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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体育强国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2019年8月,国务院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对体育强国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提出三个阶段目标、五大任务、六大政策保障及九个重点工程项目。对竞技体育的发展任务要求为“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并从完善体制、构建训练体系、建立竞赛体系、做好备战参赛工作、提升三大球水平、推进职业体育发展和科技助力奥运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竞技体育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学问价值,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如何根据《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竞技体育的任务要求,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整体要求,聚焦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精准施策,既是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需要,也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  迈向体育强国我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1.1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作用发挥不充分

   我国竞技体育功能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其他方面的作用发挥较为有限。在经济作用发挥方面,竞赛表演业的总量不够、规模较小,2017年总产出为231.4亿元,增加值为91.2亿元,占国家体育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的比值仅为1.1%和1.2%,难以有效带动体育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新动能。从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发挥看,受应试教育和运动安全影响,学校教育对竞技体育长期忽视,形成教育与竞技体育“形合而神不合”的状态,使得青少年学生体质的大部分指标持续下降,影响到民族的未来;运动员培养的“体教结合”设想未能照进现实,使得运动员学问教育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教育中竞技体育的缺失带来了教育的异化,而运动员培养中教育的缺失带来了竞技体育的异化,最终受伤害最深的是广大的青少年,影响的是民族未来。对推动社会主义学问繁荣的作用发挥方面,中华传统体育学问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广泛;我国运动员、教练员作为学问使者,利用国际大型竞赛讲好中国故事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忽视运动项目学问的挖掘、推广,使得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力缺失。对群众体育的带动作用发挥方面,一是现有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割裂了与群众体育的有机联系,表现为运动项目布局与全民健身的重合度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早期专门化,忽视青少年身体素养的培养;职业体育没有建立起从草根到顶级联赛的多层次、分区域的金字塔开放式联赛模式,无法对基层群众的参与起到推动、促进作用,而且联赛本身也不注重对项目的普及与推广。二是竞技体育资源服务群众体育开发不力,表现为各类大型运动会的场馆过多地考虑了竞技体育需求,忽视了赛后大众的体育需求,使大型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低下;体育明星参与公益活动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对青少年参与体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不够;竞技体育科技成果服务全民健身的转化机制尚未形成,使得竞技体育促进群众体育锻炼科学化水平的作用发挥不充分。


1.2  竞技成绩下滑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竞技成绩排名第一,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成绩,其后参加了两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无论是获金牌数、奖牌数,还是金牌排名均持续下滑(表1)。2009—2017年,我国获世界冠军项数、人数、个数和创世界纪录次数也下降明显(表2),这对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备战和2022年北京冬奥运的筹办是巨大的挑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看,2020年大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其后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优异的竞技成绩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圆满筹办,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光彩,也可为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近期强化奥运备战、扭转竞技成绩下滑趋势显得尤为迫切。

1.3  运动项目的结构性缺陷

   冬季项目薄弱,从1980起我国共参加了11届冬奥会,仅获金牌13枚、银牌28枚、铜牌21枚,最好成绩为温哥华冬奥会排名第7,而同期美国获金牌74枚、银牌72枚、铜牌62枚,最好成绩为盐湖城冬奥会排名第一,我国的竞技成绩远远落后于美国。人才基础方面,2016年我国冬季项目分技术等级运动员人数最低的跳台滑雪仅16人,最高的速度滑冰也才291人,且同一项目不同等级运动员的比例不协调,人才基础相当薄弱(表3),2022年北京冬奥会很多项目需要通过跨界跨项选材实现全面参赛的目标,充分暴露了冬季项目人才短缺的窘境。田径、游泳基础大项仅有点的突破,整体上与世界体育强国的差距较大。深受群众喜爱、国际影响力大的集体球类项目,除女子排球外,其他项目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备受关注的足球更是长期游离在世界大赛之外。缺乏像美国超级碗和NBA、韩国跆拳道、日本柔道和空手道、英国板球等那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体育品牌。如何补运动项目弱项是体育强国建设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4  创新驱动不足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比赛次数、训练负荷等数量上的增长推动,集约化程度不高。在制度创新方面,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原有举国体制难以为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还处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中,整个改革总是在改革引发问题再回到举国体制之间不断摇摆,既影响了竞技体育系统的和谐度、有序性,难以实现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促进竞技体育资源的科学配置、合理开发以及有效利用,也影响到全面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体育科技资源整合不足,科、训、医、教一体化的完整链条尚未建立;高水平的体育科研创新成果缺乏;科研成果转化速度较慢,利用率不高,实用性较差;高素质的体育科研专业人才短缺且分布不均;体育科研经费来源较为单一、经费短缺,且资金分配不平衡等问题。王怀波对竞技体育强省江苏的研究显示,2002—2012年科技进步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年均贡献率仅为35.1%,但资本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2.81%,表现出明显的要素驱动特征。

