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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新时代引领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奥运梦想(习大大,2014),通过奥运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发展的新形象。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榜第一、奖牌榜第二的历史性成就成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华彩篇章(苟仲文,2019a),开启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时期。自此,我国竞技体育进入了改革式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价值、功能和方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大大,2017),这是党和国家给予我国体育事业的时代重任。竞技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钟秉枢等,2018),承担着到2020年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到2050年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的战略目标(国务院办公厅,2019)。

   当下,体育系统正在全力备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推动“三大球”振兴发展,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备战压力是前所未有的。面对即将到来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在备战过程中设立了“六个东京”的标准,提出了“九个每块金牌”的责任,同时,大家存在“七个几乎没有”的问题(葛会忠,2019;苟仲文,2019b)。在改革的道路上,体育治理成为大家完成备战任务的重要保证,由此,我国竞技体育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本研究在梳理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并分析了科技助力驱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1  2008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成绩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足联世界杯、世界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大赛中,共获得世界冠军3458个,奥运冠军237个,创超世界纪录1332次,成为国际体育舞台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力量(苟仲文,2019a)。在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进程中,体育人奋力延续着竞技体育的使命,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代表团共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112枚,奖牌255枚,冬奥会金牌9枚,奖牌29枚,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三大球”努力实现振兴发展。

1.1  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绩特征

   争取金牌、奖牌是竞技体育的最主要任务,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的重要抓手,是体育事业融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因此,保证我国夏季竞技体育项目金牌、奖牌数量位于第一集团是我国竞技体育的基本任务。中国代表团在近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均处于金牌、奖牌榜前列(表1),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夏季竞技体育项目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处于一流水平。但是,近

 

 

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奖牌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同时,“体能类项目”整体落后的情况仍未改变,这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我国竞技体育基本任务的完成。其次,我国代表团获得金牌、奖牌的项目类型不断扩大,在保持整体高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均衡性,如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项目中由宫金杰和钟天使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队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夏季竞技体育成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成绩的“含金量”进一步提高。中国代表团在游泳、田径等受关注度高、竞争激烈的项目中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冲破了先天身体条件限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如中国游泳队在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5金、2银、3铜的奥运参赛最好成绩;中国4×100m接力在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第4名,在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以37.82s的成绩创造新的全国纪录,中国运动员苏炳添在100m项目上创造的9.91s的亚洲纪录在人类100m短跑历史上排名36位(苏炳添,2019),谢震业在2019年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m比赛中以19.88s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在200m项目中打破20s的黄种人。

1.2  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绩特征

   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北京冬奥组委官网,2019)。办赛精彩的同时,参赛也要出彩是全国人民对体育系统的期待。由于地理条件、学问传统等原因,我国的冬季竞技体育项目起步较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为我国夺得了第1枚冬奥会金牌。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在近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金牌、奖牌成绩处于中游水平,存在一定的下滑风险(表2)。面对“参赛出彩”的2022冬奥目标,我国冬季竞技体育项目需要有跨越式的发展。 

 

   其次,从金牌分布上看,近3届获得的9枚金牌中有7枚来自短道速滑项目,77.78%的金牌比例既显示了我国短道速滑项目的优势,又提示了我国夺金项目的不平衡。同时,获得金牌的项目中女子项目占多数,男女项目的均衡性不足。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代表团获得奖牌的项目类型不断取得突破,尤其是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的9块奖牌分别来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单板滑雪U型场地5个小项,而往届最多在3个单项上取得奖牌,这说明冬季项目的厚度在不断加大(高志丹,2018)。冰上项目、雪上项目的共同进步为实现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2008年以来中国“三大球”主要成绩

   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在世界及我国都有着非常高的群众关注度和参与度。在我国,“三大球”振兴发展是竞技体育的重要任务,是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先锋(杨桦,2019),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整体上看,2008年以来我国“三大球”中,仅有女排获得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竞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部分项目处于亚洲领先水平,还有部分项目处于亚洲中上游水平。同时,女子项目成绩优于男子项目。我国篮球基本保持在“亚洲领先参与世界”的竞技水平(表3),中国女子篮球成绩相对稳定,并且具备取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前6名的实力;中国男子篮球成绩下降,在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国际足联世界杯中,中国男子篮球仅获得第24名。

   中国女排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金牌(表4),对我国“三大球”的发展具有鼓舞作用。中国女排以优异的历史战绩成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标杆,以过硬的作风成为诠释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的代表,“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 

”的女排精神更成为坚定学问自信的有力体现。中国男排需要借鉴女排成功经验以争取进入亚洲一流行列。从世界排名和亚洲排名看,2008年以来我国足球成绩基本保持稳定并有小幅提升(表5)。作为“三大球”振兴发展的重点项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实施和备战2022年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杯预选赛任务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提高足球运动成绩的决心,从前期改革措施及项目发展规律看,需要给予足球从业者时间与信心。

 

 

2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经历了从奥运零金牌到体育大国的辉煌巨变,在这一阶段,迅速提高竞技体育水平,集中力量夺得一定数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世界大赛金牌是主要任务。进入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是融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发展的(苟仲文,2019a)。我国正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思想是党和国家赋予我国体育事业的新要求,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成为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人民对竞技体育的需要,由对竞技体育成绩数量的需要转变为对竞技体育成绩质量的需要,其主要体现为:1)竞技体育成绩数量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中国代表团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足联世界杯、世锦赛等世界大赛获得的金牌、奖牌数量继续保持前列。2)竞技体育成绩“含金量”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在人民关注度高及参与度高的项目上获得金牌、奖牌或取得成绩的突破,如“三大球”、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3)竞技体育参赛项目全覆盖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全项目参赛(李海鹏等,2019)为目标的参赛项目的不断扩大。4)竞技体育高效率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项目发展、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资源消耗率的降低等方面,即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获得尽可能好的成绩。5)竞技体育纯洁参赛的需要。人民对兴奋剂等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问题是“零容忍”的,大家的竞技体育参赛必须做到兴奋剂“零出现”。上述5点构成了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人民对竞技体育的需要,基于此,在运动员本位是实现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核心思想指引下,本研究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定义为:以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竞技体育需要为目标的高量、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式(金碚,2018;张军扩等,2019), 

由竞技体育成绩保持世界前列、竞技体育成绩“含金量”高、竞技体育参赛项目不断扩大、竞技体育高效率发展和竞技体育纯洁参赛5个方面组成。

3  科技助力驱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3.1  我国体育科技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科技事业主要经历了3个重要发展阶段(表6),时至今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已经由经验驱动转变为科技驱动,体育科技成为引领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 

   体育科技成果方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体育科技组织机构不断健全,体育系统专职科研机构已达60个,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均建立了体育科学研究所;高水平课题立项数量明显增加,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类的立项数量分别为724项和1118项;科技助力体育发展成效明显,体育科技解决竞技备战关键问题的能力逐步提升(苟仲文,2019a)。在竞技体育的科技助力方面,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大赛的参赛为目标,以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为重点,以教练员培养和科学化训练为抓手,坚持科技引领训练,深化对项目特征和训练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不断引进和创新运动训练的理论与方法,高度重视运动训练生物和教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高度重视体能和康复等新兴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二次创新,支撑各类运动队的训练,取得了显著效果(冯连世,2019)。

   近年,在强化体能储备,坚持科技引领(钟言,2019)方面进行了诸多科学严谨的实践探索,例如,在运动员选拔方面探索了跨界跨项选材;在训练理念上研究了雪上项目分段训练模型;在训练方法上应用了加压训练;在训练实验测试上引入了风洞测试等。

   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发展存在如下不足:1)科技助力整体供给水平无法完全满足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2)科技创新成果与运动员、教练员比赛训练实践需求匹配度不高;3)训练、科研要素分离,融合不足;4)以国际引进、行业跟随策略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5)科技助力政策供给不足;6)科技助力人才存在数量不足、专业结构不合理、顶尖专家缺失、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7)体育系统外部资源及国际资源整合不足;8)高水平体育科技实验室缺失;9)大数据分析、应用水平不高;10)基础研究能力较弱。

3.2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析 

3.2.1  竞技体育科技助力的概念

   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科技助力是指在奥林匹克公平竞争原则下运用科学技术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常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服务方式的集合,包含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和竞技体育科技服务两个方面。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包括竞技体育领域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科学创新是创造竞技体育新常识的行为,技术创新是创造竞技体育新技术的行为(李琳,2013;奚洁人,2007)。竞技体育科技服务则是指把体育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至竞技体育领域,旨在推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及经验判断,本研究探索性提出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助力的3个理论假设:1)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助力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即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程度越高,对科技助力的需求就越大;2)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是科技助力竞技体育发展的两大内容,共同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3)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对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呈螺旋状上升,即在科技助力的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对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不同,普遍意义上,在一个科技助力周期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科技创新的贡献度较高,而在一个科技助力周期的中间阶段,科技服务的贡献度较高(图1)。


3.2.2  竞技体育科技助力要素

   根据科技助力的内涵,本研究将竞技体育科技助力要素分为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和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两类。

3.2.2.1  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

   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由核心要素、主体支撑要素、技术支撑要素、行业支撑要素和政策支撑要素组成(图2),其中,核心要


素位于竞技体育科技创新的中心位置,其他4类支撑要素辅助核心要素进行科技创新。核心要素包括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大专院校和体育科技企业等。目前,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体育科学研究所系列是最主要的核心要素,体育大专院校以人才、资源等综合优势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逐渐加强,体育科技企业是新兴的科技创新力量,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独特运行于科技创新体系中。可以预见,3种核心要素将共同服务于竞技体育科技助力。主体支撑要素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等。主体要素是竞技体育参与的主体,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既是科技创新需求的提供者,又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者,与核心要素关系最为密切。 

   技术支撑要素包括国内、国际相关科研机构、相关大专院校和相关科技企业等。技术支撑要素多为非体育科研单位,但依靠其在自身行业的科研能力协助核心要素解决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难关,同时,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更多的引入了国际行业高水平技术支撑要素。行业支撑要素包括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中心、运动项目协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行业支撑要素对竞技体育科技创新的支撑是全方面的,涉及人、财、物各个方面,同样,竞技体育科技创新的成功离不开体育系统的协同合作,从体育总局的系统调度到运动项目中心和运动项目协会的配合,再到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支撑,都是促进科技创新的行业支撑要素。

   政策支撑要素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级层面和财政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等省部级层面两大部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财政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支撑科技创新的政 

策法规,并提供科技创新资源(吕和武等,2019)。

3.2.2.2  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

   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分为直接服务要素和间接服务要素两类(图3)。直接服务要素包括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大专院校和体育科技企业等,这些也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它们的科技创新成果由科研人员直接服务于运动员、教练员。间接服务要素包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和中介服务机构等,这些要素依托与之紧密联系的科技创新资源承接或完成由服务对象发布或委托的科技创新需求,进而服务运动员、教练员。

3.3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进入新时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保平,2018)。竞技体育的主体是运动员和教练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巅峰时间有限,科技助力固然可以服务运动员优异成绩的取得,但科技创新存在不确定性,失败或无效的创新可能会给运动员和教练员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由此,对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机理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驱动能力。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行为,结合图4可知:1)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体育治理和体育改革的组成部分;2)新需求拉动和新科技推动双重作用触发科技助力的科技服务和科技创新行为;3)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通过增加竞技体育供给要素数量和提高竞技体育供给要素效率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4)不同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的科技助力方式不同。

3.4  不同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的科技助力驱动

   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由技术、战术、身体素质、心理、体能、装备和情报等组成。

 

 

   1)科技助力驱动技术进步。对于竞技体育项目,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能够有效改进运动员的技术动作(邓万金,2018),进而带来运动成绩的突破,动作成功率的提高,或者运动损伤风险的降低。在此过程中,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密切合作非常重要。例如,近年我国100m短跑成绩的提高与科技助力驱动运动技术进步密切相关,起跑技术、途中跑技术的改变有效提高了运动成绩。又如,跳高运动的技术发展经历了跨越式、剪式、滚式、俯卧式和背越式的演变,跳高成绩不断被提高。

   2)科技助力驱动战术改革。对于团队项目或计时时间较长的项目来说,战术水平在成绩的取得过程中较为重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视频分析、计算机仿真等技术能够有效驱动运动项目的战术改革。在这一 

过程中,教练员、科研人员和专业分析人员的作用非常重要。例如,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通过数据分析合理安排战术帮助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又如,篮球竞赛中应用视频分析和数据分析技术为教练员制订战术提供参考。

   3)科技助力驱动身体素质提高及保持。运用科技手段监测运动员的生理生化指标,帮助运动员进行科学化训练已经成为目前竞技体育训练的日常工作。近年,科技助力在康复、营养领域的作用也在加强。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共同合作。例如,加压训练可有效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和耐力。又如,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肠道菌群与运动的关系。

   4)科技助力驱动心理状态调整。运动员、教练员心理状态越来越多的影响到竞技体育的成绩,特别是对动作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项目。目前,科技助力依托心理量表和有关监测设备,运用科技手段从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的监测到睡眠分析,全方位掌握并调整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理状态,以提高运动成绩。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员、教练员对科研人员的信任非常重要。例如,对在竞赛中经常出现发挥失常(Choking)运动员的心理干预。又如,诸多运动员开始使用高压氧仓以促进睡眠质量。

   5)科技助力驱动体能提升。体能是赛场的入场券,依靠科技助力驱动基础体能和专项体能的提高已经成为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的共识。大家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对此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例如,通过对国际先进体能训练技术的引进转化及应用能够有效提升我国运动员的体能水平。又如,运用可穿戴设备、大数据技术构建运动员体能数据库是监测运动员体能状态的重要手段。

   6)科技助力驱动竞赛装备改进。可穿戴、数字化、智能化和快速反馈是对训练装备的基本要求(陈小平,2018)。运动员参与竞技体育离不开运动装备的支撑,尤其是冬季运动项目,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装备水平的改进能够促进运动员成绩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创新核心要素和技术支撑要素充分参与其中。例如,基于风洞研发的高性能服装在冬季项目的应用(王开元等,2019)和克莱普冰刀的发明提高了速滑运动员的成绩。又如,复合材料的应用促进了撑杆跳运动员成绩的提升。

   7)科技助力驱动竞赛情报获取。对竞赛对手信息和参赛地信息的获取有助于运动成绩的提高,特别是对抗类竞技项目。大数据收集、分析可以协助运动员、教练员较好了解竞赛对手状况,掌握比赛地海拔、温度、湿度、公共环境等信息,并进行模拟分析,制订参赛策略。科研人员的前期信息搜集工作成为情报获取的前提。例如,乒乓球(张晓栋等,2019)、羽毛球(刘萍萍等,2019)等对抗项目对重点对手技战术特点的分析有助于运动员进行针对性训练。又如,对日本东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信息的收集,可帮助运动员、教练员开展适应性训练(王琪,2019)。

