4×100m接力在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表现不俗,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刘翔夺得110m栏金牌,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队和中国队分列第二名和第四名,说明亚洲男子在速度性项群有进步的趋势。

2.1.2  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群各洲际奖牌归属分析

   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群竞技项目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包括中长距离和超长距离的竞走和跑的项目,本项目成绩的取得除自身体能水平所发挥的竞技能力外,在同道或者场地外竞赛中对手竞技能力的发挥及观众的影响较大,所以此项群成绩的取得更兼顾主观比赛条件和客观比赛条件的影响。非洲运动员依靠自身先天条件的绝对优势,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凭借耐力性项群矗立于世界田坛,耐力性项群成为非洲奥林匹克运动会夺牌的优势项目。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非洲共夺牌154枚,男子101枚,女子53枚,男子夺牌曲线呈宽阔且上下起伏的“M”型,从第23—27届呈持续上涨的趋势,特别第27届—29届表现扎眼,但第29届后美洲和亚洲在此项群的异军突起,非洲在此项群的竞技实力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非洲女子耐力项群夺牌曲线从第24届呈上涨趋势,逐渐形成垄断的状态,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欧洲此项群位列第二名,共夺牌141枚,男子71枚,女子70枚。从运动员夺牌曲线可知,男子夺牌曲线上下波动幅度较大,竞赛成绩时好时坏,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女子项目从第24届开始逐渐下降,受非洲女子强势掠夺,第31届欧洲女子仅收获1枚奖牌,欧洲男子女子耐力性项群整体竞技实力下降。美洲位列耐力性项群第三名,共夺牌38枚,男子25枚,女子13枚,男子竞技实力强于女子。从夺牌动态曲线来看,男女在此项目的夺牌变化整体呈现“U”型,男女项目多次出现奖牌零收获的尴尬局面,在31届男女在该项群的成绩均有改观。亚洲位列耐力项群的第四位,共夺牌28枚,男子8枚,女子20枚,女子竞技实力强于男子,分析夺牌动态曲线,男女夺牌动态曲线上下波动明显振幅较大,女子从第25届开始发展,在竞走和中长跑上均有突破,每届都有1—4块奖牌的收获;男子在28届运动会开始出现能力较强的运动员,中国在竞走项目开始发展并成为亚洲该项群主要夺牌点,截至第31届,亚洲在耐力项目夺牌数超越欧洲,成为耐力项群的第二位。大洋洲位于耐力性项群的第五位,共夺牌6块,男子占据全部,夺牌动态曲线趋于平稳,从第28届开始每年都会收获一枚奖牌,在第31届收获3枚,整体呈现实力弱,发展势头较小。

2.1.3  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性项群各洲际奖牌归属分析

   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中,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项群竞赛项目主要是田赛项目,要求运动员具有较强的爆发力,包括跳跃和投掷等项目。在快速力量项群欧洲具有绝对实力,竞争力远强于其它洲际。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夺牌250枚,男子124枚,女子126枚,每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均收获大量奖牌。欧洲男女夺牌动态曲线呈马鞍状,第23—27届波浪式发展,在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迅速达到顶峰,随后出现断崖式下降,女子在第28届后基本保持稳定,但是男子自第27届后整体竞技实力下降明显,并出现不可阻截式下滑。美洲在快速力量项群夺牌数位列第二名,共夺牌97枚,男子64枚,女子33枚,从美洲夺牌动态曲线分析,男子整体呈现“W”型,第23—25届呈深“V”型,在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俄罗斯等欧洲此项群强国没参加的情况下,美洲男子在跳高、跳远等项目上取得奖牌,并在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快速力量性项群夺牌数量达到顶峰,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第25届后男子该项群竞技实力持续缓慢下降,在31届出现转机;女子快速力量夺牌曲线呈现宽阔的“V”型,从第26届开始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亚洲位于此项群的第三名,共夺牌19枚,男子9枚,女子10枚,男女夺牌动态曲线波动幅度大,震荡明显,表明亚洲快速力量性项群发展稳定性弱,不是一个持续稳定且优势明显的项群,但从第29届后亚洲开始在快速力量性项群上展露头角,第30、31届夺牌数量开始增加,优势项目稳定,这得益于以中国、卡塔尔、日本等国家在跳高、跳远、铁饼、链球等项目的突破。非洲快速力量项群竞技能力发展较弱,共夺牌15块,男子7块,女子8块,第23—26届之前未获一枚奖牌,第27届之后出现亮点,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发展不稳定。大洋洲位列此项群的第五位,共夺牌11块,男子5块,女子6块,男子夺牌动态曲线波动幅度小,实力发展均衡,女子在第31届取得较大进步,获得两枚奖牌。

2.1.4  体能主导类全能项目各洲际奖牌归属分析

   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女全能项目共设立六枚奖牌。男女全能项目包含了体能主导类的速度性、耐力性、快速力量性项群三个亚类,全能项目成绩的取得源于体能主导类项群三个亚类的竞技实力。欧洲占据全能项目的绝大部分的奖牌,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夺牌37枚,男子18枚,女子19枚,纵观欧洲男女全能项目奖牌动态曲线,基本呈现高竞技能力的“一”字型平稳状态,多次出项男女包揽全部奖牌的情况,并且一直保持高超而稳定的竞技能力,这不仅说明全能项目是欧洲的优势项目,更凸显欧洲田径项目竞技实力基础深厚,各个项目竞技实力发展均衡。美洲全能项目排名第二,共夺牌13枚,男子8枚,女子5枚,分析男女全能项目奖牌动态曲线可知,美洲全能项目奖牌动态曲线发展平稳,在每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全能项目奖牌介于0—2枚之间,虽然夺牌数量难于与欧洲比较,但是作为唯一能与欧洲全能竞技实力连续对抗的大洲,证明了美洲的田径竞技实力。此外,亚洲和大洋洲只有一块全能项目奖牌,非洲在全能项目上颗粒无收,这也客观反映了亚洲、非洲、大洋洲田径的竞技实力基础薄弱,项目竞技实力发展不均衡的特点。

2.2  中国田径运动发展情况分析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集合全世界最优秀运动员进行比拼的运动盛事,能够在最终比赛的前八名占有一席之地,说明运动员具备该项目在世界竞技舞台的绝对实力。根据国际田联积分规则,单人项目第1—8名依次赋值9、7、6、5、4、3、2、1分,接力项目翻倍,分析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队进入前八名的情况以及中国田径队9届奥运的总积分及男女积分变化,探究中国田径队男女竞技能力的发展变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

   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八名有7人,积分24分,其中男子18分,女子6分,男女得分点在快速力量项群的跳高、跳远和铅球项目上,男女积分相差较大。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八名有4人,积分14分,均来自于女子项目,得分点在女子快速力量和耐力性项群项目,男子田径项目全军覆没,开始显现“阴盛阳衰”的迹象。第25届中国田径队进入前八名和积分均创新高,前八名12人,积分54分,这主要是女子发挥出的竞技实力,积分48分,男子状态低迷仅收获6分。第2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状态稍有下滑,但女子田径成绩实现质的飞跃,前八名8人,积分41分,男子表现糟糕1分未得铩羽而归。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队处于新老队员交替的时期,后备力量缺少大赛经验,主力队员受制于年龄和体能的影响,中国田径队成绩表现惨淡,男子竞技力低迷的同时女子竞技力也出现雪崩式下降,前八名仅3人,积分11分。自第24—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男子田径项目进入低迷期,所有项目前三名无1人,进入前八名仅在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入3人,说明中国田径男队出现后备人才断层的现象。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队开始触底反弹,进入前八名上升为8人,积分33分,可喜的是男子项目出现转机,积分17分,女子项目发挥不理想积分16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队积极前进,进入前8名有9人,积分39分,女子项目重获新生,积分34分,男子项目重覆挫折,仅积5分。面对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队田径的困境,中国田径管理中心制定“1516突破行动计划”和推行“请进来、走出去计划”,不仅达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标准的运动员增多,同时运动员的整体竞技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第30届、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陡然上升,男女项目双管齐下,第30届、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入前八名和积分分别为15人、17人和74分、81分,男子项目成绩强势回归分别积分28分、39分,女子项目保持高水平发挥,分别积分46分、42分。30、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男子项目开始崛起,同时男女积分差距减少。