1.5  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在参与国际体育治理方面,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人员偏少,关键部门、关键岗位有决策权和发言权的任职数量有限。我国尚无人在国际单项体育协会担任主席;在35个国际体育单项组织领导机构中的参与率仅为51.43%,排世界第七位,而排第一位的美国和排第二位的英国参与率分别为82.86%、80.0%。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大赛上的表现不相称,不能满足中国体育走出去、深度参与国际体育治理的需要。此外,我国许多项目缺乏高水平的国际级裁判,截至2016年我国有国际级裁判485名,分布在28个项目,其中奥运项目仅17项,且全部为夏季项目,又以我国优势项目乒乓球和举重人数最多,分别为108人、56人,直接导致我国在许多国际体育竞赛中“话语权”的缺失。

   在内部治理方面,由于缺乏清晰的改革顶层设计,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和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各自的定位职能不明确,相互关系尚不明晰,使得不同竞技体育治理主体间的有机合作关系无法建立,难以实现协同治理。竞技体育发展内外关系的调适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化的竞争手段、行业自治和自我管理手段运用不足。在竞技体育治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背竞技体育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的行为,典型的如中国足协在职业联赛中途调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甲联赛、足协杯赛,抽调U25球员参加国家队集训。此外,赛风赛纪、年龄造假、假球黑哨、使用兴奋剂等问题也长期存在。

1.6  后备人才萎缩

   传统三级训练网的基础受到很大冲击,表现为受训练管理和水平粗放低下、学校招生和学生出路“两难”等影响,各级各类体校,尤其是少儿业余体校持续萎缩,从1990年的3687所减少到2016年的1428所,训练规模日益萎缩。各级各类体校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输送的主要来源,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各级各类体校平均每年向优秀运动队输送近4000人,占优秀运动队新增人数的92%,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所获奖牌的运动员全部来自各级体校。在体校发展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教育部门在动力和能力上尚无法承担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渠道的责任,社会力量培养后备人才更是存在不少政策、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这对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是巨大的挑战,必然影响体育强国建设的大局。

2  迈向体育强国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对策

2.1  发挥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伟大梦想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要求竞技体育发挥多元功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实现中国梦。在政治功能方面,应服务大国外交,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重要外事活动为契机,搭建以赛事为主的体育人文交流平台,丰富对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通过参与和筹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展示国家形象、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学问;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治理,始终做全球体育发展的贡献者、国际体育秩序的维护者,展示大国情怀和国际担当,为国际体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经济功能方面,要服务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深入挖掘竞技体育蕴含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打造完整的竞赛表演产业链,切实发挥其对体育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形成经济新增长点、发展新动能。在教育功能方面,发挥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大力推进竞技体育进学校,塑造青少年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遏制青少年身体素质下滑趋势,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学问功能方面,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自信、公平竞争、团队合作、顽强拼搏为核心的竞技体育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体育学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有内涵、有震撼力的民族体育品牌,提高中华体育学问的国际影响力,坚定学问自信;不断向社会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学问生活的竞赛服务产品,丰富人民的精神食粮。此外,竞技体育还应服务于群众体育发展,发挥其对群众体育参与的感召作用,充分利用竞技体育资源弥补群众体育资源的不足,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为健康中国战略助力。

   竞技体育多元功能发挥的基础是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表现优异,即国际重大比赛的排名列前,主要通过金牌或奖牌的数量和质量体现。二是基础实力强,表现为运动项目发展结构均衡、竞技体育治理能力强(包括参与国际竞技体育治理和国家内部竞技体育治理两方面)、科技创新能力强、筹办国际重大比赛能力强、竞赛表演业繁荣、经费投入充足、教练员水平高、场馆设施优越、后备人才来源充足等。目前,我国竞技综合实力与世界体育强国比较尚有差距,田径游泳、集体球类、冰雪弱项明显,体制机制、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教练员水平等短板突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必须强弱项、补短板,不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实现竞技体育自身强,才能有效发挥竞技体育多元功能,切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2  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体制

   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在业界已形成共识。坚持举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保持其合理内核,即坚持竞技体育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坚持发挥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的统筹、调控、整合、引导作用,坚持公共财政对竞技体育的投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成功的历史经验总结。完善举国体制的核心是要解决竞技体育功能单一,内在动力不足,政府垄断导致的低效率、规模难以扩大等问题。其关键是要引入市场机制,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满足社会多样化的竞技体育需求,扩大竞技体育规模;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发挥政府调控引导作用的前提下,统筹全国体育系统的力量,充分整合市场、社会和家庭的力量,发挥地方的优势,形成竞技体育发展的合力,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跨越。

   形成新体制的方式应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应彻底转变职能,按照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企事业单位理顺关系,把能够由市场和体育社会组织承担的竞技体育职能转移出去,依法赋予体育企事业单位更多的法人自主权。对市场无动力、社会无能力介入,但受益面广、综合效益高的竞技体育项目,要打破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授权委托、政府购买等形式提高财政投资效率。深入推进竞技体育领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做实做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分别赋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众体育管理职能、中国奥委会竞技体育管理职能,发挥其在政府与其他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中介和协调作用。加快推进运动项目协会制改革,通过赋权增能不断提高项目协会的行业治理能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创新国家队组建模式,建立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国家队运动员选拔制度,激发全社会参与竞技体育的活力;国家集训队建设向地方、俱乐部、企业开放,不断壮大社会承接竞技体育任务的能力。建立竞技体育公共投入的效益评估体系,形成直接资助运动员和向运动项目协会购买服务相结合的公共投入方式,切实发挥公共投资对竞技体育的引导、调节作用,提高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以体育综合体为抓手,探索运动项目训练基地、全民健身休闲、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及延伸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模式,切实发挥竞技体育的引领带动作用。