4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和策略

   围绕强化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推动“三大球”振兴发展,提高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苟仲文,2019b),大家需要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及指示批示精神为引导,遵照《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不断提升科技助力能力,严格对标“六个东京”标准,严格落实“九个每块金牌”责任,严格查找整改备战中存在的“七个几乎没有”问题(苟仲文,2019b),严格实行科技助力奥运工程,以更好驱动竞技体育向着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和科学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顶层设计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把科技助力深刻融入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以国家体育总局为科技助力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主体;坚持举国体制为主,市场供给逐步加强的科技助力供给模式(杨国庆等,2018;赵吉峰等,2019);同时,坚守底线原则,坚决抵制兴奋剂等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

   服务竞技体育实践方面,深入竞技体育训练实践一线,增强科技助力的服务意识,推动训练、科研和保障“三位一体”训练模式(陈小平,2018),以智能训练场馆为主要抓手,加强对训练场馆的科研、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支撑;推动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训练理念更新(田麦久,2019),使其认识到科技助力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科技助力。

   科技助力能力提升方面,注重开源、开放式发展,引入国内外、行业内外的科技助力要素,建立国际化、跨行业的科技助力平台;打造多项教练员(体能、康复和技术)与多学科科研人员(生物力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的复合型科技助力团队,形成跨学科、跨国界的科技助力人才队伍(陈小平,2018),在体能训练、机能监控、伤病防治、运动营养、技战术分析、数据管理与分析、信息情报收集与处理等方面提供及时、有效的科研医疗保障(国务院办公厅,2019);重视训练比赛的数据积累,建设国家队训练大数据管理系统,加强对运动员数据的规范和管理(国务厅办公厅,2019),创建线上线下整合发展的高科技现代化实验室体系,打造以实验室为主的科技创新引领力量;加强训练参赛的关键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鼓励自主创新;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尤其是高水平、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培养、使用(李颖川,2019),不断壮大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强化科研诚信和作风建设。

5  结束语

   面对党和国家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总方针,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总纲要,面对三大备战任务的总目标,只争朝夕,是大家体育科技工编辑科技助力的历史使命,不负韶华,是大家体育科技工编辑服务竞体的时代初心。在人民关注与期待的目光下,在逐梦北京冬奥,续写北京辉煌的美好愿景下,新时代的竞技体育唯有科技助力,才能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体育事业唯有科技引领,才能行稳致远。


——摘自:张雷,陈小平,冯连世,科技助力:新时代引领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中国体育科技》,2020.01

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结案 

——兴奋剂案件和解结案的基础与改革方向 

   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of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AS)自1983年成立至今,经历了两次主要的改革:第一次改革使它真正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第二次改革确立了它对体育纠纷(尤其是兴奋剂纠纷)享有终局性的专属管辖权,兴奋剂案件的上诉审成为其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目前正进行第三次改革:设立兴奋剂处罚的一审听证程序,并争取纪律处罚案件都公开审理。

   同时,世界范围内兴奋剂案件数量的激增促使它一直在探索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分流机制及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而和解结案便是改革措施之一。

   2010年修正的《CAS章程和仲裁规则》(CAS Codeof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在上诉仲裁程序适用的特别条款一章中新增和解的规定,由此合意仲裁裁决(即consent award,是指仲裁庭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作出的仲裁裁决,与典型的仲裁裁决一样具有既定的仲裁裁决效力)正式成为CAS仲裁裁决结果类型之一。CAS上诉仲裁处受理的案件不限于兴奋剂处罚引发的纠纷,还包括由操纵比赛结果、腐败等引起的纪律处罚纠纷,尽管这些案件的处理程序与兴奋剂案件是一致的,但本文重点关注兴奋剂案件。虽然对涉兴奋剂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而言,在CAS上诉仲裁程序中适用和解结案确有需求,但对于其他非当事人而言,和解结案并非总能被欣然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和解结案会破坏体育的纯洁性、放松对兴奋剂违规的处罚、与体育法规则的平等待遇原则不相容、导致其他潜在违规者的相同要求等。

   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能否在体育仲裁规则以外以及规则本身这两个层面来说明CAS上诉仲裁程序适用和解结案的实践与理论基础?并且进一步提出对和解结案的完善建议以消解对和解结案的质疑。

1  实践应用

1.1 和解结案的案件数据

   尽管CAS上诉仲裁程序是在2010年才采纳和解结案,但相关数据显示,从1994年开始至2014年,登记在CAS上诉仲裁程序框架内的和解案件数量就将近50起;另外,早期有部分案件达成和解后撤回上诉,因而无正式的合意仲裁裁决。以“Consent award”为关键词在CAS官方网站的裁决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截至2018年10月12日,共搜集到4份涉兴奋剂的裁决书;1份近期达成的涉兴奋剂的合意仲裁裁决书尚未收录到数据库中;此外CAS反兴奋剂处公布了最新一例和解结案的体育纪律处罚案件——平昌冬奥会上,俄罗斯雪橇运动员Sergeeva的赛外样品被检测出含有非特定物质,但Sergeeva声称阳性结果是由受污染的产品导致的。最后经和解决定对Sergeeva禁赛8个月,同时国际雪橇联合会撤回上诉申请,故该案仅以资讯形式刊登。

1.2  和解结案的典型案件

1.2.1Souza诉巴西足球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案(CAS2013/A/3395,简称Souza案)

   2013年里约日内卢州的一场锦标赛中,Souza送检的赛内样品被检测出两种禁用物质,巴西高级体育法庭认定其构成兴奋剂违规并给予1年的禁赛期处罚。Souza用尽内部救济(要求里约热内卢州体育法庭再次组成合议庭审理被拒)后,向CAS提起上诉,坚持其在处罚听证会上对进行检测的实验室所提出的一系列怀疑并要求重新检测。被上诉方考量了重检报告的相反结果以及专家建议,在仲裁程序暂停期间与Souza达成和解协议——被上诉方撤销原禁赛决定,不予处罚。随后双方请求CAS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合意仲裁裁决。

1.2.2  OmAr诉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案(CAS2015/A/3881,简称OmAr案)

  2014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中,OmAr提供的赛内尿样检测呈阳性结果,B样品的检测结果与A样品一致,且含有违禁物质的药物未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中进行登记。IPC反兴奋剂委员会通过远程电信会议举行了听证,然而运动员无法证明禁用物质如何进其体内,据此IPC对运动员施以2年禁赛期处罚。随后OmAr及其所属的埃及残疾人奥委会向CAS提起上诉。在仲裁庭听审接近尾声时,双方达成和解协议——IPC根据《国际残奥会反兴奋条例》第10.4条认定OmAr是在特定情形下服用特定物质并且无重大过错或重大疏忽,将禁赛期缩减为1年。而后双方请求CAS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合意仲裁裁决。

1.2.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IADA)和PRokoPIev案(CAS 2015/A/4285,简称PRokoPIev案)

  在2015年欧洲运动会举行前夜,RUSADA展开了兴奋剂赛外检测,发现沙滩排球运动员PRokoPIev的样本中含有非特定物质,构成兴奋剂违规。处罚听证会上PRokoPIev举证该物质是进国家队之前就服用的处方药,用于治疗膝盖损伤。纪律委员会据此认定PRokoPIev为非故意使用违规物质,对其处以2年的禁赛期。WADA不服该决定便向CAS提起上诉,要求CAS根据《俄罗斯反兴奋剂条例》第2条第1款对PRokoPIev处以4年禁赛期。随后不久,PRokoPIev同意该处罚,双方达成和解,请求CAS仲裁庭制作合意仲裁裁决。

1.2.4  ZARIOPV诉国际冰球联合会(IIHF)案(CAS2017/A/5280,简称ZARIOPV案)

  在2017年的一场比赛中,俄罗斯职业冰球运动员ZARIOPV接受赛内反兴奋剂检测后被告知结果呈阳性。ZARIOPV缺席听证会导致无法确定禁用物质如何进入其体内,IIHF只能依据检测结果作出禁赛2年的决定。ZARIOPV随即向CAS提起上诉,之后双方展开了和解谈判,期间ZARIOPV提供了在原处罚决定作出时没有出示的新证据和信息——专家证人指出其样品中的禁用物质是源于受污染产品和队医开具的处方药。于是IIHF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10.5.1条重新认定ZARIOPV没有重大过错或重大疏忽,符合减轻处罚的要求,将其禁赛期缩减为6个月。双方通过和解解决争议,CAS仲裁庭据此作出合意仲裁裁决。

1.2.5  MADISYN COX诉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案(CAS2018/A/5866,简称COX案)

   美国游泳运动员COX提供的赛外尿样和血样在兴奋剂检测中均呈阳性结果,所涉禁用物质为非特定物质。经听证,FINA反兴奋剂小组相信COX非因重大过错或重大疏忽致使兴奋剂违规,但由于COX无法证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其体内的,FINA便根据《世界泳联反兴奋剂条例》第2.1条对其作出禁赛2年的决定。COX在向CAS提起上诉的同时,将其赛前曾服用并登记在兴奋剂检查记录表中的营养品送检,结果与先前检测出来的禁用物质一致。基于以上证据,双方达成和解协议——FINA重新依据该条例的第10.5.1.2条规定将COX的禁赛期缩减为6个月,共同请求CAS仲裁庭作出合意仲裁裁决。

1.3  和解结案的案件特点

   以上五个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双方当事人均在进入CAS上诉仲裁程序一段时间后,或是案件事实证据逐渐明了时,或是尚欠缺充分论证时——至少在裁决书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迹象如Omar案在合意仲裁裁决书并没有明确说明禁用物质如何进入其体内),达成了和解协议(Settlement Agreement),并请求CAS仲裁庭据此作出合意仲裁裁决。其中特别的是,PROKOPIEV案是由WADA作为上诉方,运动员与体育纪律处罚机构作为被上诉方,双方达成加重处罚的和解结果。

2  和解结案的可能原因

2.1  在兴奋剂处罚听证程序中,运动员举证存在实际困难

   在决定处罚的听证会上,对运动员来说,可能会像ZARIOPV案的当事人一样缺席听证,在这种缺席且无代理人又不影响听证决定时,举证不及时就类似自甘风险,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此时的证据不全面,缺乏多元性,至少是缺乏运动员的言词证据。也可能像其他案件的当事人,虽然参加了听证会仍举证无果,如Omar案和COX案的当事人都没能证明禁用物质如何进入其体内,COX在听证会上主张阳性结果可能来源是受污染的自来水,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且这一怀疑也被后来的证据推翻。

   简言之,确定可采信的证据需要时间缩小其范围,如果一开始的怀疑本无证成可能性,在法定有限的时间内便可能无法对下一个猜测进行证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anti-Doping Code,简称WADC)明确运动员承担大部分的证明责任,由此很容易导致运动员举证不能,或即便举证可能,但因缺乏专业的抗辩思维致使举证不能;而纪律处罚机构遵循严格责任原则,只需要根据阳性检测结果便可作出处罚决定。但从以上裁决书中可以发现,只要有非故意的可能,纪律处罚机构便认定运动员是无重大过错或重大疏忽;在其他非和解结案的裁决书中,如果运动员能证明减免处罚的情节,那么禁赛期缩减的幅度还是相当大的。WADC作为各体育组织制定其反兴奋剂规则的示范文本,其附录二关于第10条的应用举例便是佐证——对于有减免处罚情节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禁赛处罚决定的裁量在3个月到18个月(即使是故意违规、二次违规的情况)之间。

   实践中,一些体育组织认为“严格责任”过于严厉,为了运动员的利益不被过分损害,采取“责任相当原则”以弱化“严格责任原则”。特别是当国家反兴奋剂机构作为当事方时,他们会体谅本国运动员的举证困难,更容易倾向于相信其运动员的主观非故意,所以当证据确有此要求时,纪律处罚机构便可能愿意与运动员和解。

2.2  相关规则对运动员反驳指控规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

   首先,处罚听证会有时间限制。WADC虽然只规定在合适的时间内为兴奋剂违规当事人提供听证会,但仍力求不迟延地作出处罚决定,当事人要想变更这种处罚决定只能转向CAS寻求救济。

   其次,《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49条规定了上诉期限,当事人不服处罚机构作出的纪律处罚决定时,需要在收到可提起上诉的决定之日起21天内向CAS提起上诉,以此敦促拟上诉方在诉讼时效内及时上诉。如此将案件推向上诉仲裁处程序,运动员方有可能在上诉中查明原因,以获得处罚的减轻或免除,或是获得CAS仲裁庭对其余诉求的支撑。体育法的时效,原则上是不可变更、不可延长,不适用中止、中断的相关规定。这使得上诉仲裁程序有时只是延续双方当事人在上一听证阶段(即体育组织内部的纪律处罚程序中的听证)的未完成事项,并为这种延续提供程序合法的依据。“披着上诉仲裁程序外套的听证程序”这点在Souza案中表现明显,Souza在处罚听证程序中对检测程序有合理怀疑且这种怀疑后来也被证实了,但正是无法在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的时间内取证、举证、质证,待处罚决定作出后申请再次听证时又遭拒绝,迫使其在CAS上诉仲裁程序中继续行使诉权。所以在这类案件的上诉仲裁程序中,其实是由双方当事人而非CAS仲裁庭主导着程序的进程,和解协议的达成可谓“水到渠成”。

2.3  上诉仲裁程序对事实与证据的再查明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对结果达成共识  

   进入上诉仲裁程序后,不仅是CAS仲裁庭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具有全面审查的权力,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根据《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1条规定,在向CAS办公室提交上诉摘要时,附上证据及证据说明,就新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在相对充足的时间内,“以新的事实为依据”使变更原处罚决定具有现实性与可能性。换言之,当证据与事实明了时,双方当事人会产生和解结案的意思,对于他们而言,只差通过和解协议将该合意表示出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虽然在CAS上诉仲裁程序中质证的证据只能为仲裁庭所使用,但是根据《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6条第2款规定:“经当事人的同意,任何和解内容可以包含在仲裁裁决当中”,纳入合意仲裁裁决中的和解协议关于证据部分的内容不妨理解为是CAS仲裁庭对这些质证证据的间接使用。

   于此阶段,和解协议关于变更处罚决定部分的内容与正常情况下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的结果具有一致性。以最新的COX案为例,依照WADC及和解协议中提及的FINA反兴奋剂条例条款,尤其是WADC附录二中应用第10条的第三个例子(与本案情况基本一致,禁赛期为4个月),该案中和解达成的6个月禁赛期是合理且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即和解与通过一般的上诉仲裁程序由仲裁员进行裁决得出的可能是相似甚至是一样的结果。