   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各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总积分、男子积分、女子积分整体呈现波浪式增进,上下起伏明显,25—27届各届积分整体下滑,第28—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除男子在第29届有成绩下滑趋势外,其他阶段各届积分呈高速增长的趋势。总体看来,中国田径运动开始发展,竞技能力不断提高,竞赛项目不断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田径成绩开始从量向质转变,中国田径竞争力整体水平的提高,实现中国田径由弱到强的改变。但男子还处于较差的阶段,第30—31届奥运周期中以苏炳添为代表的短跨项目竞技能力的提高,突破了中国田径的固有得分项目,但中国男子田径要想矗立在世界强国之林,必须在保证耐力性项群为代表的竞走等优势项目继续保持的同时,发展潜优势项目,尽快突破速度性项群发展的瓶颈,并且大力培养快速力量性项群投掷类和耐力性项群中长跑等后备人才。从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分来看,女子田径队参赛状态决定中国田径队的命运,但从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女子田径队折戟分析,女子田径队存在后备人才培养的弊端,耐力性项群中长跑优势项目发挥不稳定,同时项目发展单一,速度性项群的竞技水平从没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舞台展露头角,与同层级田径竞技水平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纵观女子田径强势崛起,需要提高优势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恢复中长跑项目的竞技力,积极挖掘潜优势项目的竞技人才,使女子田径项目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五大洲夺牌实力从高到低排序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速度性项群美洲伴随牙买加队的崛起夺牌数傲视群雄;耐力性项群非洲具有先天优势,成为耐力项群夺牌的精锐之师;全能性项目、快速力量性项群欧洲独占优势,夺牌数遥遥领先。

3.1.2  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队进入前八名人数和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积分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中国田径竞技能力正逐步由弱向强转变,同时男女田径竞技能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台上表现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3.1.3  中国田径竞技实力处于世界田径中下游水平。中国男子田径竞技实力较低,女子田径竞技实力水平中等,发展模式单一;中国田径竞技比较优势项群为耐力性项群,比较潜优势项群为快速力量项群,比较弱势项目在速度性项群。

3.2建议

3.2.1  中国队田径成绩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但始终无法立足于世界田径强国之林。认清当前世界田径运动的发展格局,明确自己的定位,寻找与世界强国的差距,调整田径运动战略方向,优化田径项目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3.2.2  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中,田径管理中心的“119”田径振兴工程和“1516 突破行动计划”以及“请进来、走出去”原则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后应鼓励中国田径项目的教练和科研团队以及运动员到田径竞技水平领先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训练方法,掌握项目特点和致胜规律的精髓,根据本国田径运动发展的实际和运动员的特点,合理运用到运动训练实践中。

3.2.3  中国要继续保持田径运动的发展势头,要保持优势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培养潜优势项目的竞技人才,突破弱势项目的束缚,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丰富多元化竞技项目。


——摘自:张振华,刘成,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竞技格局动态演变和中国田径战略选择研究——基于第23—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成绩分析——《辽宁体育科技》,.2019.06

 反兴奋剂工作中的临时停赛规则评述

   反兴奋剂工作中的临时停赛(provisional suspension)是指,有管辖权的主体在发现运动员或其他人员可能存在违规行为之后,最终违规认定结果作出之前,禁止涉嫌违规人员参加相关赛事或活动的措施。临时停赛是体育领域较为常见的管理手段。由于反兴奋剂领域的成文规则更加体系化,体育领域中因兴奋剂违规导致的临时停赛也较为常见,如李宗伟、莎拉波娃等著名运动员都曾因药检阳性被临时停赛,因而对该领域临时停赛规则的探讨也更具有代表性。被临时停赛意味着涉嫌违规的运动员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参加比赛,该规定有利于保障体育赛事公平顺利进行。但对于无法参赛的运动员而言,被临时停赛不仅会大幅减少其经济收入,更有可能给其职业生涯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害,尤其是在最终处理结果认定不构成违规的情况下,清白运动员无异于遭受了“无妄之灾”。目前学界对临时停赛的研究较少,对临时停赛规则的讨论具有补充研究缺失的理论价值,协调反兴奋剂管理与保护运动员权利的现实意义。

1  反兴奋剂工作中临时停赛规则的基本特征

   在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以及各国际、国内反兴奋剂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国际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已经逐渐形成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Code,简称WADC)+ 反兴奋剂规则(Anti-dopingRules,简称ADRs)”的结构。如WADC“宗旨、适用范围及组织实施”部分指出的,“WADC力求充分明确需要统一的问题,达到完全一致(uniformity);而在其他方面高度概括,在如何实施业已达成共识的反兴奋剂原则方面允许有灵活性(flexibility)。”依托该结构,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体现出了一致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WADC缔约方包括了世界上大多数反兴奋剂组织,各反兴奋剂组织有遵守WADC的义务,使得反兴奋剂体系呈现出“一致性”的特征;另一方面,WADC并未试图对反兴奋剂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做详尽规定,而是在敬重不同地区、不同运动类型、不同赛事特点的基础上,为反兴奋剂组织留下了充分的规则制定空间,从而使得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又呈现出了灵活性的特征。

   现行WADC中临时停赛规则主要体现在第7.9条(临时停赛适用的原则)、第7.3条(对阳性结果分析后的通知)、第7.10条(对结果管理决定的通知)、第10.11.3 条(临时停赛或已经过禁赛期的抵免)、第13条(上诉)等条款中。这些规定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临时停赛制度。在对临时停赛的基本内容做了规定的同时,WADC 第7.9.1条和第7.9.2条又分别采取了“各签约方应当制定规则……”“签约方可以制订规则……”的表述,将具体规则的制定权限交给了各反兴奋剂机构,使得临时停赛规则也同样具有了一致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征。

   然而WADC临时停赛规则存在“留白”太多的问题,不足以支撑实践运作,不同ADRS在WADC基本规范之外对临时停赛所做的补充又各不相同,使得不同案件中临时停赛规则的适用十分不统一,并由此引发了争议。相关问题在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审理的“俄罗斯运动员Legkov诉FIS”一案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2016年12月22日,俄罗斯越野滑雪运动员Alexander Legkov因疑似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存在“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制过程的任何环节”的兴奋剂违规行为,被国际滑雪联合会(FIS)临时停赛。之后,Legkov申请召开听证程序,但初审结果维持了FIS临时停赛的决定。Legkov遂于2017年1月上诉至CAS。CAS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反兴奋剂组织采取临时停赛措施时应当满足何种证明标准。该案适用的2016年FIS ADR第7.9.3.2条(临时停赛的解除)中规定,若兴奋剂违规指控不具有获得支撑的合理预期则应当取消临时停赛。据此,CAS仲裁庭得出了实施临时停赛应当满足“合理可能性”这一全新证明标准的结论,进而依据该标准认定FIS的临时停赛决定有效。但是问题在于,CAS据以裁判的该“临时停赛解除规定”在WADC中并无体现,在其他反兴奋剂组织的ADRS中也较为鲜见。这意味着,如果该案运动员不是滑雪运动员,而是竞走或者足球运动员,CAS仲裁庭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那么,此种差异究竟是临时停赛“灵活性”的体现,还是WADC规则的漏洞?此类不一致是否广泛存在?又该如何应对?