2.4  由WADA作为上诉方时,败诉担忧、参赛时效、证明难度等因素促成和解

   纪律处罚机构对运动员作出处罚决定之后,当这种处罚过轻以致有失公平时,WADA作为监督机关,有权向CAS提起上诉,要求CAS对运动员加重处罚。这对运动员(特别是确无加重处罚情节的运动员)而言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打击。此时WADA通常所想要“升格”处罚主要表现为要求认定兴奋剂违规行为是故意的。WADA虽然与CAS互相独立,但是其所肩负的监督职责会让CAS仲裁庭认真考虑其理由,难免会区别于对待运动员提起的上诉。更何况运动员证明针对非特定物质的违规行为是非故意的举证要比处罚听证会上的举证更加有信服力。

   实际上,WADA不轻易提起上诉,相关案件数量极少,不过一旦向CAS提起上诉,CAS仲裁庭作出支撑的裁决数量远超于驳回的裁决数量。在CAS官网的裁决数据库中,以“WADA”作为上诉方,选择“上诉仲裁程序”进行检索,一共有90份裁决书,其中78份裁决书结果是CAS仲裁庭支撑(包括部分支撑)WADA的诉求,换言之,WADA“胜诉”的比例占86.67%。在这样的背景,当运动员面对WADA而自己又无法证明时,出于高败诉率的担忧,也为了能够在禁赛后尽快参赛,不排除其愿意和解。

3  和解结案的依据

   CAS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并不是2010年成文之后才适用于实践的,在此前和解案件中,CAS仲裁庭就开始寻找适当的规则依据以制作出裁决书。

   那么,为维护这些裁决的既判性,需要在体育仲裁规则以外寻找CAS上诉仲裁程序适用和解的合理性依据。2010年明确允许适用和解以后,相关的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为此后的合意仲裁裁决提供合规性依据,是为探讨CAS上诉仲裁程序中和解结案的理论与规则渊源。

3.1  合理性依据不同于私法,公法以保护公共利益为主,其调整的主体之间通常表现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调整体育组织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保护体育精神这一公共利益的要求催生了体育领域的规则之治,体育组织对运动员进行有序管理,运动员在此基础上进行赛事竞技,在这一层面,体育法具有公法属性,包含在体育法内的反兴奋剂规则尤为明显。CAS上诉仲裁裁决的依据是涉案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规则,这些裁决依据借鉴了刑事诉讼判决所依据的刑法理念。国际层面,可从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于兴奋剂的规制中窥得端倪。

   比照着刑法的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无罪推定、罪刑相当、累犯加重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完成了反兴奋剂规则的制定与开展反兴奋剂计划。国家层面,许多西方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奥地利、挪威、英国、德国等国在国内法中都对兴奋剂违规规定了相关的罪名、罪状和刑事责任。

   在审理阶段,反兴奋剂规则对违规行为的纪律处罚可以比照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借鉴犯罪论与刑罚论的二元结构:运动员或其他运动员辅助人员等适格主体的行为如满足反兴奋剂条例所规定的兴奋剂违规要件,便侵害了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公平体育、纯洁体育(Play true)这一“法益”,对其施用从最轻的训诫(Reprimand)且不予禁赛的处罚,到禁赛2年甚至是终身禁赛的处罚,与刑事责任承担中对犯罪人处以非刑罚处罚到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与终身监禁)的严厉梯度匹配。在救济层面,CAS上诉仲裁程序与刑事诉讼的上诉程序具有相似性。体育组织对运动员等违规人员作出的纪律处罚决定就像刑事诉讼的一审判决结果,CAS上诉仲裁处启动上诉仲裁程序审理兴奋剂纪律处罚案件,要么是由运动员提起上诉,就像刑事诉讼一审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要么是由WADA作为监督机关针对原处罚决定提起的上诉,就像一审判决生效后,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不服判决要求再审。

   作进一步延伸,不难发现CAS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与辩诉交易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亦具有相似性。但辩诉交易作为刑事领域特有的制度,且现行体育仲裁规则对此无明文规定,故不能仅基于上文对国际体育仲裁与刑事领域关系的分析,被直接运用到CAS上诉仲裁程序。然而,在早期一份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CAS上诉仲裁裁决中,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以辩诉交易不违反公共政策为由维持原仲裁裁决。

   既然辩诉交易已经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援引以说明CAS上诉仲裁程序中和解结案现象的正当性,那么这一结论就会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日后在对待类似上诉仲裁裁决时所参考;同时,在体育组织与运动员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时,基于此种预期性,采取含有“辩诉交易”性质的和解手段便具有可能性。

   此外,这两者在提高结案效率的功能、规范化的路径上有深刻的一致性,因此在作为纠纷解决的工具手段这一层面,参考辩诉交易,可挖掘CAS上诉仲裁程序中和解结案的合理性依据。辩诉交易(Plea bargain)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被告人进行协商,以撤销、降格指控或要求法院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一种司法制度,达成辩诉交易的刑事案件不再进入正式的庭审,法院以双方协议直接定罪量刑。CAS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与之不谋而合: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协议,案件不再由第三方(CAS仲裁庭)进行审理,CAS仲裁庭直接依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制作裁决书,旨在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性的法律效力。

   尽管运动员在CAS上诉仲裁程序之前已经被“定罪”,而辩诉交易中的犯罪嫌疑人在法院裁判作出前尚未被定罪,但适用的时间性并不妨碍比较这两种制度在其他方面的具体应用。辩诉交易建立在扎实的“诉讼”结构和当事人对抗主义的两大基础之上。

   CAS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也拥有类似的根基,在CAS上诉仲裁程序中,CAS仲裁庭依据《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7条第1款规定享有全面审查的权力,意味着此时证据仍处于仲裁员的观察之下。当事人并非在上诉仲裁程序初始就和解,都经由一段时间才走向和解,那么在和解结案前,其举证的内容自然为CAS仲裁庭所了解,故CAS仲裁庭不会因为当事人选择和解结案而丧失这种观察能力,即这种三方构造是有延续性的,为双方当事人能展开“对话”提供了平等协商的机会。

   CAS的仲裁裁决视为在瑞士作出的裁决,瑞士虽然不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是其司法实践已经呈现出对抗制模式的趋势。虽然CAS的庭审模式倾向于采取纠问式,由仲裁庭主导程序的进展,以满足高效解决体育纠纷的要求,但在上诉仲裁程序中,若适用和解结案,则关注更多的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此要求CAS仲裁庭不再固守纠问式,而应侧重辩论式(对抗制)。故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对CAS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结案颇具参考价值。

   实质性的辩护是构筑对抗制的重要基石之一,在纪律处罚案件(乃至其他上诉案件中,运动员一方成功缩减禁赛期、“胜诉”的原因之一便是积极寻求代理律师应诉。辩护力量保证了运动员与体育纪律处罚机构形成有效对抗的局面,加深和解结案所需的平等基础。对于那些能找到确切证据推翻原处罚决定所依证据的案件而言,和解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因为和解与否都不影响改变处罚决定的必然性,主要作用是增强当事人意志的真实性。而像Omar案这类并不能在合意仲裁裁决中发现确切证据的案件最需要正当性支撑,因为仲裁裁决没有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不违反《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甚至有时候口头的和解协议也可以纳入仲裁裁决中。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但只要双方当事人对于和解协议均无异议,便得以请求CAS仲裁庭作出合意仲裁裁决,且CAS仲裁庭不审查和解协议。因此“交易”价值反映到CAS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中便是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让步、处分。

   在运动员确实提出可能证明其行为不完全符合原指控的证据,体育纪律处罚机构又找不到确切证据证明其原处罚决定是完全正确时,运动员知道自己尽管没有重大过错或重大疏忽,但因没有履行最大的注意义务,仍免不了因轻微过错或疏忽所产生的责任,而为了尽快重返赛场,于是愿意承认存在主观过错;而纪律处罚机构陷于己方证据不足的困境,又不想就此放纵这一违规行,若此时纪律处罚机构能作出运动员能接受的处罚决定,运动员便愿意承认违规,这样一来,和解意味着对纪律处罚机构原来判断的部分肯定。

   简言之,正是基于各自的利益基础使和解结案成为可能。再者,辩诉交易的重要前提就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通过刑事和解得以修复。CAS上诉仲裁程序和解结案的达成亦然。

   在兴奋剂违规案件中,与违规运动员同场比赛的其他运动员是直接的具体受害者。对他们而言,纪律处罚机关对违规者作出禁赛处罚、取消比赛成绩、收回奖牌奖金等决定就是最重要的补偿和抚慰。借此,这些无违规运动员与违规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复,他们不再穷追违规运动员的责任,进而使处罚机构与违规运动员的后续和解成为可能。

   此时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使和解结案具有正当性。不可否认的是,CAS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在实践中作用有限。体育组织不倾向以和解方式解决纪律处罚案件,在少数采取此方式的案件中,这些体育组织通常也不会愿意主动公开这些和解协议,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其他运动员提出相似的处理要求,掀起公平、平等与否甚至上升到人权层面的唇枪舌战,所以自和解合法化以来的8年时间里,所能看到的合意仲裁裁决书的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但无论如何,既然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辩诉交易不违反公共政策,意味着CAS有着瑞士联邦官方对体育纪律处罚案件适用和解结案的支撑,那么在法院受理裁决异议的时候,在无其他因素干扰时,更多地会肯定这类合意仲裁裁决的效力。

   兴奋剂案件和解结案的法治进程是有径可寻的。CAS上诉仲裁程序采纳和解结案并将其制度化的过程将会是共同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迈进。共同理性是指仲裁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一致且深刻地认同惩罚与否、惩罚程度,在他们之间完成了自由心证;而公共理性是指待和解规范化之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对于非故意运动员,更加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真正实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3.2  合规性依据和解结案的合规性依据是双方当事人就其兴奋剂案件请求CAS仲裁庭作出合意仲裁裁决的“请求权基础”,要寻找这种基础必须回到相关的条文规定里。

3.2.1  《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6条第2款兴奋剂案件上诉到CAS时,程序性规则适用《CAS章程与仲裁规则》。该规则中仅有一处关于上诉仲裁程序适用和解的条文,见于第56条“上诉申请、答辩状的完善以及和解”第2款:“仲裁庭可随时寻求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争议。经当事人的同意,任何和解内容可以包含在仲裁裁决当中。”该条款所用的措辞“和解”(英文原文为“Conciliation”)是在2010年修订时新增的,与普通仲裁程序的特别适用条款一章中的第42条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对“Conciliation”的理解也应该做相同理解——作广义说明,指包含CAS仲裁庭为获得友好的解决方案所采取的一切努力。

   当时CAS的年度公告表明之所以纳入这一新的条款是为了允许CAS仲裁庭在上诉仲裁程序中能尝试和解结案。观察该规定所在的位置,位于上诉仲裁程序的特别条款中,意味着和解是在上诉仲裁程序的框架内进行,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程序,因此和解仅作为一种在上诉案件中可采取的纠纷解决手段。合意仲裁裁决作为和解的结果,赋予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效力。“仲裁庭可随时寻求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争议”意味着仲裁庭可以主动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以结案,此时仲裁员变为“和解人员”,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和解仅在双方当事人当中进行。

   但基于上述五个案件仍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且兴奋剂上诉案件的性质亦不宜由CAS仲裁庭主动促成和解,所以笔者认为这里区别于普通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作为例外为CAS仲裁庭主动干预创设规则。CAS仲裁庭所寻求的努力,如上述5个案件,主要体现在应当事人的请求暂停上诉仲裁程序,通过当事人相对方的和解要求等。“任何和解协议的内容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纳入仲裁裁决中”说明和解协议所受约束之少,也表明CAS设立和解制度的信心。

   如前文所述,虽然在2010年和解结案才被写进规则条文中,但实际上此前就有上诉类型的案件适用和解结案了,显示CAS对和解结案的方式具有包容性与前瞻性,同时这种早期的实践基础也为该新增规定埋下了伏笔。

3.2.2  CAS下设机构仲裁适用的规则

   兴奋剂案件还会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处(CASAD-hoc Division,简称CAS AHD)或国际体育仲裁院反兴奋剂处(CAS Anti-Doping Division,简称CASADD)进行审理,如本文开头CAS在2018年10月12日公布的资讯中涉及的兴奋剂案件便由CASADD受理。

   这两个机构的仲裁规则以《CAS章程与仲裁规则》为基础制定,构成《CAS章程与仲裁规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纵观CASAHD与CASADD的仲裁规则,虽然没有关于纪律处罚案件的和解规定,但以下条款经说明可以认为这两个机构在行使受理上诉职能时,和解结案被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中。CASAHD仲裁规则的第15.2条规定考虑相关的情况后,“仲裁庭按照它认为适当的方式组织程序”;CASADD仲裁规则的第17条法律适用中,“仲裁庭根据……可适用的规章……对争议做出裁决”以及第20.2条规定仲裁庭若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作出最终裁决,“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后,仲裁庭应决定剩余的仲裁事项适用何种仲裁程序”。

   据此笔者认为,“适当的方式”包括和解;作为《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的组成部分,“可适用的规章”当然指向《CAS章程与仲裁规则》,和解便包含其中;“仲裁庭应决定剩余的事项适用何种仲裁程序”,该仲裁程序亦可包括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

   此外,两个机构的仲裁程序规则中有关于仲裁地和仲裁适用的法律的条款——“仲裁应遵守《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的规定”。仲裁适用的法律包括实体性法律和程序性法律,仲裁中的和解交叉于实体性与程序性法律范畴的内容中,然而在《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中不能找到确定这种法律适用的依据,但是第189条:“仲裁庭以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裁决”,这种协议选择实际上承认了协议选择和解结案的方式。

   综上所述,CASADD和CASAHD的仲裁庭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和解结案的适用可借由《CAS章程与仲裁规则》及其所依托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得以拥有合规性依据。

4  限制和解结案的适用范围

   上诉仲裁程序的和解结案这一制度改革正在进行,这让人不禁想起曾经CAS的咨询制度。2011年以前,CAS除了仲裁制度还有与之平行的咨询制度,从设立、改革至废止的这段时间,CAS受理咨询意见申请和做出咨询意见的数量都是极为有限的,咨询制度的效力、使用主体的局限性以及规则的抽象性征兆着其废止的必然性,无法充分地被实际利用。

   换言之,CAS任何一项制度改革都要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故欲使和解制度被充分运用,就不能重蹈咨询制度的覆辙,和解规则必须是明确可行的。在兴奋剂案件中适用和解结案是现实合理的,但是明文规定仅见于《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6条第2款,该款规定的“任何和解内容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包含在仲裁裁决中”也是存在疑问的:“可以”是授权性、许可性规定的用语,意为非必须,那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的?自由裁量权让人捉摸不定,故有必要对和解结案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规定,使之在实践中可行。

4.1  限制的原因和解与调解作为替代仲裁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商事等其他领域的仲裁中基本都作并行规定,但是在CAS的上诉仲裁程序中,调解已有一套较为完备的规则,故和解的具体规则制定稍滞后于调解。根据《CAS章程与仲裁规则》制定的《CAS调解规则》(CAS Meditation Rules)第1条第2款,“原则上,CAS调解只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

   与纪律处罚有关的纠纷,包括兴奋剂纠纷、打假球和腐败,都排除在CAS调解程序之外。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如情况确有需要且经双方当事人明确同意,此类纠纷也可提交到CAS进行调解”,明确了调解的适用范围,除极为例外的情况,兴奋剂纠纷等纪律处罚被明确排除在CAS调解的受案范围之外。

   对比修正前的《CAS调解规则》第1条的规定(“CAS调解仅仅适用于CAS普通仲裁程序的争议解决,一切有关纪律纠纷和兴奋剂案件都明确排除在CAS调解范围以外”),没有例外地、绝对性地禁止将调解适用于涉及纪律处罚的纠纷,可以看出修正后,其拓展了调解适用的范围,触及纪律处罚纠纷。

   和解与调解同是新增修订,但和解却没有如调解一样作出限制性规定。

   首先,必须肯定调解与和解这两种救济手段均可在CAS上诉仲裁这一管理型程序中发挥作用。从《CAS调解规则》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调解在纪律处罚的适用中所持的消极态度。在备受重视的兴奋剂纠纷案件中,调解相较于和解而言,仲裁员总是以中立且专业的第三方身份作为调解员进行引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制衡力量以维护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能够处于平等谈判的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这两点显性优势仍使其困囿于严苛的活动范围。而和解更多的时候仅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故这一灵活性极强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兴奋剂上诉案件中确应三思而行。

   其次,从《CAS程序和仲裁规则》第56条第2款,可以看出CAS对通过和解解决纪律处罚纠纷的方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这种和解范围应该与调解一样有各自的界限,并且能为公众从具有实际效力的文本中所知悉,例如根据上述《CAS调解规则》的例外规定可知调解在满足必要条件时允许适用于兴奋剂纠纷案件;在CAS秘书长Reeb和CAS前法律顾问Mavromati两人编撰的《CAS仲裁规则述评》一书详细说明了上诉仲裁程序中调解适用的条件。然而并不存在像《CAS调解规则》一样的专门规则文件(如类似命名为《国际体育仲裁院和解规则》的说明文件)对和解进行阐明。

   最后,CAS作为理性立法者,这样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其实践与意图的偏离,且先不论该规定的司法实践如何。朴素观念认为宽泛的规定与一匹脱缰的野马无异,所以对于兴奋剂案件和解结案而言,《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的规定模糊,不具有足够的操作性和实际的参考意义,导致某些情况达成的和解协议仅由运动员作为“被动”接受方。

鉴于兴奋剂案件适用和解结案的讨论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公众都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故需要明确其适用的案件范围以使讨论能够步骤化。

4.2  明确和解结案的适用范围

   CAS仲裁庭对个案作出裁决的依据是各相关的体育联合会或国家的反兴奋剂规则,这些反兴奋剂规则都是依据WADC制定的,为了与WADC衔接,统一CAS各仲裁庭的认定标准,可能有三种方案明确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第一,根据WADC第2条对10种兴奋剂违规行为进行划分;第二,根据WADC第10条所有的处罚种类进行划分;第三,以WADC第2条为主,辅之以第10条进行划分。

   方案一虽然根据行为进行认定比较方便,但对于禁赛幅度有重合部分的违规行为而言,存在不公。例如A行为的禁赛期幅度为2—4年,B行为的禁赛期幅度为2年以内,划分时若只允许予B行为和解,便会对A行为2年禁赛期的部分造成不公。

   方案二直接将原处罚机构作出的处罚内容对照既定允许和解的标准,判断是否符合,更是一目了然,但是此时也会造成一种潜在的不公:因为先前处罚所依据的事实一旦认定错误,就会形成立法不公的现象。例如A、B运动员本来都是非故意且无重大过错和重大疏忽,但同一处罚机构认为A是故意,给予4年禁赛期处罚,认为B是非故意,给予2年禁赛期处罚,若规定4年禁赛期处罚禁止和解,此时就让A当事人丧失了和拯救济的可能。

   因此笔者倾向于方案三,拟提出的具体规则条文草案如下:上诉案件涉及被发现、使用或企图使用或持有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违规行为可以适用和解,但在和解过程中发现该行为确是故意,则不得和解,除非和解结果为4年禁赛期处罚。涉及以下任一兴奋剂违规行为不得和解:(1)逃避、拒绝或未完成样本采集的行为;(2)违反信息行踪管理规定;(3)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管制过程中的任何环节;(4)从事或企图从事任何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的交易;(5)赛外对运动员使用或企图施用任何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或赛外对运动员施用或企图施用任何赛外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6)共谋;(7)禁止性的合作;(8)十年内多次违规;(9)集体项目运动队涉嫌违规此外,由WADA作为上诉方的上诉案件,以及其他要求加重处罚的上诉案件也不得和解。

   之所以作出以上规则设想是因为:首先,“被发现、使用或企图使用或持有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违规行为”分别对应的是WADC的2.1、2.2和2.6条款。已有合意仲裁裁决的案件均涉及在样本中发现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并且在实践中,根据WADA公布的年度兴奋剂违规报告,该违规行为也最为普遍(统计发现违反WADC2.1条款的行为从2013年到2016年的占比分别为86.38%、86.86%、85.48%、83.13%)。

   同时WADC10.2条和10.5条均对2.1、2.2和2.6条统一规制(WADC10.2条:“因被发现、使用或企图使用或持有某种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而被禁赛。对违反条款2.1、2.2或2.6的(第一次)违规行为进行禁赛的期限如下……”WADC10.5.1:“涉及特定物质或受污染的产品而违反条款2.1、2.2或2.6的行为应减轻处罚”),说明WADA认为这三类行为具有同质性与同构性,并且上文所述五起案件中的运动员行为均属于该类别,因此笔者认为这三种兴奋剂违规行为可以和解。之所以提出但书:“在和解过程中发现该行为确是故意,则不得和解”,是因为主观方面的故意根本有违体育精神,破坏体育运动固有的价值观,对故意违规的行为WADC仍然坚定“与之斗争”的立场,并且国际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企图通过和解以减轻故意违规者处罚的做法。第二个但书:“除非和解结果为4年禁赛期处罚”的提出是因为在一般的上诉仲裁中,上述三类故意违规行为依据WADC的10.2条规定应处4年禁赛期处罚。若能以4年禁赛期作为和解协议的结果,这样既达到对其惩罚的目的,又在仲裁和时间的成本上有利于违规运动员;从教育的目标来看,对运动员而言,这也是自觉承认错误的体现,国际社会也相对容易接受。

   其次,列举的9项不得适用和解的规定中,第1项和第2项行为在证据方面相当难举证,而且这两类行为可构成样品采集缺位的先原因行为,致使无法进一步认定运动员有无使用兴奋剂,不宜和解。第3项行为,一方面违规者的主观即为故意,另一方面证据通常掌握在采集方、检测方手中,和解可能使官方凭借其联合后的过分优势使运动员的权利难以保障;虽然说和解需要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如果运动员觉得自己的权利无法通过和解得到保障,可以选择不和解,由仲裁庭作出仲裁,但是时间成本会可能会使得运动员屈服,前文亦提及有时候运动员只是和解协议的“被动接受方”。第4项和第5项行为依照WADC第10.3.3条会被处以4年到终身禁赛的处罚,起罚点之高、处罚幅度之大,难以判断和解对处罚幅度把握的适度性;特别对于可以判处终身禁赛的情形,若以和解结案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热议与批评。第6、第7、第9项行为,其行为主体复数性要求对个体行为的表现形式、情节的轻重进行单独的认定;尤其是集体项目运动队的兴奋剂违规,反映了在反兴奋剂领域何谓“共同犯罪”,心理趋同性、责任的分散使得他们敢于违规。特殊情形下,队伍中个别的运动员可能是“胁从犯”或者是“受害者”,如此复杂的认定理应由仲裁庭进行而非由当事人自行和解。第8项行为不言自明地拒绝适用和解,第一次违规如果是无重大过错或无重大疏忽,运动员就应更为谨慎,履行其最大的注意义务,接二连三的再犯、重犯是不被接受的,是和解不能承受之重。

   最后的排除规定包含两种类型的上诉案件,而这两类案件有重合的部分,即由WADA上诉的案件通常要求加重对运动员的处罚。该规定是基于Prokopiev案(Prokopiev接受“加刑”至4年禁赛期处罚)以及另一个由WADA提起上诉案件(该案其中一名运动员接受终身禁赛)提出的。和解以加重处罚结案虽然有实例,但对其是否要特别限制仍值得讨论。第一,这类案件通常由WADA作为上诉方,认为先前处罚决定不符合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要求加重处罚,这说明先前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或者适用法律可能存在重大错误;第二,WADA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提起上诉使得这类案件的关注度会比普通的上诉案件高,和解结案可能会降低其公信力,引起人们对其身兼监督机关的公正性怀疑;第三,基于保障运动员权利的角度,不能也不应该和解结案,加重处罚只有通过仲裁机构的审理才能充分说理,而和解协议和合意仲裁裁决书通常是简易的。

   有反对意见认为上述某些针对不允许和解的规则剥夺了运动员选择和解这一救济手段的权利,笔者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同时根据上述内容也不难看出CAS在兴奋剂案件中严格限制和解结案适用的态度,甚至只将和解结案视为例外,但需要强调的是该设想仅作为现阶段(在和解规则补充前、国际社会对其接纳态度进一步开放前)的实施参考。

   对和解结案适用范围的规制实际上是对秩序、公正与自由这三种价值位阶的探讨,和解所能适用的范围越大越凸显自由的价值,而现在的设想确实是侧重对秩序、公正价值的追求,因为笔者认为和解结案的适用必须经历一个与其他法律制度类似的发展过程,先保证实现秩序、公正的基本价值,继而追求自由这一更高位阶的价值。

5  缩小当事人不服合意仲裁裁决

   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异议的理由选择范围CAS仲裁裁决视之为在瑞士作出的仲裁裁决,对仲裁裁决有异议的,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相关规定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当WADA意欲对合意仲裁裁决提出异议时,为保护裁决给当事人带来的信赖利益以及限制WADA的公权力,应该有着更严格的异议标准,区别于普通仲裁程序和一般的上诉仲裁程序中不服CAS仲裁庭裁决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异议的情形。

   除《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条第1款第(1)(2)(3)项关于管辖权、仲裁员和仲裁庭情况及仲裁裁决范围的规定外,就CAS合意仲裁裁决向瑞士联邦高级法院提出异议的理由应该只保留“仲裁裁决违反公共利益”。将“当事人平等原则或陈述意见的权利未得到维护”排除首先是基于CAS仲裁庭在每份合意仲裁裁决书中所提到的“保证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没有被操控”这一点;接着考虑到和解协议的达成一般不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任一部门法的和解制度都会以民法中当事人对权利处分为鉴,同理,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协议也是由双方当事人对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让步与妥协而达成的“契”,视之为深思熟虑的“理智之举”。平等与否,当事人的感知才是最接近事实真实的,不宜让WADA以其标准代替当事人共同协商一致的标准,当然这也是对法律真实的部分舍弃。不否认有发生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可能性,但是这极小的概率也是能为和解制度所接受的,毕竟当这种损害大于运动员能因和解而受益时,基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公理,一位理性的运动员不会甘愿冒此等风险等待一轮程序结束之后又被法院审查。对于保留“仲裁裁决违反公共利益”这一条款,是需要斟酌的,对于CAS仲裁裁决,只有瑞士联邦法院的法官有权根据瑞士法律规定说明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且在实践中,极少以公共政策为由撤销CAS仲裁裁决。

   笔者认为此处的“公共利益”应该是国际体育公共利益,而国际体育公共利益和瑞士国内公共利益是交叉关系,对于不属于瑞士国内公共利益的部分就需要瑞士联邦法院的法官进行司法衡量;其次以此为理由提出异议应极为谨慎,因为在合意仲裁裁决书中CAS仲裁庭也明确了“确保和解协议的条款没有违反公共政策”,若要提起异议要求法院审查实际上就涉及实体内容的审查以及形成对CAS不信任的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就合意仲裁裁决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异议的理由选择范围的缩小,不仅适用于WADA,亦适用于作为异议方的相关当事人。

6 结语

   在处理体育纪律处罚特别是涉兴奋剂纠纷的CAS上诉仲裁程序中,允许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据此请求仲裁庭制作裁决书——这种和解结案的尝试随着体育仲裁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俨然成为一种兼具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性质的手段。为了适应现实需求,必须确保CAS上诉仲裁程序和解结案这一“变革”能有序进行。

   现阶段因和解具体规则并不明确,应尽量避免对兴奋剂案件适用和解结案。在寻求救济的阶段发现原处罚决定是错误的,如已上诉到CAS,当事人可依《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6条第1款规定请求CAS仲裁庭依法作出裁决;或者CAS仲裁庭依《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7条第1款规定将案件发回重审,由原处罚机关作出正确的决定。

   如未上诉到CAS,由负责内部救济的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决定。若坚持适用和解结案,CAS仲裁庭应当在合意仲裁裁决中援引《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第56条,以表明其对和解协议的明示认可。在有条件修订有关和解规则的情况下,首先是对《CAS章程与仲裁规则》的修订——依第70条和第8条规定,在第20条中新增关于和解的总则性规定:“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和解规则应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和解规则》运行”。

   其次,为与前述总则性新增内容保持一致,参照《CAS调解规则》的体例,制定专门的和解结案规则说明文本,将上文所述的和解适用范围、WADA介入和解进行形式审查以及合意仲裁裁决的制作等内容纳入其中,以使日后CAS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结案依法得以适用。


——摘自:梁晓莹,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结案——兴奋剂案件和解结案的基础与改革方向——《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20.02

《纽约时报》中的中国竞技体育形象建构研究(摘选) 

    2008 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体育竞赛和体育学问已经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竞技体育,不仅能代表我国体育的发展水平,也是我国向外展示体育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媒体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然而对于一个国家体育形象的认识,首先是以媒体对一个国家体育的“客观报道”为基础的,资讯媒体的报道是建构国家体育形象的硬功能。

   《纽约时报》是美国三大主流报纸之一,并且非常重视对体育资讯的报道,专门设有体育版,受众广泛,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通过分析《纽约时报》于 2008年—2012年对我国竞技体育相关资讯报道发现,《纽约时报》塑造的我国竞技体育形象主要由“举国体制”形象、“运动员”形象、“运动项目”形象三部分组成。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象被设置了体制目标、训练制度、财政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四个资讯议题,其主要的信息来源为我国国内的事件相关者,评论的导向主要有金牌至上、残酷训练与选拔、政府高投入、严密控制、运动员收入低下、运动员教育缺失和退役运动员生活状况不佳等七个方面。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形象依据所属体制不同被分为两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因与美国具有一致的身份认同,运动员形象以正面为主,《纽约时报》塑造的我国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内敛、学问程度低、追逐名利不择手段、被政府管控、身材差、家庭条件差等负面形象。《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评论导向主要有以下七种:优异成绩、普及度高、不公平竞赛、对运动员身体的残害、边缘化、政治化、缺乏管理。总体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在《纽约时报》上的形象不佳。