2  WADC临时停赛规则的相关规定

   如前述,临时停赛规则是由多项规定共同构成的,其中“通知”“上诉”“决定的承认和实行”等规定为“通用性”规则,非临时停赛所独有。本文在结合此类规则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临时停赛规则的核心规范。为了方便讨论,下文中将对临时停赛相关规则进行拆分,从要件化的角度进行解读。

2.1  临时停赛与禁赛的届分

   有必要先对临时停赛和禁赛两个概念进行届分。临时停赛的英文表述为provisional suspension,也有学者将其译作“临时禁赛”。临时停赛与禁赛(ineligibility)存在相似性,主要体现为二者都禁止运动员参加相关赛事或活动,临时停赛还可以抵免最终禁赛期。基于此种相似性,有学者甚至提出,临时停赛在一些方面可以采用禁赛的相关规定。但本文认为,禁赛和临时停赛规则是存在根本区别的:禁赛的事实基础是,违规行为已经可以被“放心满意”(comfortably satisfied)地证明,而临时停赛的事实基础则仅是“潜在违规行为”。两种事实基础的法律真实性有很大差别。有研究人员指出:“临时停赛,更一般地说是各种临时措施,是为了防止不可挽回的损失、保持最终争端处理结果作出前之现状,而针对紧急情况采取的救济手段。”该观点获得了包括Legkov案仲裁庭在内的多个CAS仲裁庭的认可。可见,禁赛和临时停赛的目的也并不相同,前者在于惩罚违规,而后者则在于预防潜在违规行为继续造成损害。鉴于二者存在重大差别,即便部分效果类似,临时停赛和禁赛的相关规定也不应贸然通用。另外,前述“临时禁赛”的翻译方式很容易造成临时停赛是临时的“禁赛”这一错误认知,译作“临时停赛”更为妥当。

2.2  临时停赛的适用对象与管理主体

   WADC在界定“反兴奋剂后果”时指出:“运动员或其他人员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可能导致以下结果:……(c)临时停赛,意即运动员或其他人员在第8条规定的最终听证结果作出前, 被暂时禁止参加任何比赛或活动……”可见,临时停赛的适用对象为由WADC签约方管理的运动员和其他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指教练、队医等运动员辅助人员(后文统称:运动员)。临时停赛的管理主体,是指有权根据相关规范对临时停赛的适用对象施加临时停赛的主体。WADC对有权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组织进行了类型化列举,分别是:作为赛事管理机构的签约方、负责运动队挑选的签约方、相应的国际联合会、对违规行为有结果管理权的另一个反兴奋剂组织。该规定经历了一个扩大的过程:最早的2003版WADC中,临时停赛实施主体仅有赛事管理机构和负责队伍挑选的签约方两类,从2009版WADC开始实施主体才扩大至上述四类。临时停赛实施主体范围的扩大有利于防止反兴奋剂组织的不作为,确保反兴奋剂工作的全面性和效率性。不过,也需要关注广泛授权可能导致的反兴奋剂机构之间管理权协调问题。若仅是授权却未能对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行使关系进行明确,一些案件中可能发生相互推诿或相互争夺的问题,反而不利于反兴奋剂管理。

2.3  临时停赛的适用条件

   临时停赛的适用条件是临时停赛规则的核心,包括程序性条件和实体性条件两个方面。

2.3.1  临时停赛的程序性条件

   WADC中临时停赛的程序性条件包括内部审查、通知以及听证3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临时停赛的听证制度。WADC专门针对临时停赛规定了“临时听证”(provisional hearing)程序,反兴奋剂组织对相关人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时,必须满足“或是在临时停赛之前或临时停赛之后及时为运动员提供临时听证机会,或是在临时停赛之后及时为运动员提供召开全面听证(expedited hearing)的机会”的要求。临时听证与全面听证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临时听证程序更为及时、更为有效率,全面听证程序则相对迟滞,耗时较久;二是临时听证不会对全部案件事实进行评价,仅是全面审查之前的一个初步处理程序,而全面听证则是全面审理。临时听证程序针对的主要是预期要参加比赛,但却突然被临时停赛的运动员,此类运动员对听证程序的及时性和效率性有尤为突出的要求。临时听证程序为这类运动员提供了初步的救济渠道,使其可以及时行使申辩权利,减少“冤假错案”。

2.3.2  临时停赛的实体性条件

   临时停赛的实体条件是指可以对适用对象施加临时停赛的主客观情况。简单地说,临时停赛适用于反兴奋剂组织发现潜在兴奋剂违规行为的情形。“潜在”意味着相关证据已经证明存在违规可能,但违规行为尚未被最终认定,“兴奋剂违规行为”则指WADC第2条(兴奋剂违规行为)中所列举的十种违规情形。从逻辑上讲,证明存在某种潜在违规的条件应当与该种违规的构成要件相一致。由于WADC现行规定中,不同的违规构成要件差距较大,比如证明构成第2.1条(“在运动员的样本中发现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违规只需要证明客观上存在样本检测结果阳性,而不需要证明运动员的主观状态,但证明构成第2.5条(“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理过程的任何环节”)违规不仅需要证明客观上存在破坏兴奋剂管理过程的行为,还需要证明运动员主观上为故意等,WADC并未对不同违规下临时停赛的认定标准进行分别讨论,而是直接将样本检测结果这一客观标准作为是否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基础,并由此出发将临时停赛分为了强制性临时停赛和选择性临时停赛两种类型。

   强制性临时停赛,是指若运动员样本检测结果中发现了非特定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则管辖主体应当无选择余地地马上对其采取临时停赛措施。选择性临时停赛,则指若运动员存在应当处以“强制性临时停赛”之外的其他违规行为,即特定物质检测结果阳性以及第2.2条至第2.10条违规时,由管辖主体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运动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严格责任之下,客观上的样本检测结果阳性几乎是认定第2.1条违规的唯一标准。但是,药检阳性与其他违规情形的关联却并不明显,如第2.4条(“违反行踪管理规定”)违规几乎与药检阳性没有关系。由是观之,WADC似乎将认定临时停赛问题的全部关注点都放在了第2.1条违规上。从临时停赛“预防性”的规则目标出发可以发现,WADC做此规定的背后存在两个基本推论:一是第2.1条违规对赛事或活动的损害要重于其他类型的违规行为;二是非特定物质和禁用方法的损害要重于特定物质。该推论是有合理性的,药检阳性意味着违禁药物已经在运动员体内,不论该运动员药检阳性是有过错还是无过错,该阳性结果都必然会对接下来的比赛造成影响,因此对其采取停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的违规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例如,某运动员向兴奋剂检查官提供虚假信息,并故意暴力干涉检查活动。该运动员明显构成第2.5条“篡改”违规,但由于其行为效果仅仅及于药检环节,并不会对之后的赛事造成影响,因此对其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必要性并不明显。故而,WADC仅是规定与药检结果阳性关联度不大的潜在违规行为应适用“选择性临时停赛”,由反兴奋剂机构酌情判断是否需要临时停赛。将非特定物质与特定物质区别对待则是考虑到了禁用物质本身的特性,“之所以对特定物质作出与一般禁用物质不同的规定,是因为很多特定物质没有提高比赛成绩的作用,运动员更可能不是以提高比赛成绩为目的而使用特定物质的。”相较于特定物质,非特定物质更有可能对之后的比赛造成不利影响,破坏公平。因此WADC要求在非特定物质检测结果阳性的情况下,反兴奋剂机构必须暂停相关人员的参赛资格,而在特定物质检测结果阳性的情况下,则允许反兴奋剂机构视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停赛措施。

   可以说,药检结果这一客观标准概括了反兴奋剂工作中会对赛事造成不良影响的绝大多数情形,方便实践操作。但问题在于,一方面,作为药检结果基本参考依据的“禁用清单”是采用“列举+ 兜底条款”的方法对禁用物质和方法的范围进行规范的,而禁用清单的兜底条款具有模糊性和抽象性,可能对运动员权利造成不当侵害;而另一方面,客观标准也导致当发生第2.1条之外的其他违规时,临时停赛的适用标准只能依赖ADRS的补充规定。