   《纽约时报》建构我国竞技体育形象主要受到体育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支配、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资讯专业理念的影响、自我存在的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在全球传播语境下重新建构我国竞技体育形象。具体方法有:进行体育学问传播,形成中美共有观念;深化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改革,进行适度包装与营销;运动员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充分利用网络自媒体,发展网络外交,扩展发声渠道等。

3  《纽约时报》所塑造的我国竞技体育形象

3.1  《纽约时报》所塑造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象

举国体制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主要管理体制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被认为是我国竞技体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保障,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由于其存在的诸如成本过高而效率极低以及专业运动员收入、教育及退役再就业等诸多问题被广泛质疑。本文选取《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08年至 2012年关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相关资讯报道材料共35篇,占总报道数的 29.9%,以此作为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象研究的样本。

3.1.1  《纽约时报》对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议程设置情况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大众媒体通过向受众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影响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媒体优先关注的议题往往也会成为受众优先关注的话题,大众媒体关注越多的议题会被受众认为越重要.《纽约时报》通过设置不同的议程以及对不同议程报道数量的多少来引导受众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关注及侧重点。

      从《纽约时报》的议程设置范围来看,其涉及的议程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财政投入形式以及激励体系到运动员的选拨与训练方式、收入情况、教育情况以及退役后的安置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举国体制的各个方面,这说明《纽约时报》的报道做到了尽量的全面。但是这种全面并不是完全中立和客观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议程方面忽视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历史环境背景和社会价值。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所建立的,举国体制一直延续到当今社会也是因其对我国社会具有特别的社会价值。如果剥离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价值而单独来强调体制目标,无疑会让读者无法全面了解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也就无法理解举国体制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误导读者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价值判断;二是通过加大对体制目标和训练制度的报道数量来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两个议程,从而突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金牌目标和集中过度训练模式,为其建构我国举国体制形象定下基调,即虽然我国在国际体育大赛特别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了很多的金牌,但是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举国体制是通过一套特殊的训练体制来实现的。

3.1.2  《纽约时报》对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报道的信息来源情况

由于资讯记者往往“缺席”其所报道的事件,所以资讯记者必须依赖其他人来讲述发生了什么以及该如何说明这种现象等,所依赖者即消息来源(newssources)。消息来源在资讯生产中有重要的意义。资讯记者采用某个消息来源的次数越多,这一消息来源群体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权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反映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研究《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报道的信息来源分布情况,就可以折射出其报道是否存在消息来源偏见,进而反映其报道是否充分包容了多元利益群体的不同观点,从而展现其报道是否全面客观公正。

   从《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分布情况来看,其主要的信息来源为我国国内的事件相关者,同时信息来源群体分布较为广泛,既有作为直接参与者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有作为间接参与者的运动员父母,还有作为管理者的官员以及作为评论者的学者和媒体。这说明《纽约时报》的报道兼顾了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声音。但是在这看似较为全面、公正的信息引用背后,却也隐藏着信息来源偏见。这种偏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消息引用比例偏高。虽然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运动员的消息引用次数要多于外国运动员,但是从相对数量上来看外国运动员的引用次数高于其它的消息来源,说明外国运动员的声音被《纽约时报》所特别关注。由于外国运动员与我国运动员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这种情况下外国运动员可能会为贬低对方的成功和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而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产生偏见。如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体操女子团体赛中美国队输给了中国队。赛后美国队员在接受采访时将焦点转移到我国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上,声称“她认为她的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看上去不像16岁。”试图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我国运动员不符合参赛年龄要求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而在教练员方面,从绝对数量上固然是我国教练员的数量占多数,但是外国籍教练员(包括中方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的教练)的数量总和要高于中国籍教练员。由于外国籍教练员所处的竞技体育学问与我国的竞技体育学问存在较大不同,不同学问之间的冲突可能会造成其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评价存在偏差。如我国赛艇队外籍教练员Igor Grinko认为我国过分强调金牌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竞技运动中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成长。他认为我国赛艇运动员“正在为赢得金牌做一些疯狂的事。”

   而作为教练员的他“要不帮助他们(中国)赢得金牌,要不他们把大家被辞退。”外国籍教练受外国体育学问的影响认为竞技运动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更应该重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全面发展。而在我国的体育学问中竞技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本职工作就是追求更好的运动成绩,只有取得更佳的运动成绩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方式。东西方体育学问的这种冲突使得我国竞技运动员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在外国籍教练员眼中成为一种过分偏激的行为,从而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了负面的评价;二是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群体,即我国的普通民众。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竞技体育的成绩与国家的荣誉和广大民众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普通民众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态度是影响其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纽约时报》将我国普通民众的声音排除在其报道之中,无疑使其报道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其所报道的结果自然也就会有失公允。

3.1.3  《纽约时报》对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评论导向情况

   资讯评论是表达人们对资讯事件反思的一种资讯体裁,大众媒体的资讯评论是表达其观点并影响受众判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资讯评论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导向是大众媒体进行形象建构的主要方法,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评论主要有以下七种导向,分别是金牌至上、残酷训练与选拔、政府高投入、严密控制、运动员收入低下、运动员教育缺失和退役运动员生活状况不佳。

   纽约时报》将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训练和选拔模式总结为残酷,具体表现为过早参与运动训练、训练时间长、强度大、全年无休、训练异常艰苦和选拔激烈等,此类评论导向出现次数最多,总计达到32次。通过不断详细描写运动员开始专业训练的具体年龄,使受众潜意识里认为我国一直选取年龄偏小的运动员进行训练。如对我国赛艇运动员高玉兰的报道提到“她在她13岁时开始全职训练。”跳水运动员胡佳“10岁开始便投入中国体育部门的教练门下进行训练。”前体操冠军张尚武,“在其5岁时便由河北省政府部门挑选进行专业训练。”中国著名体操运动员程菲,“她在7岁时就进入了残酷的举国体制系统。”

   《纽约时报》还通过比较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的训练情况来反映我国运动员训练的残酷性。“在非奥运年,大多数美国赛艇运动员全职工作或上学,只是根据由教练编制的训练计划进行训练,而教练往往生活在别处。”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赛艇运动员郑传奇和他的队友们,“他们一般年龄20至26,一直全职划船,每周7天,平均七年。”在运动员选拨机制方面,《纽约时报》将选拔过程总结为“省级水平的运动员选拔大概在他们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些孩子被安排在免费的运动学校,通过日益激烈的竞争筛选出80000名左右的运动精英进入省运动队。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更进一步进入国家队。”

   《纽约时报》还引用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话:“大家的体育系统不惜以运动员的健康为代价去赢得更多的金牌。”《纽约时报》在评论中还指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所追求的金牌往往是缺乏群众基础或者是边缘化的体育项目。在《China’s Gold Rush》一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没有私人枪支的国家,但有神枪手。很少的公共泳池,但有最好的跳水运动员。击剑,皮划艇,女子垒球—尽管事实上中国擅长这些,却很少中国人展示出对它们有兴趣。

   《纽约时报》在相关报道中还特别提到我国为提高弱势项目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中国为提高其不太成功的但金牌数量众多的运动项目上的夺金实力,在相关的人员和基础设施上已花费数百万也许是数十亿的资金。”政府的高投入还表现为对获奖特别是金牌运动员的高额物质奖励。“一枚全运会金牌能为运动员和他的家庭带来一辆汽车,一套设施齐全的公寓以及社会地位的上升。......一些省份给每个全运会冠军的奖金达到43,000美金,是一个工人平均年薪的25倍。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金牌获得者可以从政府获得约29,000美金的奖金。”

   《纽约时报》在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运动员生活的评论时经常出现诸如“紧密控制(tightly controlled)”、“严密控制(closely control)”等词语。“举国体制对大多数奥运选手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紧密控制,这些控制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以及与公众和资讯媒体的交流等。”在报道中此类话题共提及20次,其中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为实现封闭训练而长时间离开父母。“父母可能几年看不见自己的孩子,一年只能与他们进行一到两次的通话。”报道中曾引用赛艇运动员郑传奇的话:“在经过多年为了训练而远离你的家人之后,我有时会感到孤独和悲伤。”二是运动员对自己的伤病没有话语权。通过引用上海东方国际医院运动损伤科主任王玉斌(音译)的话指出:“运动员对于自身的伤病如何治疗并没有话语权。对于如何处理重要运动员的伤病的决定往往是由政府体育部门的官员做出。”三是严格控制运动员的商业开发所有权。“政府实现最大限度控制运动员的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控制其商业赞助合约。”在其报道中提到作为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只有通过上交一定的商业收入才能获得“自由身”。如姚明为了能去NBA工作“被迫向中国政府上交其8%的总收入,同时虽然他自己代言了百事可乐,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肖像权卖给了可口可乐。”

   李娜为获得职业身份参加国际网球商业赛事,“她必须支付所获奖金的 12%给政府,这已经远远少于通常所需的 65%。”对于仍处于体制内的运动员则在商业开发方面没有太大自主权。在对赛艇运动员杨文军的报道中特别指出,“其所在运动队、省级和当地政府都会从其所获得的比赛奖金和耐克代言合同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提成。”

   《纽约时报》还有6次在报道中描述和评论了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情况,着重反映出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退役后生活状况不佳。在《ChinaPresses Injured Athletes is Quest for Gold》一文中引用女子举重冠军陈晓敏的话“一旦你赢得世界冠军,你可以免费上大学,或安排工作,或成为政府官员。如果你没有,你退役后得到的只是受伤的身体。没有文凭、没有工作也没有能力。”

   在《In China’s Medal Factory, Winners Cannot Quit》一文中报道了三名退役运动员的生活。前北京马拉松赛冠军艾冬梅“在大街上卖爆米花和服装;前全国举重冠军周春兰“在澡堂给人擦洗后背”;赛艇运动员马鹏鹏“就读于一所技校,成为一名机械师。”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则被认为是造成运动员退役后生活状况不佳的罪魁祸首。“(举国体制)没有为运动员退役后参与现实世界的竞争提供准备。据中国国家资讯媒体的报道,有240000退役运动员在承受着伤病、贫穷和失业的痛苦。”

   《纽约时报》通过对比我国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下运动员的收入差别来凸显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收入的低下。“(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是国家的雇员,他们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训练,得到的报酬却极少,而且他们一旦不能达到精英运动员水平的话就会被抛弃。”

   在报道我国皮划艇运动员杨文军时提到“他每月的津贴和绩效奖金仅为230美金。”“拳击运动员的工资也非常低,每个月只有158美金。”以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市场化的运动项目中,职业运动员的收入极为丰厚。“大多数中国男性足球运动员的年薪超过146,000美金。”

    《纽约时报》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形象建构成如下形象:

   举国体制的目标是金牌,不管获得金牌的项目是否是主流项目或者是本国居民喜欢参与的项目;为了确保获得金牌,在训练制度方面采用残酷的训练和选拔机制,在财政方面采用政府财政高投入的方式;为维持残酷训练和选拔机制对运动员的人身、生活等诸多方面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剥夺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利以确保其能将全部身心投入残酷的训练。虽然政府对举国体制投入的资金较多,但是由于资金主要用于训练条件建设以及奖牌特别是金牌奖励,所以普通运动员的收入普遍低下;运动员一旦退役,由于其受教育水平低下、残酷训练造成的身体伤病、严密控制下与现实社会的脱节以及缺乏收入积累,造成其社会竞争能力有限,退役后的生活状况不佳。从建构结果来看,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被描绘成一台为生产金牌而在精密工作的机器,竞技运动员则是这台机器。

   从《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评论导向来看,其主要从消极方面进行评论,将评论的重点集中于揭示和批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端。虽然其所揭示的弊端论据较为充分,深刻揭示了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只关注其弊端而不能全面看待其所具有的优势及产生的积极效果,无疑是披着公正外衣而实质是偏见的评论。同时在评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弊端的时候没有客观分析其存在的社会历史学问环境,而是采用在西方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作为评价标准,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表现,由此形成的评论无法实现公正客观。

3.2  《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形象的建构

   “运动员媒介形象作为当代一种特殊的媒介形象,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镜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媒介学问作用。”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在国际上的快速发展,我国涌现出刘翔、姚明、李娜等一批优秀的运动员,他们成为了各国体育资讯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国媒体对我国运动员的大量报道,为我国运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运动员良好的个人形象不仅代表了我国运动员总体形象,也代表了我国国人形象、体育形象,甚至代表了我国国家形象,是我国学问向外传播的媒介。因此,研究《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形象的报道,并对其媒介形象塑造问题提出一定的探讨,对于提高我国体育形象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运用话语分析法,将《纽约时报》报道中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举国体制下的竞技运动员形象进行对比,从《纽约时报》的报道用词和报道语句内容两方面来进行比较,挖掘两者形象在媒体上的动态变化。

3.2.1  市场经济体制和举国体制竞技运动员形象词汇的对比

   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好的运动项目有网球、篮球,而李娜和姚明分别是这两项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竞技运动员,并且《纽约时报》对两人的报道量较多,分别是6篇和10篇,占网球、篮球项目报道总数的67%和 63%。举国体制下的竞技运动员的选取既包含个人也包含团体,团体则可以反应出同一项目运动员共有的特征。其中有刘翔、程菲、郎平等代表个人的运动员,也有何可欣、江钰源、邓琳琳等有相同特征的运动员团体。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选取主要取决于《纽约时报》对运动项目报道的排名,并选取其中报道较多、最具代表性的运动员。《纽约时报》对举国体制下运动项目报道排名分别是:第一名田径、第二名竞技体操、第三名游泳、第四名跳水、第五名羽毛球,如其中对刘翔和马家军的报道占田径项目的97%和20%,对程菲和何可欣等人团体的报道占竞技体操的25%和42%,对叶诗文的报道占游泳项目的43%等。

   通过对比大家发现,《纽约时报》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技运动员多用褒义词汇,以塑造正面形象为主。不仅展现出他们超凡的运动能力,在项目领域的重要地位,而且更加注重对他们人格魅力的塑造,如李娜敢于在公众面前表达她对丈夫姜山的爱,被称为是“现代独立女性的象征”,姚明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不仅捐款给受灾地区,而且还关注受灾儿童的心理健康,引导他们积极面对未来,因此被称为我国的“爱心大使”。但其中对李娜的报道中出现了一个词汇——“rebel”,此词主要是描述李娜选择单飞,走职业化道路,脱离举国体制的束缚,“李娜打破了死板的国营运动系统,找到了她自己的荣耀。”因此,此词主要表达的是李娜勇于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属于褒义词。《纽约时报》对我国举国体制下的竞技运动员形象共分为正面、中性、负面三类。正面形象运动员有郎平和陈菲,她们在各自项目领域各负盛名,是英雄,是传奇。较中性运动员有刘翔、林丹,在报道中不仅展现出他们优异的运动成绩,男性魅力,但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如刘翔在伤病后成为了“失败者”的形象,林丹存在性格上的弱点等。形象较负面的运动员包括体操运动员——何可欣等,游泳运动员——叶诗文等,羽毛球运动员——王晓丽等,田径马家军等。这部分运动员的负面形象来源包括两点,一是历史原因。如游泳项目,因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游泳项目出现了一系列兴奋剂事件,导致孙杨、叶诗文等一批年轻运动健将无端被疑。二是自身原因,如马家军队员服用兴奋剂,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体操运动员曾用未达年龄标准的运动员参赛。

3.2.2  市场经济体制和举国体制竞技运动员形象语句的对比

3.2.2.1  富有个性——内敛

《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运动员的报道中,市场体制下的运动员极富个性,有着丰富的感情,豪爽的性格,富有幽默感,并且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暴露自己的缺点,其中以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代表。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则相反,表现出害羞,不爱言谈。    

《纽约时报》报道下的李娜还是一个“现代独立女性”形象。李娜敢于在公众面前表达她对丈夫的爱。“在中国她被视为一个叛离者,她经常在电视上取笑她的丈夫,她身上有一个玫瑰纹身作为她对他的爱的象征,作为年轻的一代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害羞和服从刻板印象。”李娜选择职业化道路,“打破了死板的国营运动系统,找到了她自己的荣耀。”

   以上的种种,都让李娜成为了中国新时代富有代表性的运动员,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李的知名度在网上飙升,她的微博有超过170万的粉丝,周四在Web上搜索她的名字比胡锦涛,毛爷爷和贾斯汀Beiber搜索度更高。”

3.2.2.2  高学历——文盲

   《纽约时报》报道显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注重对学问常识的追求,接受过高等院校的教育。如李娜曾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并且英语学习的很好。“她曾经两年放弃比赛,在2004年归队前在一所中国大学学习资讯专业。”而在举国体制下只注重对运动员运动成绩的追求,并不重视对运动员学问的教育。马鹏鹏,邯郸省队赛艇运动员,她说在她所在城市的体育学校“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书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金牌。”

   举重运动员周春兰说“大家没有受过教育”赛艇冠军杨文军也曾感慨道“作为一个孩子,除了运动我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我有我自己的梦想,但实现它是非常困难的。我没有基础,让它们变成现实。”

3.2.2.3  实现自我价值——追逐名利不择手段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大家可知,人类的需求共分为五层,只有依次满足了生理、安全、归属与爱、敬重的需求后,才能到达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纽约时报》报道中,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刻苦训练的目的不是追求金牌,追求荣誉,他们是在竭尽所能的完善自己,以期达到自己内心精神的升华。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带伤顽强训练却是只为追求名利。两者运动员形象完全相反。《Chinese Athletes Say No to the System》一文中报道“6月,李娜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冠军,成为第一个亚洲地区赢得大满贯赛事的人。为了奖励她,湖北省委,省政府给了她价值92,000的奖品并提供她在政府工作,她拒绝了,说她要专注于打网球。”将功名弃之如敝屣,坚持自己的网球梦。而《纽约时报》在报道中通过两个方面的描述展现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一是运动员常年带病训练、过度训练。“在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迫于国家体育系统和商业财富的诱惑,中国运动员正在接近和超越他们自己的极限,导致一些威胁他们健康的风险去追求民族的荣耀。”

   如跳水运动员胡佳“2005年在训练时视网膜脱落,在距离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两个月之际,胡佳因训练和比赛导致另一个视网膜也受伤了,胡佳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大家这一代人是巨大的荣耀,我将竭尽全力去夺取一个金牌,除非我的眼睛真的瞎了。”

   杨文军的父亲杨一翔说“他的儿子因为过度训练导致了有肝脏疾病。”郑传奇“全职划船,每周7天,平均7年,每一块肌肉都从事这艰苦的运动,练习意味着疼痛:腿燃烧,手臂麻木,肺部燃烧。”邢慧娜“她连续训练了好几个月,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过度训练。”

   二是运动员在参加比赛过程中有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如我国体操运动员何可欣、江钰源,“在线记录列出中国体操运动员和他们的年龄,被发布在中国官方网站上,中国官方资讯媒体也列出了年龄。然而,似乎与护照信息相矛盾,表明何和江可能是14岁——低于奥运最低年龄两年。”

   一系列的兴奋剂丑闻使中国体育体制伤痕累累。马家军“在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六名队员退出比赛,一些被发现高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血液重组红细胞生成素,也被称之为EPO。”“在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测试中中国超过30名游泳运动员药物测试不合格。张秀云,从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他们的血液测试表明使用血液助推器EPO。

   潘越南,前赛艇运动员,她和她的福建队友在全运会前进行过静脉药物注射。”于洋、王晓理因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比赛上消极比赛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违背了体育道德、奥林匹克精神。

3.2.2.4  商业收益被压榨——被政府管控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商业收益受到政府剥削。“网球名将李娜,29岁,2008年被迫在她的事业和她的国家之间做选择,当她离开中国国家队后,体育官员拒绝放弃控制她的生活。”“现在独立,李必须支付她奖金的12%给政府,远远少于通常所需的65%。”“姚明被迫交出他高达8%NBA职业生涯总收入给中国政府,政府未经他的许可将他的肖像权卖给了可口可乐,尽管他与百事可乐签署了代言合同。”

   《纽约时报》中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被政府管控包括两点。一方面政府控制运动员的商业开发权,收取运动员商业开发收益,“赞助交易已成为政府最喜欢的最大限度地控制的方式之一。”

   “关于刘翔的商业开发收益据他的父亲说,政府体育官员拿走他一半的代言收益。”“团队,省和当地政府官员收取杨文军的奖金收益,切断他与耐克的代言合同。”沈健,中国顶尖的BMX车手之一,“最近与服装企业Vans签署了一项独家代言。但政府办的中国极限运动协会禁止他参与世界极限运动会,除非他穿上上面印有中国的官方赞助商的标志的运动衣,这将使他取消与Vans的合同。为了进一步要挟沉,协会甚至在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禁播他的比赛。”

   另一方面运动员的生活、人生自由也被政府所管控。如杨文军“官员拒绝他退役,并描述了他们曾如何威胁要扣留他的退休金,如果他不参加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高玉兰说“我想在墙上挂上照片,但这是被禁止的。”

   被监控最严重的非刘翔莫属了,“在中国,他身边几乎总是伴随着教练或官员。虽然他与凯迪拉克签署了代言协议,他不能驾驶汽车——他没有被允许获得许可证。”“在北京,他与他的跨栏教练孙海平在运动员宿舍共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刘在周末和家人住在一起,他平日都在上海顶级体育训练中心里。周末的时候,他的教练不会走,通过窗户,他们可以看到彼此。”

3.2.2.5  博爱——无

   《纽约时报》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描述成爱国志士和具有公益心的爱心人士,这些品质都集中体现在了我国篮球运动员姚明身上。参加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姚明的一个重要的职业梦想。姚明说“我希翼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从明天开始,我真的希翼。我不能等待了,我感到非常自豪。”“如果你在北京夜晚充满雾霾的竞技场,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姚明回来比赛。在资本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中国。”“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资讯发布会,姚明承诺永远不会再吃中国的鱼翅,引起人们对鲨鱼的关注。”2008年5月中国遭受毁灭性的地震后,“姚明通过他的基金会捐赠了200万美金,帮助重建四川。”“地震将姚明和19个中国学生联系起来。姚明和学生互相祝愿新年快乐,谈及回到四川后如何改善生活。”

3.2.1.5  无——身材差、家庭条件差、退役后生活不堪

   《纽约时报》在报道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时,着重描述了我国体操运动员和举重运动员的外在形象。将我国体操运动员被形容成“小学生”。德国运动在奥运村见到我国体操运动员后称“看到一群小学生朝大家走来。”“他们是如此可爱如此小。”并例举了我国体操运动员的具体身高、体重指标“江钰源,4英尺7英寸,66磅;何可欣,4英尺7英寸,73磅;程菲,4英尺10英寸,94磅。”而我国举重运动员则被视为“肌肉僵硬”的。《纽约时报》报道中过多强调我国运动员身材矮小、体重偏轻,其背后的用意是暗示我国选用未满16岁的运动员参赛,比赛存在弄虚作假之嫌。举重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会夺金大项,而在西方人眼中,举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边缘化的运动项目,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观众也开始关注赛场上女性运动员的美——身材美、服装美等。而《纽约时报》指出我国女子体重运动员肌肉僵硬,抨击了举重项目对女性运动员身材的摧残,指责我国以牺牲女性运动员的女性形象来取得好成绩,实为对我国举国体制的批判。

   在对文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纽约时报》存在对我国举国体制运动员家庭背景有部分报道,如刘翔“在低收入区的上海长大。”杨文军是“种植水稻农民的儿子。”程菲“生在中国湖北省,一个荒凉的工业区。她的父亲是船上的职员和她的母亲一家轮胎厂工作。”任灿灿“一个24岁来自贵州南部贫穷地区的运动员。”这些奥运冠军都来自贫困家庭,父母或是工人或是农民。反映出我国举国体制下选取的运动员都出生低微、贫寒,国家利用运动员想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来控制运动员生活、训练等各个方面,从事西方人认为的“边缘性的”、“生搬硬套”的运动项目,从侧面抨击了我国举国体制。

   《纽约时报》还关注到我国退役运动员生存情况,运动员退役后基本都无社会生存能力。如女子举重冠军陈晓敏说“一旦你赢得世界冠军,你可以去大学免费,或工作,或成为官员。如果你没有,你得到的只会是受伤的身体。没有文凭,没有工作,没有能力。”

   “运动员艾冬梅,前北京马拉松赛冠军,在大街上卖爆米花和服装。邹春兰,前全国冠军的举重运动员,在澡堂擦洗后背,后来全国妇联帮她开一家洗衣店。”张尚武,前体操冠军,被发现在北京街头乞讨。“运动时留下的伤加上他没有技能,没有能力去工作,他把他的奖牌卖了13美金,被抓进监狱。从监狱里释放后,他去街上靠乞讨为生。”

   报道中表面是在讲述我国运动员退役生活的不易,实则是对我国举国体制的抨击,抨击我国没有帮助运动员规划好人生道路,没有传授运动员除体育外社会生存的技能,抨击我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体系的不完善。

   大家将《纽约时报》对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形象和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形象进行对比发现,《纽约时报》对于两种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塑造截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向正面,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向负面。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幽默、豪爽,有自己的脾气,充满了个性。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却害羞、沉默寡言;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受过高等教育,举国体制下运动员没有受过教育,退役后没有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淡泊名利,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常年带病、过度和极端训练,并且为了名利和荣誉在比赛中做出违背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具有爱心,有奉献精神。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家庭条件较差,选自边缘农村地区,运动员来源“边缘化”。总体来说,《纽约时报》将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塑造具有美国特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是被国家所控制为了达到其政治意图、学问传播的机器。

   《纽约时报》在对我国举国体制下运动员进行资讯报道时一部分是基于客观事实,一部分又存在主观臆测,固有观念先入为主,受其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不能够进行客观的报道。《纽约时报》通过选择符合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利益的议题和评论,引导受众的关注点和舆论导向。因此,运动员所属体制的不同决定了《纽约时报》报道倾向的差异。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更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构成了相互身份认同的关系,因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偏正面;而我国体育举国体制沿用的是前苏联的体育模式,并且举国体制在我国的实施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一跃成为奖牌榜第一名,美国体育强国地位受到威胁,因此《纽约时报》通过对我国举国体制下竞技运动员负面形象的塑造,来隐藏报道背后的真实目的——对我国举国体制制度的抨击,如我国举国体制不关心运动员的人格、个性发展,运动员教育缺失,对运动员监管过于严密等问题,“妖魔化”我国体育举国体制。

3.3  《纽约时报》所塑造的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形象

3.3.1  《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报道情况分析

    《纽约时报》共报道了我国26项运动项目,报道频次共计167次。其中包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22项,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3项,其他项目1项。本文主要分析《纽约时报》对我国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的报道情况。其中举国体制下的运动项目有19项,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项目有3项——篮球、网球和足球。

一、《纽约时报》对我国运动项目的报道中排名前十项的项目有田径、体操、篮球、游泳、跳水、网球、羽毛球、足球、举重、拳击。其中举国体制下的运动项目占七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项目占三成。通过对文本分析后发现,《纽约时报》报道各个项目的次数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运动项目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如体操、跳水等项目,报道次数多主要是因我国在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二是与各运动项目中的优秀运动员有关,如田径、篮球、网球项目中刘翔、姚明、李娜等一批优秀运动员的出现,使我国这些项目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增加了媒体对运动员、运动项目的报道。

   二、通过将2008年和2012年我国与美国各项奥运奖牌数对比可知,我国的竞技体操、跳水、羽毛球、举重、乒乓球、蹦床是绝对优势项目,稳居世界第一。田径、篮球、游泳、网球、足球、排球是美国的优势项目,位于世界前列,其他运动项目中美两国相差不大。美国优势运动项目在我国发展情况不容乐观,我国引领世界的项目却是美国人眼中的“边缘项目”。《纽约时报》通过对比从而间接反映出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处于边缘地带,其是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作为评价标准,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表现,不能客观地报道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真实形象。

   三、《纽约时报》非常关注我国举国体制下传统优势项目,但报道主要以负面形象为主。如体操项目主要是报道我国选取未满比赛年龄的运动员参赛,羽毛球项目报道我国运动员消极比赛,跳水项目对运动员身体伤害较大等问题。

3.3.2  《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评论导向

   本文选取了体操、游泳、田径、跳水、举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网球九个大项作为本部分研究主要分析的运动项目。《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评论主要有以下七种导向,优异成绩、普及度高、不公平竞赛、对运动员身体的残害、边缘化、政治化、缺乏管理。

3.3.2.1  客观成绩报道

   《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运动项目进行深入报道之前,主要从我国优秀运动员或团体所取得的优异运动成绩进行开篇报道。我国的优势运动项目也成了《纽约时报》的主要报道对象,如体操、羽毛球、举重、乒乓球等项目。《纽约时报》通过对我国体操运动员及其比赛成绩的报道展现我国体操项目的实力。其中包括我国优秀的男子体操运动员和女子体操运动员所获得的个人和团体荣誉,如“程菲——是中国最顶尖的体操运动员。她将争夺全能金牌,但她的专项是跳马。”“我国赢得男子体操团体冠军,美获得第三名。”中美女子体操对决,中国荣获第一名,美国第二。羽毛球项目一直是我国的奥运夺金大项,并引领世界。“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赢得了羽毛球4个项目中的3个。”