2.4  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

   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是指,在满足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对运动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或者解除已经被实施的临时停赛。WADC规定的停止条件主要包括:(1)若B样本检测结果未能证实A样本的检测结果,则反兴奋剂机构将不能以违反第2.1条为由继续对运动员临时停赛,但不妨碍以违反其他规定为由进行临时停赛;(2)若运动员在初次听证中证明违规事出受污染的产品,可以不对运动员实施强制性临时停赛。第一种情形中B样本未能证实A样本,说明运动员更有可能未使用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可以认为其不会因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问题而对后续比赛的正常进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当停止对运动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第二种情形中,事出受污染产品并不必然导致临时停赛的停止,而是需要反兴奋剂机构酌情判断是否采取临时停赛措施。

   不难发现,WADC中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与适用条件对应,都是围绕兴奋剂检测结果展开的。而“事出受污染产品”的规定则考虑了违规运动员的主观过错:阳性检测结果源于受污染产品意味着运动员对违规可能不知情,主观上并不具有使用禁用物质的故意。然而,该规定存在的疑惑是,强制性临时停赛的实体性适用条件与严格责任原则是一致的,即不问运动员过错而仅关注违规行为客观影响。但此处解除条件的规定似乎又添加了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考虑,大有自相矛盾之嫌。而且,运动员不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形也远非仅止“事出受污染产品”一项。另外,停止条件仅仅关注客观违规事实,可能会导致和临时停赛适用条件一样的问题,即是否停止WADC第2.1条之外其他违规行为的临时停赛只能依赖ADRS的补充规定。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WADC专门对临时停赛的程序性条件做了规定,但是却并没有规定违反这些程序性要求会导致何种后果,不利于发挥程序性规定的约束作用。

2.5  临时停赛的效果

   根据WADC现行规定,临时停赛的效果可以分为直接效果和后续效果两个方面:直接效果指在最终违规认定作出前,临时停赛措施会产生何种效果;事后效果是指最终违规认定作出之后,临时停赛会产生何种效果。临时停赛的直接效果是运动员或其他人员被“禁止参加任何比赛或活动”。2021版WADC第四版草案第10.14.1条中对临时停赛针对的赛事或活动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将其与禁赛期包含的范围等同。该修订有助于明确临时停赛的禁止范围,并进一步契合临时停赛后续效果的相关规定。但是不应将此过度解读为临时停赛与禁赛的后果相同。禁止范围的规定仅是一个客观描述,本身并未体现出处罚性,因此二者等同并无不可。但是,对于禁止范围之外的包括“取消经济资助”在内的其他后果的规定则依旧不应通用。草案也并未做此扩大。

   临时停赛的后续效果同样包括两个方面:若最终认定运动员构成兴奋剂违规,则已经实行的临时停赛期可以用来抵免最终的禁赛处罚;若最终认定运动员不构成兴奋剂违规,那么此时若运动员继续参赛不会对赛事造成不利影响,继续参与比赛。除了有限的“重返赛场”之外,WADC并未规定其他赔偿措施。考虑到反兴奋剂组织在临时停赛中的较大裁量权,以及临时停赛对运动员的重大负面影响,此“一刀切”式的规定无疑需要慎重考虑。

3  ADRS对WADC临时停赛规则的细化和补充

3.1  ADRS中关于停赛规则的相关规定综合来看,ADRS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进一步明确临时停赛的管理主体

   一方面,ADRS对相应机构的内部分工进行了明确,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相关反兴奋剂机构不履行反兴奋剂职责,一些ADRS还有“补充管理”的规定。如FIBA ADR第13.8.5条中规定,国内联合会主办的赛事中,如果有结果管理权的非反兴奋剂组织未能对相关人员采取结果管理措施,则由FIBA进行管理。IAAF ADR第7.10.7条规定,如果品德监察小组负责人认为,某国内联合会未能按规定采取临时停赛措施,品德监察小组可以实施临时停赛等。ADRS的此类规定可以较好地解决WADC广泛授权导致的争夺或推诿的问题,值得肯定。3.1.2  补充临时停赛的适用条件

   ADRS对WADC临时停赛措施实施条件的调整在程序和实体方面都有体现。例如,程序性条件方面有:FIBA ADR第7.9.2条和FINA ADR 第DC7.9.2条都在评估和通知之外规定了采取临时停赛措施前的咨询磋商程序;FIS ADR第E.2.2条中对临时听证申请做了时效规定;FEI ADR第7.1.4条中提高了评估的要求,规定评估依据还应包括“检测标准、其他FEI标准、FEI规则或规章、FEI指南或政策”等。实体性条件方面则有:FEI ADR第7.4.2条中规定,反兴奋剂机构在采取选择性临时停赛措施时,应当:(1)有证据证明运动员“十分可能”(highly likely)已经构成了兴奋剂违规;(2)或者运动员药检结果显示特定物质阳性,并进行了评估和通知。FIFA ADR第9.3条中规定,FIFA在考虑是否应当对特定运动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时,应当“善意”(in good faith)等。

   ADRS的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WADC选择性临时停赛适用标准的空缺,但冲突也是明显的,比如FEI ADR中“十分可能”这一证明标准与Legkov案中CAS仲裁采取“合理可能性”标准即存在较大差别。同时,FIFA ADR对于适用临时停赛措施的要求也难以起到实质性的限制作用。

3.1.3  完善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

   FIS ADR第7.9.3.2条中规定,当运动员或其他人员可以证明以下事项时,则不应当对其临时停赛,或应当取消对其采取的临时停赛:(1)兴奋剂违规指控不具有获得支撑的合理预期,例如因为对运动员或其他人员的指控存在显著的缺陷;(2)运动员或其他人员可以充分地证明其对于被指控的违规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过失,并且任何将来可能发生的针对该违规行为的禁赛处罚有可能依据第10.4条的规定被完全免除;(3)存在其他事实使得在所有情形下,若先于依据第8条作出的最终听证对运动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会导致明显的不公平。BWM ADR第7.9.3.2条、FEI ADR第7.4.4条中的规定与FISADR类似。DFSNZ ADR第7.9.2.1条则规定,在运动员证明其“很有可能不会被禁赛”的情况下,可以不对其采取选择性临时停赛。

   ADRS对于停止条件的规定主要是从“违规可能性”角度展开的,相对于WADC“药检结果”这一客观标准,“违规可能性”标准无疑更具有普适性。“ 明显不公平”的例外规定也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但是ADRS将运动员的主观状态作为临时停赛的停止标准与临时停赛的规则目标是不一致的,而这显然是受到了WADC“事出受污染产品” 这一规定的影响。同理,将来是否会被处罚不应当作为临时停赛解除与否的判断标准,只要反兴奋剂机构能够证实该潜在违规行为可能存在并且可能继续产生危害,那么就应当采取临时停赛措施。

3.2  ADRS补充规定的得与失

   ADRS对临时停赛规则的完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WADC既有规定的进一步细化,二是在WADC规定之外创设新的规则。前者包括明确管理主体、划分内部职能、细化程序要求等,后者则包括确立临时停赛的实施标准和停止条件等。本文考察的ADRS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对WADC既有的临时停赛规则进行了细化,但在WADC之外针对WADC规定的欠缺创设新规则的却并不多见。即便是做了补充,由于ADRS关注的角度和采取的策略存在差异,相关规定差异较大,也难言完善。整体来看,ADRS似乎并没有充分利用WADC的“有意让步”对临时停赛做进一步规范,这与WADC“在临时停赛问题上赋予各成员方丰富的规则制定空间”的初衷不相一致。ADRS未做充分规定可能因能力方面的限制,不过避免与WADC相违背则是更重要的原因,毕竟WADC要求其所有条款都应在成员方获得强制实行,直接将WADC的规定纳入ADRS无疑是高效而又安全的方法。如此一来,WADC的“留白”便从ADRS的“调整空间”变成了规则缺失。由于不同反兴奋剂组织的规则并不能通用,使得“Legkov案”所反映的出来的不一致成为了必然。

4  临时停赛规则的进一步完善的思路及对我国的启示

   反兴奋剂程序与规则的统一化和法典化是国际体育法的研究重点,也是世界反兴奋剂斗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临时停赛面临的规则缺失和不一致问题是由WADC和ADRS双重因素导致的:WADC未能厘清哪些内容需要统一规定,哪些内容需要交给ADRS;而ADRS则是未能充分利用WADC提供的“调整空间”,对临时停赛规则进行进一步完善。因此,完善临时停赛规则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明确WADC和ADRS的“分工”。

4.1  WADC应当完善内容

   WADC应当重点关注那些与反兴奋剂斗争统一协调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普适性的内容。

4.1.1  明确临时停赛的适用标准

   临时停赛的适用标准直接决定了临时停赛应在何种情形下启动。过分偏重第2.1条违规不利于反兴奋工作的顺利开展,因为WADC应当统筹考虑10种违规行为,以确定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标准。临时停赛针对的是“潜在违规”,违规的可能性以及后续危害性是对“潜在违规”行为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临时停赛适用标准也应当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一方面,WADC应当将违规可能性作为判断是否采取临时停赛的核心要素,不同违规类型下的“可能性”则由反兴奋剂机构根据此类违规的构成要件进行证明。相对于“样本检测结果”标准,“可能性”标准兼顾了各种违规情形,更加切合临时停赛的规则目的也更加灵活。其实WADC中“样本检测结果阳性”“B样本未能证实A样本” 根本上也是对“可能性”的讨论:样本检测结果为阳性说明违规可能性很高,而当B样本未能证实A样本时,则说明此种可能性很低。只是WADC选择了“样本检测结果”这一客观标准,而未从证明的角度对临时停赛的适用标准进行规范,使得该规定的普适性严重欠缺。

   另一方面,在认定违规行为具有可能性的基础上,WADC应当对该“潜在违规”的危害性做出评估,以判断其是否会对后续赛事或活动造成影响。现行WADC中对于第2.1条违规与其他违规行为、特定物质与非特定物质的区别对待,在本质上也是对危害性的考量。因此,可以沿用这一思路,根据危害性的评估结果来最终确定是否采取临时停赛措施,对于那些有可能存在但不会对之后的赛事或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违规行为,则不应当对相关主体临时停赛。

4.1.2  明确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

   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和适用条件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定程度上讲,未能满足适用标准即是满足了停止条件。不过相对于适用标准,临时停赛的停止条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个内容:一是明确违反临时停赛程序性规定的法律后果,二是对运动员主观状态的考量。WADC中并未明确不遵守临时停赛程序性规定的后果。一些情况下,例如如果反兴奋剂组织在未通知运动员的情况下采取措施,未能提供临时听证机会时,应当如何对待临时停赛的决定,是否需要重新调查,都需要予以明确。而就主观状态而言,行为人有否过错不应当作为停止临时停赛的理由,但可以在临时停赛适用阶段进行违规可能性和后续危害性评估时,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作为要素之一纳入考量。

4.1.3  明确违反临时停赛规定的后果

   根据现行规定,临时停赛可以抵免最终禁赛期,但前提是运动员必须遵守临时停赛的各项规定,不得违规参加比赛或活动。除了不得抵免最终处罚之外,WADC并未对运动员违反临时停赛决定的后果作出规定。为了确保临时停赛的实施效果,WADC应当对停赛期间违规参赛的行为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可以参照WADC第10.12.3条“禁赛期间违规参加比赛或活动”的规定,取消临时停赛期间所有比赛成绩。2021版WADC的修订者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WADC第四版草案第10.14.3条中将自动取消比赛成绩的规定扩大至临时停赛期间。

4.2  ADRS应当进行的细化和补充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反兴奋剂机构不应仅简单引用的WADC内容,而应在遵守WADC基本规范的同时,结合自身特点对ADRS进行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ADRS关注的重点应放在那些不适合由WADC进行统一规定的个别性事项上,其中尤其需要关注临时停赛的时长问题和赔偿问题。

4.2.1  临时停赛的时长标准

   现行临时停赛规则之下,运动员弱势地位是比较明显的,时长标准的缺失无疑加重了此种不利局面。有必要确立一个时长标准,以限制反兴奋剂组织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考虑到临时停赛的规则目标,确定时长需要首先考察违规情形的持续效果,而这无疑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和单项体育运动的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将时长问题而交由ADRS来规范显然更为合适,反兴奋剂实践也对此提出了要求。以2017年“Elizabeth Juliano等诉FEI”一案为例进行说明。

   2017年2月,马匹H和D参加了美国举办的“阿德权全球盛装舞步节”,因禁用物质检测结果阳性,FEI于2017年3月7日决定,无限期地对骑手临时停赛,同时依据FEI的“两个月标准”对马临时停赛两个月。后续调查证明,该案中的禁用物质来自马食用的一种饲料,并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马匹体内已经不再含有该禁用物质。得知禁用物质来源后,运动员及马匹所有人提出了临时听证申请,要求解除临时停赛。经过审理,FEI仲裁庭解除了对运动员的临时停赛,但拒绝解除对马匹的临时停赛。马匹所有人遂申请了二次听证,但仲裁庭依旧未支撑其诉求。于是马匹所有人Elizabeth Juliano便将案件上诉至CAS。

   该案争议的核心是FEI的“两个月标准”是否合理。该规则并未被规定在FEI ADR之中,而是FEI的一种习惯性标准,绝大多数临时停赛案件中马匹都被停赛两个月。上诉方认为该规定不正当、不透明、没有规则依据。而CAS则认为,该规则有FEI实行委员会决议支撑, 并且FEI及其成员组织的反兴奋剂实践也证明,该“两个月标准”运行良好。即便在个别实践中的适用不那么恰当,但“这一标准不完美,但却公平”,此种“不恰当”是为整体利益付出的合理代价。因此,CAS最终驳回了上诉方的请求。

   该案一方面凸显了将临时停赛时长标准纳入ADRS对于减少争议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在规则制定技术上提供了启示,在难以个别判断违规行为的持续影响时,根据体育项目的特征采取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不失为可行的手段。

4.2.2  临时停赛的赔偿规则

   在最终裁判结果认定不构成违规的情况下,WADC并未对临时停赛的赔偿作出规定。不可否认,该规定是有合理性的:一方面,临时停赛规则本身即是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之上的,是在最终处理结果做出之前采取的临时措施,出现“误判”实属正常;另一方面,如果要求反兴奋剂机构对“错误的”临时停赛进行赔偿,无异于要求反兴奋剂机构将违规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再采取措施,此时临时停赛已经没有意义了;再一方面,面临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也会影响反兴奋剂组织行使管理权的积极性。但问题在于,实践中“误判”的原因可能包含多种情况,如果反兴奋剂机构严格按照正当程序对运动员采取了临时停赛措施,那么即便最终不构成违规,也不应要求反兴奋剂机构赔偿。但在反兴奋剂机构滥用权力或者严重违反程序规定实施临时停赛而使运动员遭受损失的情况下,理应赔偿运动员的损失。

   规定对不当临时停赛导致损失的赔偿的难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要协调好保护运动员利益,与防止损害反兴奋剂组织履行职权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二是损失的确定。临时停赛在禁止运动员参赛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运动员名誉受损等其他影响。相比之下,前者造成损失的认定尤为困难。由于不同主体在停赛期间可能参与何种比赛或活动,在相关比赛或活动中又会获得什么成绩或收益等都是不可预知的,这导致了损失认定面临缺乏客观依据的困境,并进一步使得认定结果可能存在“过轻或过重”的问题:保守评估可能无法起到弥补损失的作用,而牵连过广又可能会给反兴奋剂组织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影响其职能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应当严格限制需要赔偿的情形,确立“实质性失当”标准,即只有反兴奋剂组织的不当行为达到了“直接影响是否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决定”的程度,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未按规定组织听证导致运动员无法获得救济等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反兴奋剂组织进行赔偿。为确保反兴奋剂工作的整体效率,对于未达该标准的不当行为则可以持宽容态度,或者通过赔偿之外的其他方法进行规范,以免影响反兴奋剂组织积极行使职权。