   《纽约时报》还特别报道了我国羽毛球运动员林丹,描述了他的高竞技水平和他对羽毛球运动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排名前10的最著名运动员。尽管所有的历史,尽管过去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中国从未有像超级丹那么知名的羽毛球艺术家。”

   “美国运动员 Kevin Han说像林这样的球员,可以提高这项运动的形象,不只是在中国,而是在世界各地。”“中国女子举重队世界领先自从它在2000年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举重项目夺得了9枚金牌中的八枚。”

   乒乓球发源于我国,并被称为当今中国的国球。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选手在世界各项乒乓球比赛中多次取得冠军,甚至多次包揽整个赛事的所有冠军。“1959年一个名叫容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成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赢得了世界冠军的公民。”“当中国赢得了男子和女子单打铜牌,银牌和金牌,男子和女子团体金牌,中国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达到了高潮,痛击了其他国家。”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游泳奥运健儿异军突起,取得了优异的运动成绩。“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游泳队赢得六枚奖牌。”“在伦敦,中国队夺得5枚金牌,共10枚奖牌在游泳项目,孙杨成为第一个中国人赢得一枚奥运游泳冠军,并最终赢得4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跳水也是我国奥运优势项目。“中国跳水运动员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赢得了7枚金牌中的6枚,邱波获得了男子10米跳台的第二名。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队夺得八枚奖牌中的7枚。在去年的世锦赛夺得了全部的10枚,在2月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夺得了全部的8枚奖牌。”

3.3.2.2  普及度高

   《纽约时报》讲述了我国个别运动项目在国内基层和群众中较受欢迎,大众普及程度较高,为其成为我国奥运优势项目奠定了群众基础。如我国普及程度较高的篮球项目,“中国人对篮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在19世纪后期开始玩这项运动,并在1936年派出国奥队。”即使在农村,人们也能随时随地打篮球,“Rob Levine早在中国任职期间,参观了农村和许多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当他看到在农村的中心和城市的中间有篮球场他感到震惊。”我国非常注重篮球项目的普及,即使“NBA最初给国家像中国这样的电视权利很少或根本没有钱以帮助建立兴趣和忠诚度。现在的联赛达到215个县的41种语言和51个广播在中国展示这项游戏。”

    值得可喜的是,徐济成,前中国国家队球员,说政府将让NBA与中国人联赛。“从现在起十年,中国的NBA冠军可以和NBA冠军比赛。”

   而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占有霸主地位的项目——羽毛球也顺应了市场的需要,成为了大众热捧的项目。“在中国羽毛球受到全国人民痴迷,普及程度仅次于篮球,足球和乒乓球。孩子在高耸的公寓大楼外打羽毛球。成年人在公园里打球。”

   而网球运动员李娜在国际各大比赛上的突破与成功,带动了我国网球迷的追捧热潮。傅饶,在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网球国家队顾问说“在中国的大学里这是最流行的选修运动。”“根据中国的资讯媒体,在全国估计有30万人打网球,相比六年前只有2万人。”

3.3.2.3  不公平竞赛

   《纽约时报》将我国描述成不公平参与体育竞赛的国家,主要从我国体操项目选用未达年龄标准的运动员参赛,游泳、田径、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服用兴奋剂,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运动员让球事件等事件进行印证。

   《纽约时报》对我国体操项目的报道共24篇,其中有15篇报道涉及我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年龄造假事件。《纽约时报》之所以通过大量报道将矛头对准我国个别女子体操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是因为在体操项目上中国队与美国队存在奖牌竞争关系,并且我国体操竞技水平略高美国,故美国难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有故意诋毁我国体操运动员,丑化我国体操项目之嫌。《纽约时报》为了证明我国部分体操运动员低于参赛年龄,在报道中例举我国体操运动员的身高体重,证明相比同等年龄的其他国家体操运动员更矮更轻,以增强其说服力。“平均而言,中国体操运动员比美国人小31/2英寸,轻30磅。”

   对我国运动项目涉嫌“兴奋剂”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游泳、田径、举重三项上。《纽约时报》对我国游泳项目的报道共有14篇,其中有7篇涉及我国游泳兴奋剂事件,7篇中又有5篇涉及我国上世纪“90年代兴奋剂丑闻”的报道。“一系列的兴奋剂丑闻使得中国体育体制伤痕累累。在20世纪90年代超过30名游泳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药物测试不合格。”

   《纽约时报》之所以对我国上世纪90年代游泳兴奋剂事件广泛报道,是想给我国游泳项目贴上“兴奋剂”的标签,当我国在游泳项目上取得一点成绩,就被西方国家顺理成章的认定与兴奋剂有关。如我国游泳运动员叶诗文获得了200米冠军后,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质疑。“美国游泳国家队主管弗兰克?布施,更亲切称叶的最后100米‘多显着,惊人的’。”“约翰?伦纳德,美国世界游泳教练协会实行董事,并对中国的兴奋剂早已表示怀疑,在周一告诉‘卫报’,他发现叶的表现‘令人不安’。”Caitlin Leverenz,美国游泳运动员在周一时说:“中国在过去有兴奋剂历史,所以我不觉得人指指点点都疯了。”

   《纽约时报》对我国田径的报道共29篇,其中有4篇报道了马俊仁带领的马家军涉嫌服用兴奋剂事件。“马和他的队员被称为‘马家军’, 在2000年六人退出奥运比赛,当一些人被发现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的血液水平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也称为EPO,是被禁止药物用来增强运动员耐力,其表现是通过加速红细胞的生产。”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说“她教练给她类固醇,产生了副作用,脸部的毛发浓密和声音低沉。”

   我国羽毛球项目在世界比赛中占有绝对的霸主地位,然而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羽毛球让球事件,对我国羽毛球强国形象和羽毛球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我国体育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星期二当来自中国王晓丽和于阳输给韩国的郑炅垠和金夏娜日,他们试图避免与来自中国世界排名第二的女子双打田卿和赵芸蕾对决。”并且此现象在我国运动员比赛中发生不止一次,Andy Chong,前马来西亚运动员。Chong说“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世锦赛中,我的教练是中国人,要求我与更容易的对手比赛。我被告知不要赢得比赛,失去我的单打比赛。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中国倾向于这样做时,当他们与自己的队友对打时。”

   《纽约时报》将问题根源指向我国体育体制,“相当多批评国家的国家管理的体育制度和其对金牌的迷恋追求。”并引用《人民日报》的报道说“中国痴迷金牌和世锦赛侵蚀它的体育道德精神。”

3.3.2.4  对运动员身体的残害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还关注到个别运动项目因高强度的重复训练、极端训练对运动员身体的损害。如跳水项目因要大量重复跳水动作,运动员笔直地以自由落体速度冲向水面,在入水瞬间受到水的巨大冲击力,容易引起视网膜裂孔或脱落。“中国10米跳台跳水冠军胡佳在2004年的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赢得金牌一年之后,在训练时遭受视网膜分离。据中国媒体去年报道,胡的另一个视网膜也受伤。”“根据200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4%的中国跳水运动员有视网膜损伤。”报道中还涉及将中国运动员的损伤率与外国运动员相比较,结果发现他们的视网膜受损率更低,是因为“中国跳水运动员是专业人士,这意味着他们整天练习。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运动员可能是一个银行职员或牙医,他们在工作之后只花两个小时进行练习。”

   跳水项目是其本身就对运动员的身体具有损害,而其他一些项目在《纽约时报》报道中展现了人为因素如教练员对运动员身体的残害。陈培德,前浙江省体育局主任称“我国体育体制敦促人们顽强努力为了成功,更高、更快、更强,去赢得更多的金牌通常以牺牲运动员健康为代价。”“该系统逼迫运动员努力训练。”。《A Life of Sacrifice for a Vault of Gold》一文中讲述了程菲取得辉煌成就所付出的艰辛“教练员通常强迫孩子忍受痛苦的拉伸和肌肉锻炼活动。程菲的陈教练说,她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使她的脚向内翻让她在平衡木上能有更好的表现。”“唐功红,女子举重运动员,尽管拥有高血压仍坚持不懈训练直到今年年初,她的教练说‘伤病随时威胁着她的生命’。”同样情况的还有网球运动员郑洁,因脚伤失去了法网第一轮比赛,“她的医生告诉她,如果她一直比赛不休息,那她的脚将永久性损伤。但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她的教练拒绝她退出法网比赛的请求。”

3.3.2.5  边缘化

   《纽约时报》在描述我国运动项目时首先会报道我国运动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肯定我国运动员的竞技能力,然后指出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属“边缘性”项目,“中国为了寻求体育霸主地位,中国将赢得奖牌的希翼寄托在运动员全副武装磨练的几乎完美的运动项目上,如体操、跳水、赛艇、乒乓球和跨栏。”一文指出“目前,大多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的胜利来自相对边缘的运动项目,如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是主观判断的运动需要生搬硬套的训练,像跳水或体操。”文章《ANew Cast of Olympic Heroes for China》对获得金牌的运动员《纽约时报》描述成“许多中国奥运健儿赢得了蹦床、羽毛球、举重等项目的金牌。对于西方观众,他们的运动是边际的,他们的名气稍纵即逝。”不仅我国奥运优势项目“边缘化”,我国运动项目选取的运动员也“边缘化”,如女子举重项目,只有从农村等偏远地区招聘运动员。戴广宇,前任中国举重协会副主席表示“中国的国家系统从1980年代开始允许投资发展女性举重。其他国家没有如此多人参与此项目。”戴承认“这项运动被广泛视为危险的和乏味的,当她们职业生涯结束时肌肉僵硬女性很难找到工作或配偶——依靠在贫困农村招聘。伴随着大强度的训练,这也取决于能够密切控制一个运动员的生活。”

3.3.2.6  政治化

   我国运动项目的政治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乒乓球项目上。《纽约时报》对我国乒乓球项目的报道共3篇,主要是讲述我国“乒乓外交”,即乒乓球在“冷战”后对中美两国关系重新建立和改善所发挥的作用。“1971年,日本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一个名为Glenn Cowan的美国运动员在体育馆训练到很晚,错过了去他酒店的巴士,无意搭乘了中国队的巴士,中国球员庄则栋主动与美国队员握手,并送给他一块丝绸锦缎。当巴士到站后,被各地摄影师拍摄中国队中的美国队员到这令人吃惊的一幕。”“中国邀请美国国家队来华访问,邀请被接受,并在一个星期内,美国队来到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首次正式批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不到一年后,尼克松总统随后成为美国第一任到中国访问的总统,从而成为两国之间的破冰之旅。”

3.3.2.7  缺乏管理

   我国运动项目存在管理欠缺、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尤其是我国篮球职业联赛存在拖欠工资、打假球、赌球等丑闻事件。“美国球员和经纪人描述中国篮协违反合同,拖欠工资,并怀疑他们操控比赛。“几个球员在未能收到支票后已经离开中国。”“球员叙述更衣室的讲话,他们被告知在球场上偷懒。”GabeMuoneke,一个美国球员上赛季加入了云南公牛队,说“他被中国队友告知,在11月的上海大鲨鱼队比赛名次是已被确定的。他说‘听着,我的赌注者告诉我大家会赢今天,所以不要担心。’”Muoneke称“该事件证实了他和其他球员一直怀疑:介入比赛是中国联赛的一个问题。”他说“这是常识,中国团队贿赂裁判。”Awvee Storey,前nba球员加入辽宁猎人队,说“经常感觉到他的中国的队友都在走过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就在玩,不赢。”

    《纽约时报》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形象建构成如下形象:我国竞技体育传统优势项目在世界舞台上一枝独秀,常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篮球、网球、羽毛球等运动项目普及度高,市场化程度高,发展好;部分运动项目存在不公平竞赛的现象,如田径、游泳项目存在兴奋剂历史,羽毛球项目消极比赛,违背奥运精神,体操选取未满年龄运动员参赛等;运动项目会对运动员身体照成永久性无法弥补的伤害,甚至是终身残疾,如跳水项目主要损伤运动员的视网膜,导致视网膜脱落而失明;我国运动传统优势项目不仅是西方人眼中的边缘化项目,其运动员的来源也是边缘化的,我国在选取运动员时偏向于选择边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孩子;我国体育也为政治服务,运动项目政治化倾向;我国部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存在管理欠缺、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如我国篮球职业联赛存在打假球、赌球、打骂运动员等丑闻事件。

4  影响《纽约时报》建构中国竞技体育形象的主要因素

   “葛兰西学问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的学问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加重要,而大众传媒则能够实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向社会公众渗透的‘劝诱’功能。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传播和形成认同与共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纽约时报》是美国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纸质媒体,《纽约时报》通过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运动员、运动项目三方面的资讯报道,共同构建出《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具体形象。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对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运动员、运动项目形象可以发现,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运动项目形象均属负面报道,竞技运动员形象分为两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较正面,而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形象以负面为主,因此《纽约时报》对我国竞技体育形象的报道以负面形象为主。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中美两国的体育制度存在差异,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资讯报道理念不同造成的,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以及我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对形象的建构也存在一定影响。

4.1  体育制度的差异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美国竞技体育体制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特征,即运动员选拔和培养经费及其它费用均由市场行为来筹集,国家不设立专门的政府体育管理机构。“从体制存在与发展的特点来看,美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内部组织结构以业余训练为主,短期集训为辅的训练体制。特点是业余训练形式多元化,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与设置时代化,高水平竞技人才选拔、培养、流动体系多元化;竞赛体系多元化等。”

   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从前苏联学习过来的,即以获得世界大赛的冠军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我国举国体制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实行自上而下的体育管理措施。我国举国体制实行三级训练体制模式,由各级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运行方式采用逐级递升制,管理机构根据各省市行政区划分,隶属国家行政部门(体委)统一主管。”

4.2  意识形态的支配

   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已经被某个群体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引导其行动,它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媒介霸权理论认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并帮助统治阶级控制其他人的工具。其具体表现为资讯记者倾向于表现亲美国的报道和对他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报道。“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是个人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念、美国主导的历史使命观、反共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和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理念的集合体。”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与共产主义的中国相对立。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一国资讯价值取向和传播意图,影响媒体本身与记者的立场。2004年在萨尔兹堡论坛举行的第416次研讨会上对来自英国、美国、北欧、亚洲以及中东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35名与会代表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当中有记者、编辑、媒介研究人员以及一些从事与媒体相关行业的人员,调查显示“有54.1%的人表示他们在从事资讯工作中无法摆脱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学问背景的影响。”

4.3  国家利益的需要

   国家利益即一切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等多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具有好处的事物。美国是目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捍卫其霸权地位,必将利用各种手段对外扩张。大众媒介成为了美国对外思想扩张的一种有效手段。“汉斯?摩根索把国家利益界定为一种权力,媒体是国家的‘第四种权力’。”