   第二,反兴奋剂组织对于“实质性失当”应当具有主观过错,在反兴奋剂组织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不应当要求其赔偿。

   第三,应当限制需赔偿的损失的范围。“PatrikSinkewitz案”中CAS仲裁庭曾指出,“即便(当事人)是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也无法保证其可以赢得将来的比赛及奖金。在某段时间内可能损失奖金的事实并不会构成无法修补的损害”。可以沿用该仲裁庭的思路,将“事实上发生的损失”作为赔偿的基准,即要求赔偿的损失必须有客观事实证明确实已经发生,并且运动员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从而确保损失认定的客观性,防止出现“漫天要价”的情况。

   第四,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赔偿机制。比如,在损失难以证实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运动员的收入水平,按照一定比例来确定赔偿数额;或者在多次违规的情形下,反兴奋剂机构可以考虑用不当临时停赛的时长冲抵其他违规的禁赛期等。

   2019年7月24日,足球运动员马马杜?萨科(Mamadou Sakho)就因被“错误地”临时停赛而对WADA提起赔偿诉讼。马马杜曾于2016年4月28日因违禁物质higenamine阳性被欧足联(Union of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简称UEFA)临时停赛30天。但因无法证实该违禁物质属于WADA禁用清单S3类中所列示的测试2型兴奋剂(prohibitedBeta-2 Agonist),欧足联控制、品德和纪律机构初审认定运动员不构成兴奋剂违规。运动员认为,由于WADA禁用清单规定不明确导致其被不当临时停赛,而该次临时停赛不仅使之无缘2016年欧洲联赛决赛,还破坏了其与旧东家利物浦俱乐部的关系,导致马马杜于2017年被转会至水晶宫俱乐部,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此,运动员要求WADA赔偿。按照上述标准分析该案:虽然对运动员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主体是UEFA,但其只是WADA禁用清单的实行者,问题根源在于清单规定不明确,UEFA的管理行为本身并无“实质性失当”,也难说存在严重过错。就损失范围而言,运动员首先需要证明“无缘欧洲联赛决赛”为“事实上发生的损失”,而至于转会问题,其与临时停赛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仍需进一步证明。因此,运动员若以临时停赛不当为由主张UEFA赔偿,其胜诉概率可能不大。或许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该案中运动员并未对UEFA提出责难,而是选择以WADA为被告,针对禁用清单规定不明确一事提起了诉讼。

4.3  我国反兴奋工作中的临时停赛问题

   实践中不乏我国运动员被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临时停赛的案例,如2011年举重运动员廖辉因药检阳性被国际举重联合会临时停赛,2015年12月羽毛球运动员于小含因药检阳性被BWF临时停赛,2016年8月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因药检阳性自愿接受临时停赛等。但临时停赛在我国国内的适用却并不多见,一般情况下,只要运动员可以证明阳性检测结果来自于受污染的产品,反兴奋剂机构就会认定运动员不具有使用禁用物质的故意,进而不会对其采取临时停赛措施。因其他类型兴奋剂违规采取临时停赛措施的案件则更为鲜见。这一现状显然与临时停赛“预防性”的制度目标不相吻合,在我国语境下讨论临时停赛规则更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的ADRS主要包括《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简称《通则》)以及《兴奋剂违规听证规则》(简称《听证规则》)。对比WADC,我国ADR中临时停赛规则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临时停赛的“非处罚性”。《办法》第26条中将临时停赛视为“管理行为”,而非违规处罚,这从我国的角度论证了临时停赛“临时措施”的性质。

   2)临时停赛“ 临时听证”程序缺失。《听证规则》第27条规定,反兴奋剂工作部门在发现阳性检测结果或其他兴奋剂违规行为后,应当在做出处罚前告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召开临时听证会。与WADC相比,《听证规则》对有权申请临时听证会的主体范围、申请期限、当事人基本权利、程序简化要求、与正式听证的关系等做了进一步明确。但问题是,该程序所针对的是反兴奋剂组织对运动员采取的违规处罚,而临时停赛却并非违规处罚措施。故而从文义说明角度来看,临时停赛并不能适用该临时听证程序。因此,虽然我国有“临时听证会”的规定,但临时停赛“临时听证程序”的规定却处于缺失状态。

   3)临时停赛后续效果的规定更偏向运动员。《通则》规定,未被证实违规的临时停赛的后续效果是“马上恢复运动员参赛资格”,并未提出“不影响比赛进行”的要求。

除此之外,《通则》中有关临时停赛的内容整体上与WADC一致。可以看出,我国ADRS同样并未能按照WADC的精神对临时停赛规则进行进一步细化完善,反兴奋剂机构在临时停赛问题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临时停赛规则在我国适用较少的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效果,维护体育的纯洁性,有必要对临时停赛规则进行细化,WADC及ADRS的完善思路完全可以适用于我国。另外,根据《通则》第84条,WADC仅在我国国内立法缺失时起参考作用,相较于其他反兴奋剂组织,我国反兴奋剂立法更具有主动性,调整的空间也更为宽广。因此,我国也应当借鉴国际经验,明确临时停赛的相关规定,促进我国反兴奋剂工作规范进行,并进一步与国际反兴奋剂工作接轨。


——摘自:赵永如,反兴奋剂工作中的临时停赛规则评述——《体育科研》,2019.06

澳大利亚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及其启示

   虽然澳大利亚人口仅有2500多万,但是澳大利亚运动员在近5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共夺得63金82银72铜。从人口与奖牌数的比例来看,澳大利亚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澳大利亚奥运实力呈上升趋势,2017年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得12金14银10铜共36枚奖牌,2018年获得13金16银18铜共47枚奖牌,奖牌项包括游泳、自行车、帆船、赛艇和曲棍球等15个大项。与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相比,澳大利亚2018年的金牌数增加5枚,奖牌数增加18枚。成绩的提升表明澳大利亚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详细分析其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以期为我国制定相关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澳大利亚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

1.1  全面深化体育改革

   2012-2017年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体育改革措施。澳体委的《2017-2021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目标是保持在奖牌榜前10名。各单项协会的竞技体育工作重点都要体现这个目标,同时各体育科研、教学、学术、保障单位的工作也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澳体委在管理体制上主要发生了两点变化:(1)进一步提升和强化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国家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协调和政策实施部门。(2)根据澳体委发布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必须遵守的管理要求”的规定,项目协会实行企业化的管理体制,建成担保有限责任企业。

   管理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有:(1)采取新的更清晰、更强力的国家拨款和问责模式,即澳体委拨款直接与竞技成绩挂钩。(2)建立严格的各协会年度评估考核机制,发布年度进展报告,对各协会每年的规划实行情况进行统计、点评和公布。(3)帮助各协会降低成本,简化程序,提高能力,明确可提供共享服务的资源和事项;同时利用好澳大利亚体育基金,增加各协会的商业收。

1.2  增加奥运备战经费投入

   2017-2018年度,澳大利亚政府对竞技体育的直接资助金将达1.016亿多澳元,比上一年度增长360万澳元,其中1203万澳元依照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优秀运动员资助计划投给750余名优秀运动员。

   2017-2018年度,澳竞技体育资金增长幅度较大的项目有自行车、跳水、曲棍球、垒球、橄榄球和冲浪。自行车项目(包括小轮车)的经费将增加17.5万澳元。自行车项目被归类为重点项目,具有夺取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多枚奖牌的潜力。

   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新增的女子垒球项目上,澳大利亚具有夺牌潜力。在2015-16年度资金分配时,澳体委将棒球与垒球重新划分为高水平竞技项目。2017-18年度,垒球项目获得120.8万澳元的竞技体育资金,比上一年度增长13.3万澳元。2017年12月,澳大利亚体育部宣布额外增加1000万澳元竞技体育资助,用于支撑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的备战工作。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投向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新增或调整的项目,包括冲浪、滑板、铁人三项混合团体接力和女子垒球,澳大利亚在这些项目上具有较大夺牌潜力。

1.3  加强后备人才培养

   在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资助和引导下,各单项协会推出了后备人才培养计划。2017年,澳大利亚游泳协会启动了一项新的奖学金计划——“国家训练中心运动员转型计划”,主要针对澳体育学院堪培拉校区的“成才之路项目”运动员,帮助他们提高竞技水平并提前规划离开泳池后的职业生涯。曾执教过多位奥运金牌得主的孟席斯教练表示,“国家训练中心运动员转型计划”的目的是加速对年轻运动员的培养并帮助他们为长期、高要求的游泳竞技生涯做好准备。孟席斯说:“把这些年轻、有潜力的运动员浸润到澳体院这样的高水平训练环境中,大家是希翼帮助他们在游泳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国际赛事上获得成功。这个计划让年轻运动员有机会使用澳体院的设施和享受相应的服务,包括一个实验泳池、体育科技、力量训练、运动损伤恢复和运动营养等服务。澳体院为这个计划全方位打开了绿色通道。”

   冲浪项目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新增项目,澳冲浪协会培养后备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建立冲浪教育认证体系。澳冲浪协会认证了在600多个沙滩上运营的115所冲浪学校。这些冲浪学校共教会了47万余人如何冲浪。此外,澳冲浪协会还认证了3200多名教练和1200多名裁判。因此,澳大利亚不但为新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训练体系,还能保证他们踏上精英之路后能拥有良好的训练和教育环境。

   澳赛艇协会启动了“第一运动”计划,目标是把赛艇运动打造成澳大利亚第一运动,主要举措是将澳大利亚各州体育院校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后备人才识别和培养工作上来。各州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自己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澳赛艇协会的托尼博士负责后备人才的技术引导工作,与各州体育院校紧密合作,为他们提供赛艇运动科学常识和技术引导,以便更好地培养年轻运动员和教练员。

1.4  强化体育科研队伍管理

   澳体委、澳体院、澳大利亚运动科学学会和澳大利亚体能协会将合作建立体育科研人员和体能教练的认证制度,目的是通过提高岗位标准促进体育科研水平提升,同时使用严格的管理手段来保护运动员和确保体育的诚信。澳大利亚运动科学学会和澳大利亚体能协会负责具体的认证工作。澳体委要求,截至2018年底,各单项协会的体育科研人员和体能教练必须持证上岗,否则将削减体育资助。

1.5  采用高科技装备辅助训练

   2017年4月,澳赛艇协会与注重性能创新的776BC企业建立为期四年的合作关系。该企业由参加过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曾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男子四人单桨银牌的麦肯齐·麦克哈格创立,主要提供一系列有助于提高运动成绩的产品和服务。776BC的MOTION系列运动服是世界一流的高性能服装,上面带有生物计量学与剖解学的标记线和标记点,便于评定运动员的动作。教练和引导员可以随时随地提供更好更准确的实时反馈。MOTION系列将原本只局限于实验室的科学带到了运动实践中,无论处于何种水平的运动员和教练都可以在平时的训练课上评定技术动作。澳帆船协会签约B&G企业和Med Aire企业成为国家队赞助商。B&G企业为运动员提供精密的海洋电子产品,这些海洋电子设备将协助帆船队高效训练,以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Me-d Aire企业为帆船队提供专业的医学教育培训课程、医疗设备以及全天候全球应对中心的医疗。

1.6  配备先进训练设施

   2017年1月,澳大利亚启动“人工冲浪池”建造计划,分别在澳大利亚的几个主要城市(悉尼、墨尔本、珀斯)新建数个人工冲浪训练设施,目的是帮助澳顶尖冲浪运动员备战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些人工冲浪池将基于一个被称为COVE的西班牙设计理念进行建造,届时浪高可达2.1米,平均每次冲浪时间可持续约18秒。澳国家冲浪队教练金安迪表示,COVE设计的特点是能够精准地模拟海洋中的海浪,包括海浪的不可确定性。因此,运动员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大量重复练习的机会,在这里训练三、四天就能相当于在海洋中训练三、四个月。

   澳帆船协会同南港帆船俱乐部合作建立了新的训练中心,南港训练中心是澳大利亚帆船队首次在悉尼国家训练中心以外设立帆船训练中心,该中心将成为澳大利亚帆船队男女470级运动员集训的基地。该场地提供帆船器材就地存放服务,并允许运动员进入附近的鲁那韦湾超级体育中心健身房享受物理治疗。新建帆船训练中心利用了2016年澳大利亚帆船队参加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使用的两个集装箱并采用了钢结构,新建筑能够完全固定船只,以最大化扩展训练空间。

2  对我国的启示

2.1  充分发挥体育院校在科技助力奥运备战中作用

   从上述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在人才培养、科研管理、装备研发、科技创新与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京奥运周期,澳体院进行了改革,与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的体育学院进行合作,放弃内部竞争,建立一个高度整合的备战体系,以便顶尖教练员与运动科学家、运动医学家通力合作,组建复合型训练团队。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为教练员提供最新备战情报,而且每竞技论坛年划拨150万澳元设立“竞技创新专项基金”,用于鼓励在训练、器材器械和科技方面的创新,并优先资助对于提高成绩有直接帮助的创新性研究。澳体育学院不仅加强现有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而且向人体运动科学前沿领域探索。澳体育学院专家团队致力于解决压力下比赛发挥、伤病预防等关键问题。在器材研发、数据生成和成绩分析等原来的优势领域,学院将继续深入研究。与此同时,澳体育学院还将与顶尖大学开展合作,为国家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相比,我国体育院校在竞技人才培养、装备研发、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领域略显不足,科研管理存在“小作坊”式分散管理现象,缺乏资源共享成为大数据时代体育科技攻关的主要障碍。因此,我国应建立统一的科技助力奥运备战体系,打破藩篱,整合各体育院校的资源,针对各项目协会的备战需求,组建复合型专家团队,为提高运动成绩提供解决方案。

2.2  全方位打造高科技的备战训练环境

   科研人员持证上岗、使用高科技装备、建造“人工冲浪池”、设立训练中心等举措的目的是为澳大利亚运动员提供一个高科技的训练环境,以便运动员全力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成立了“运动员健康工作组”,致力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主要工作包括培养运动员高水平竞技环境下心理调节能力和生活技能;帮助运动员制定个人进修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等,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澳大利亚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是以运动员为中心,以备战训练需求为导向,重视科技创新与应用,全方位打造了一个高科技训练环境。

   虽然赴海外训练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是气候、学问、饮食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训练效果。而自己打造的高科技训练环境有利于后备人才培养、有利于制定长期训练计划、有利于训练数据的积累、有利于体育科研攻关。因此,我国应根据备战训练需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围绕运动员的备战训练任务打造高科技的训练环境。

2.3  进一步完善评估体系建设

   澳体委采取新的更清晰、更强力的国家拨款和问责模式,同时建立严格的项目协会年度评估考核机制。以冲浪协会为例,2017年7月底澳体委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的严格审查与评估,目的是优化其组织架构,尽最大可能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取历史上首枚冲浪奥运金牌。该审查评估程序持续整整一个月,涉及内部和外部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精英冲浪运动员、优秀冲浪教练、协会主管和主教练等。

最终审查报告对澳冲浪协会目前实施的竞技体育项目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权力下放,该协会已决定撤销哈雷高水平训练中心的“国家精英教练”这个职位,全职担任国家教练一职4年之久的金安迪也因此卸任。另外一项建议是设立两个重要的新岗位:“精英项目主管”和“国家高水平竞技体育主任”,主要负责带领团队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成功。澳冲浪协会首席实行官斯达克表示:“此次审查评估工作表明大家十分重视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夺金的目标。大家需要了解一个成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夺金计划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对这种成功模式做出怎样的调整才能适用于冲浪项目。虽然未来还有很多改革需要进行,但大家相信这些变化会推动我国在东京奥运夺金之路上更进一步。”