   美多家媒介集团成为了当今举足轻重的巨型跨国集团,与全球化共谋共生,不但传递着当代世界发展所需的基本信息资源,更引导国际舆论,参与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构建,影响国际社会发展进程。美国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主流媒体,因此媒体在报道资讯时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一国的媒体无论是塑造本国形象还是塑造他国形象,基本动因是一方面出于维护本国利益和本民族利益以及媒体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出于通过给对方国家施加影响使己方受益。”

4.4  对商业利益的追求

   在媒体业和电子商业信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成为资讯快速传播的主要载体,互联网、数字音频广播、有线电视、卫星直播电视等新媒介的产生,导致各媒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资讯媒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完全商业化运作体系。美国重要的大众媒体都被大企业所控制,传媒业被高度垄断,若干大型垄断企业在全美乃至全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美国媒体企业频繁并购,实现了其为了获得信息产业中增值最快部分的利益,并在相同竞争领域获得全面优势的目的。市场下的美国媒体以谋取利益作为最高处世原则,为了追逐广大市场和利润增长而不择手段。传统纸媒老板和记者“为了能够取悦更多的读者,迎合受众的口味,考虑资讯在受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能为媒体带来多大的利润和影响力,媒体通常会采写自己受众感兴趣的资讯故事。”

   然而受众面对媒体的海量资讯报道会按照自身的习惯有意识的选择信息,自愿的、积极主动的选取与自己意识形态和利益一致的信息进行吸取,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信息。此种选择强化媒体或记者“在对资讯事实进行采访、编辑、报道时形成惯性思维和刻板印象,反过来再进一步影响受众,这样的过程形成了意识形态圈内狭隘信息传播的恶性循环。”


——摘自:郭丹,《纽约时报》中的中国竞技体育形象建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

2018年田径项目世界前20国家排名

预测我国田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 

前言

   2018年对中国田径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在着力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一年中国田径开始发力,许多项目都在这一年创造出好成绩。最明显的体现在短跑项目上,谢震业一百米9.97s的成绩使中国人首次打开10秒大关;苏炳添年初三次刷新室内男子60米的亚洲记录后,室外一百米的比赛又两次跑出平亚洲记录的9.91s,算上亚运会夺冠的9.92s全年3次打开10秒,状态火热;韦永丽在瑞士日内瓦跑出10.99s的成绩,使中国田径时隔20年再有女子运动员一百米跑进11秒大关。中国短跑男女运动员在2018年都呈现出很好的状态。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选择在这一年的田径赛场上发力,肯尼亚的基普乔格以2小时01分39秒的成绩跑完马拉松,将男子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提升了78秒之多;法国人马耶尔以总分9126分刷新了男子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突破了9100分。毫无疑问,2018年是世界田径新人辈出,格局突变的一年。

   通过收集而统计2018年全年属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世界排名前20运动员的相关信息,依据项课题成果KETICHENGGUO特点分为短跨类、中长跑类、跳跃类、投掷类、马拉松、竞走类、全能类和接力类八类项群,逐类分析当前国际田径的新局势,并与中国田径在各类项群上的表现作对比,分析中国田径未来的发展走势,对中国田径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绩进行预测,为中国田径现阶段的备战工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在2018年进入各类项群世界前20人数较多的主要国家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国际田联官方网站”上收集2018年进入各个奥运田径项目世界前20的运动员信息。登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和超星发现系统等网络搜索引擎查阅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数据和理论上的支撑。

1.2.2  数理统计法

   将收集到的官方数据在Excel 2009上进行整理,筛查和统计,统计出2018年在短跨类、中长跑类、跳跃类、投掷类、马拉松、竞走类、全能类和接力类等八类项群中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最多的六个国家,以及中国田径的相关数据,为本文的撰写提供数据支撑。

1.2.3  逻辑归纳法

   运用逻辑归纳法对统计得出的相关数据,结合实际进行深入详细的讨论与分析。

1.2.4  田径奥运项目类别的划分根据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的设项要求,以及各项目的特点,本研究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48个田径项目划分出以下六大类项群以方便分析讨论,分别为短跨类、中长跑类、跳跃类、投掷类、马拉松、竞走类、全能类和接力类。

短跨类项群包括:男女100m、200m、400m、400m栏、男子110m米栏和女子100m栏12项;中长跑类项群包括:男女800m、1500m、3000m障碍,5000m和10000m共10项;

跳跃类项群包括:男女跳远、三级跳远、跳高、撑杆跳高共8项;

投掷类项群包括:铅球、铁饼、链球、标枪共8项;

马拉松项群包括:男女马拉松共2项;

竞走类项群包括:男女20公里竞走和男子50公里竞走共3项;

全能类项群包括:男子十项全能和女子七项全能共2项。

接力类项群包括:男女4x100m接力,4x400m接力和男女混合4x400m接力共5项。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田径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2.1.1  短跨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1 短跨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1所示的是在短跨类项群中进入世界前20人数最多的6个国家与中国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依旧在短跨项目中优势明显,共有35位男运动员和42位女运动员进入短跨类项群的世界前20。牙买加仍然是美国的最大对手,13男12女紧随美国之后。

   而近年来非洲国家在短跑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大,尤其体现在男子项目上,南非和博茨瓦纳均有5名男运动员进入短跨项目的世界前20。加之英国也有7名男选手进入了前20,说明在当今世界男子短跨的竞争上还是相当激励的。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拥有可以与美,牙两国抗衡的运动员,但是在女子短跨项目上还不具备竞争实力。中国有3男1女进入前20,尤其在百米项目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2.1.2  中长跑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2 中长跑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2所示的是在中长跑类项群中进入世界前20人数最多的6个国家与中国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依旧领先着中长跑项目,肯尼亚的整体水平最高,共有36名男运动员,27位女运动员进入中长跑类项群的世界前20。美国排在第3位共有6男7女进入世界前20,之后是英国和日本,其中日本没有男运动员进入前20而女运动多达7人。摩洛哥是“非洲军团”中人数第三多的,共有4男3女7名选手,但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中国则没有运动员可以在这类项目中进入世界前20。

2.1.3  跳跃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3 跳跃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3所示的是在跳跃类项群中进入世界前20人数最多的6个国家与中国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是这类项群中进入世界前20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无论男女都有明显的优势。德国和乌克兰在人数上均是2男6女共8位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并列第二。中国、古巴和法国都有7位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并列第四,只是中国7位运动员都是男子,没有女运动员可以进入世界前20,而与之相对的是英国的5位都是女运动员,没有男运动员可以进入世界前20。

2.1.4  投掷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4 投掷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4所示的是在投掷类项群中进入世界前20人数最多的6个国家与中国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依然是这类项群中人数最多的国家,11男13女共计24名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欧洲军团”给了美国最大的压力,其中传统投掷强国德国和波兰分别以10男7女和7男5女的人数分列第二、三位。与跳跃类项群不同,中国女将在投掷类项目上发挥出色,9位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反观男子投掷还不具备在世界前列的竞争力。中国在投掷类进入世界前20的总人数是可以排在第4位的,牙买加、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均有6名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排在中国之后。

2.1.5  马拉松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5 马拉松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5所示的是在马拉松项群进入世界前20人数情况,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这类项群中的优势不可撼动。埃塞俄比亚共有11男13女进入世界前20排在首位,肯尼亚有6男6女进入世界前20。在男女马拉松这两项上,世界前20位的排名几乎都被这两个国家包揽,其他国家最多只有1人能进入马拉松项目的世界前20,中国的马拉松运动员没有人能进入世界前20的行列。

 6 竞走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2.1.6  竞走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6所示的是竞走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人数情况,这类项群一直是中日两国与欧洲老牌劲旅俄罗斯之间的较量。亚洲老对手日本有15位男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排在首位。俄罗斯8位选手领先中国1人排在第二,中国有3男4女进入竞走项目的世界前20,同比2016年13人进入竞走项目的世界前20的高光时期,2018年世界排名前20的人数下降不少。欧洲两国西班牙和乌克兰各有4人和3人,肯尼亚和哥伦比亚都只有2人。

2.1.7  全能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7所示的是全能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人数情况,欧洲国家在这类项群上水平较强,竞争激烈,其中德国有6男4女共10位选手进入全能项目的世界前20优势明显,德国近年来在全能项目上有了巨大的进步。爱沙尼亚,加拿大和奥地利均有3人进入全能项目的世界前20,人数上并列第二多。法国虽然只有2人,但法国男选手马耶尔以9126的总分打破了美国人伊顿保持的男子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而美国全能运动员在2018年的发挥并不好,美国运动员在全能项目上一直很有竞争力,而这次全年只有两人进入世界前20,已没有了在这类项目上的优势。

7 全能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8 接力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2.1.8  接力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人数情况

    8所示的是接力类项群进入世界前20的次数情况,这类项群统计的是各国在2018年跑进各项成绩排名前世界20的次数(联合参赛的队伍不包括在内,男女混合4x400m不计入在内)。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接力队共20次跑进该类项群的世界前20排在首位,而美国最大的对手是英国队,英国接力队近年来状态火热,2018年共16次跑进世界前20紧追美国。牙买加男女接力队各3次跑进世界前20但这样的成绩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太理想,日本男子接力队5次跑进世界前20显示出亚洲队伍的实力。中国接力队受人员更换,以及伤病的影响2018年没能跑进世界前20,是中国短跑在这个收获颇丰的赛季里最大的遗憾。荷兰和德国接力队都有4次跑进世界前20紧随日本之后。

3  中国田径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预测

3.3.1  男子百米目标进入决赛,奥运奖牌突破还在接力从2018年全年的成绩排名上看,中国短跑给了世人极大的惊喜。从表1可以看出,苏炳添9.91s的成绩可以排在世界第五,大家甚至可以期待苏炳添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冲击男子百米的奖牌。但事实上中国还未曾实现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百米的决赛,因此未来首先要做的是力争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百米决赛,谈及奖牌还为时尚早。而对于中国短跑项目来说最有希翼冲击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的还是男子4x100m接力。2018年中国短跑迎来了两位百米跑进10秒的运动员,苏炳添和谢震业的成绩均可以排进世界前15,而跑出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的日本男子4x100m接力队没有一个人单项可以跑进世界前20。现今要做得就是发掘除苏炳添和谢震业以外短跑精英,提升整体实力。中国短跑成绩在近年来大幅度提升与聘请Randy和Rana等优秀的外籍教练不无关系,优秀教练的到来不仅要提升最高水平运动员的专项成绩,更要拉动短跑的整体水平。

3.3.2  男子跳跃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跳远项目冲击奖牌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有7名选手进入跳跃项目世界排名前20,分别是男子跳高的王宇、男子撑杆跳高的薛长锐、男子跳远的王嘉男、石雨豪以及男子三级跳远的董斌和朱亚明。而其中男子跳远的王嘉男跳出了8.47m的成绩排在世界第三,石雨豪也跳出8.43m的好成绩排在世界第5,两位运动员在世界著名教练RandyHuntindun的引导下还会不断进步。而现今中国男子跳远还有张耀广、高兴龙、黄常州等具有8米20以上实力的运动员,整体水平强劲,有能力肩负起冲击奥运奖牌的重任。其他三个跳跃项目虽然都有运动员进入世界前20,但还没有达到前十以内的水平。因此对于男子跳高、撑杆跳和三级跳项目来说,要力争奥运前8,并尽可能的提升排名。

2  进入2018年跳跃项目世界排名前20的中国运动员

3.3.3  女子投掷项目多个项目可冲击奥运奖牌,维持女子铅球世界领先的局势中国在投掷项目上进入世界前20的都是女运动员。

   从表3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女子投掷在各个项目上都表现很好,其中巩立姣已经连续两年占据世界女子铅球的头名,今年更是表现出无敌的状态。2017年世锦赛收获了金牌的巩立姣被所有人期待2020奥林匹克运动会夺金,但随着新西兰名将维利?亚当斯的复出,巩立姣也面临了很大挑战。我国女子铅球目前具备世界领先的水平,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除了继续寻求成绩上的突破以外,最主要的是维持现有的局势和状态。在女子标枪上,吕会会和刘诗颖全年表现都不错。吕会会67.69m的成绩可以排在世界第三,且近两年成绩都很稳定,刘诗颖67.12m也可排世界第五,两个人合力冲击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的前景比较乐观。女子铁饼的陈扬投出过67.03m世界第四的成绩,罗娜在女子链球上投出75.02m可以排在全年世界第六,这两个项目上也具备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冲击奖牌的实力。

   在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女子投掷应该努力在各个项目上摆正心态,稳步前进。

3  进入2018年投掷项目世界排名前20的中国运动员

3.3.4  竞走肩负卫冕金牌重任,男子竞走需尽快找回状态从表4可以看出在2018年全年,中国共有7名运动员进入竞走项目的世界前20。竞走是中国田径的传统优势项目,并且拥有夺金的实力。上届的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田径拿到的仅有的两枚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均出自20公里竞走项目。王镇和刘虹分别在男子和女子的比赛中折桂。

    2018年的整体表现来看,我国在女子竞走上的实力还依旧雄厚,女子20公里竞走有四位运动员可以进入世界排名前20,成绩最好的是切阳什姐走出的1小时26分28秒排在全年的世界第2位。在这个项目上中国有很多青年才俊,加上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刘虹的复出,雄厚的人才储备可以去力争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卫冕。而目前来说,男子竞走的实力有所下降,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镇退役后,中国男子竞走这两年还迟迟未能出现世界顶尖水平的运动员,为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再创佳绩,中国男子竞走需要尽快找回状态,提升实力。中国竞走一直以来都肩负着在世界大赛中夺金的重任,必须着力发展好竞走项目。

4  结论与建议

4.1  中国短跑项目进步明显,聘请世界知名外教来华引导效果显著。未来应该在百米项目上重点突破,并力求整体水平的提。男子100m和女子4x100m接力有望进入奥运前8,男子4x100m接力有望冲击奥运奖牌,其他项目争取全面参赛。

4.2  跳跃项目发展良好,男子跳远具备世界前列水平且整体实力比较雄厚,有望力争奥运奖牌。男子跳高、男子撑杆跳高和男子三级跳远具备冲击奥运前8的实力。女子跳跃力争全面奥运参赛,争取较高的名次。

4.3  在投掷项目上,女子铅球有望冲击奥运金牌,书写奇迹。女子链球、女子标枪和女子铁饼有望争夺奥运奖牌。男子投掷力争拿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资格。

4.4  竞走项目上要利用女子20公里项目的雄厚人才储备,力保该项目的奥运卫冕并争取多人拿到奖牌。男子竞走实力下滑严重需尽快找回竞争力,在男子20公里和男子50公里竞走要以争夺奖牌为目标,保有冲击金牌的信念。

4.5  结合2018年田径项目世界排名前20的结果分析,预测我国田径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奖牌数在7枚左右,金牌数在2枚上下。


——摘自:程泓人,吕婕,苑廷刚,从2018年田径项目世界前20国家排名预测我国田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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