   虽然我国对体育领域财政拨款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严格的审计,同时对相关项目进行考核验收,但是在协会监管、协会年度评估等方面仍有不足。为了实现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夺牌目标,我国应成立由审计人员、体育专家、体育管理部门代表、协会代表、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等组成的评估小组,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和专家意见制定权威的评估标准,继续优化协会的组织结构,保障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的顺利实行。

3  结论

   澳体委认为,世界各体育强国纷纷加大了体育科技投入和对运动员的资助,澳大利亚运动员已经没有了竞争优势。为了夺得更多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澳大利亚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建立高度整合的竞技体育体系,并且在体育科技领域力争重返世界领先行列。

   虽然中国的奥运实力在澳大利亚之上,但是中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形势严峻,迅速崛起的英国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榜超过了中国,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日本目标是“金牌总数进入世界前3”,逐渐摆脱兴奋剂危机影响的俄罗斯奥运实力明显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志在重返体育强国地位的澳大利亚的备战举措值得大家深入分析,中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竞技体育改革的经验,提高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服务的质量,提升各项目协会夺牌的潜力。


——摘自:张曙光,澳大利亚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措及其启示——《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0.03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年,让大家改变世界”

   半个世纪前,东京举办了19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借助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风大大提振了日本经济:启动大型城市改造项目,包括修建东海道新干线、实现羽田机场的国际化升级和完善首都高速公路网等,也为日本后来一段期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是第三大经济体)注入了加速剂。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再次来到东京,这一次日本将更多的目光关注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性。

自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实行改革以来,“可持续性”这个新词就成为了奥运圈中的高频词汇。在 2014 年通过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将可持续性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概念之一,而后国际奥委会相继发布了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性指南等相关文件。特别是在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发布之后,国际奥委会明确提出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贡献SDGS的方案。

   尽管距离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还有近三年的时间,但相关的赛事筹备工作早已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这其中,可持续性工作成为了东京奥组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赛事愿景凸显可持续性

   2014年,东京奥组委在申奥成功后的第二年就提出了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事愿景,即“体育拥有改变世界和未来的力量。1964年日本焕然一新。2020年让大家改变世界。”围绕这一愿景,东京奥组委提出了三项基本理念,分别为“所有人力争突破自我”“每个人都互相认可”和“连接未来”。东京奥组委在其发布的《东京2020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性计划》中明确阐释了赛事理念与可持续性的关系:

1.每个人都互相认可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力争与各利益相关方通过讨论,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达成可持续性方案上的共识。

2.所有人力争突破自我

   利用日本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最尖端的科技,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突破自我,尽最大可能实现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可持续运营。

3.连接未来

   通过可持续的运营,向全东京乃至全世界分享可持续理念,鼓励他们负责任地开展每一项活动。

可持续性主题聚焦五大方面

   东京奥组委在确立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性主题方面重点参考了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结合日本当地可持续发展趋势与众多利益相关方商讨确定了五大可持续性主题,包括:1.气候变化,2.资源管理,3.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4.人权、劳工和公平的商业实践,5.参与、合作和交流。

东京奥组委认为这五个方面是人类活动、社会系统和全球环境之间产生的复杂而又持久的问题,覆盖了可持续性的各个方面。在每一项主题下,东京奥组委都为其制定了相应的原则、战略、目标以及相关的行动计划。

科学建立可持续性计划

   东京奥组委在2016年初发布了《东京2020奥林匹克运动会高水平可持续性计划》。为制定该计划,东京奥组委成立了“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委员会”,委员会由来自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机构的学者和专家组成,充分听取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成为确保该计划科学性和完整性的基础。该计划为东京奥组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实现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法框架。

可持续性实践思路新颖

   尽管从官方或媒体中披露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性实践不多,但这些实践的思路却十分新颖,颇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东京2020奖牌项目

   东京奥组委开展奥运奖牌项目(Tokyo2020Medal Project),该项目将实现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大约5000枚奖牌全部由回收的废旧电子设备中提取的金属制作。为此,该项目专门成立了“城市矿山奖牌协作促进委员会”,联合相关企业共同开展废旧二手电子设备的回收。虽然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6年巴西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有过类似的实践,但其最高的再利用率仅达到30%。日本奥组委不仅将奖牌的再利用率目标提升至 100%,该项目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号召全日本民众参与到奥运赛事的筹备中,增强民众的参与感,传播可持续理念。日本冬奥组委认为该项目的实施是在收集全日本人民的梦想,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将在全日本的希翼和梦想中获得奖牌。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由小学生决定

   2017年5月,东京奥组委宣布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将由日本小学生投票选出。根据票选办法,日本全国所有小学将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投票,每个班级有一票选择权,得票最多的吉祥物将成为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东京奥组委称,如果按照这一办法选择吉祥物,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首举。据调查显示,日本全国共有20313所小学、27万1764个班级。可以想见,在每个班级仅有一票的情况下,日本的小学生将在班级内部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确定这宝贵的一票到底投给哪一款吉祥物。

与合作伙伴共同谋划可持续性实践

   通过合作伙伴的专业技术,在不同的可持续性方面都能够实现突破。

   尽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数不多的可持续性实践能够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媒体中还是充斥着各种关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负面报道。其中最为轰动的就是东京新国立体育场设计合同违约事件。

   2012年底,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从46个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场馆新东京国立竞技场的设计方。然而,在其设计方案公布不久后,诸多日本著名建筑师带头抗议这项设计方案,日本民间也集合了三万多名民众的签名,不支撑这个造价高昂、造型怪异的建筑提案。尽管扎哈后来多次根据意见修改设计方案,降低成本,但是其造价仍然过于昂贵。2015年7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于天价成本,政府将废弃现有的2020年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会场建设方案,重新招标,以求节省成本,并向扎哈团队支付了59亿日币的违约金。

   大家不妨从可持续的角度来看看这一事件。场馆规划与建设因其投资大、工程周期长、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众多而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赛事筹备阶段的重中之重。随着人们在可持续方面的意识逐渐增强,已不再像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期待建设规模巨大、设计超前的奥运场馆,甚至开始抵触这一类的设计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更加关注场馆建设中环保、劳工以及赛后可持续利用方面的问题,这一类可持续性因素需要奥运赛事筹办者重点考虑,否则将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损失。

启示

   第一,及早建立完善的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在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性指南》中有这样一句话:“有良好的管理体系,虽然不一定能够避免可持续性风险,但能够使奥组委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应对和争取主动。”东京奥组委官方还未宣布其可持续性管理制度,而IOS20121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则是国际奥委会要求各奥组委必须采纳的管理体系标准。大型活动及早建立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能够将活动中各业务所涉及到的可持续性要素进行提前识别和统筹管理,文章前面所述的可持续性负面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提前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二,讲好可持续性故事。奥组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期、赛事期会开展大量的可持续性实践,将这些可持续性实践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外界宣传,可以更好地传播可持续性理念,树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积极、正面的形象。奥组委一般需要在赛前两年左右就开展可持续性宣传的规划和准备。面向普通观众讲述可持续性故事,关键是要有一个清晰、简单的叙述方式,而对于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可持续性问题或领域,应提前思考利益相关方的关注重点,拟出回应策略。

   第三,结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和自身特征确定可持续愿景和主题。制定可持续愿景和主题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工作顶层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可持续方面都会搭建形似房子的框架结构图,自上而下归纳出可持续愿景、原则、主题、行动等内容。依据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和自身特征明确上述这些内容后,奥组委的可持续性工作将更加聚焦,为最终形成可持续性亮点甚至奥运遗产提供保障。

   由于平昌将在2018年举办冬奥会,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来看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东京时间,同时东京奥组委开展的大部分可持续性工作也还处于起步阶段,评价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整体可持续性工作还为时尚早,东京奥组委能否实现最初制定的可持续性承诺和目标,让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摘自:于翔海,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年,让大家改变世界”——《WTO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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