2.3  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竞技体育的新发展,必须实现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走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目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使创新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创新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二是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消除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提高系统的组织化状态,改善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针对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科技创新驱动不足的问题,要深化对竞技体育发展规律、运动项目训练竞赛规律和市场化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遵循规律、驾驭规律,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加强训练创新,通过精心选材,引进国际前沿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结合各项目实际创新训练方法、手段以及技战术不断提高训练效益与质量,保证运动成绩的稳步提高。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广泛运用,提升训练的智能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训练基地科研、医疗、学问教育的投入和支撑,在全国布局建立若干世界一流的“科、训、医、教”一体化训练基地,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条件。在体制创新方面,要重视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实现整个系统的协调运行,促进竞技体育资源在不同系统、不同层次之间的有效整合。优化运动项目发展结构,巩固现有优势项目,培育项目核心竞争力;优先发展田径、游泳基础大项,振兴集体球类项目,补强冰雪运动项目,提升职业体育项目,品牌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促进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加强运动队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构建符合科学训练发展要求的训练组织形式,实现以组织创新带动训练水平的提高。创新体育科技工作的体制机制,围绕竞技体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难点问题,统筹国际和国内体育科技资源,构建多学科、跨国、跨部门的体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联合进行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和医疗保障工作,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利用,提升科技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贡献率。

2.4  全面推进竞赛体制改革

   竞赛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是竞技体育功能作用发挥的中介,通过对竞赛内容、形式的建构,可以凸显或增加竞技体育的某些功能,使竞技体育的发展更好地契合社会需要。新时代,面对国家对竞技体育功能发挥的新要求,要全面推进竞赛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竞赛在推动全民健身、发现和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带动体育产业发展、促进对外交往、繁荣学问方面的作用。在竞赛结构调整方面,积极申办国际体育赛事,吸引更多国际精品赛事、重大赛事落户中国;培育打造具有自主常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品牌赛事;打造“一带一路”沿线精品体育赛事。对现有赛事进行分类改革,综合性运动会以发挥竞赛的综合价值为主,坚持精简、节俭办赛,完善办赛方式和组织管理办法;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主办的比赛以检验和提高竞技水平为目标,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符合竞技体育人才成长规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单项竞赛制度。推动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发展道路,建立从草根到顶层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区域联赛体系,发挥联赛对项目的普及推动作用;形成政府引导、协会监管、联盟自律的联赛管理体制,并协调处理好职业联赛与提高竞技水平为国争光的关系、职业联赛与参加国家队备战和国际大赛的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针对赛事审批权取消后安保审批难、主办方诚信缺失和办赛质量不高等问题,加快构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体育赛事治理机制,根据不同监管对象明确监管内容、监管程序和处理方式,加快实现从重前置审批向重事中事后监督转变,确保赛事持续健康发展;建立与公安、消防等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联动机制,实现赛事安保的“一站式服务”;建立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主体的信用记录,加大对体育赛事活动诚信主体激励和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建立体育赛事评价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公共资金投入赛事的重要依据。繁荣体育竞赛市场,推动体育赛事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彻底解决我国体育竞赛无形资产保护问题;推动建立全国体育赛事资源交易平台,促进竞赛举办权、冠名权、转播权、无形资产开发权及竞赛综合服务等具备交易条件的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流转。

2.5  改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应从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整体出发,夯实和强化学校体育基础,调整和优化原有三级训练网络,引导和支撑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走多元参与、协同发展的道路。学校体育应从全面提升青少年身体素养出发,从根本上破除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壁垒,扎实做好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校内和校际体育竞赛活动等各项工作;制定实施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评定标准,并将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大力推进“一校一品”建设,鼓励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训练,形成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不断涌现提供宽厚的基础。加强和巩固体校在后备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推进各类体校建设发展和转型,优化体校项目布局,重点发展奥运优势项目和田径游泳基础大项,切实加强体教融合,破除体校发展瓶颈,增强体校发展特色和活力。引导和支撑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加大政府向社会购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服务的力度,鼓励兴办多种形式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机构,拓宽社会资源进入青少年体育领域的途径。发挥竞赛杠杆拉动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作用,打造全国U系列青少年比赛,建立打破注册限制、面向所有适龄青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相互衔接、覆盖大多数奥运项目和部分非奥运项目的竞赛体系,形成区县级-省级-区域-全国层层选拔后备人才的机制。提高后备人才的选材育才水平和教练员执教水平,将青少年训练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注意敬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保护运动员的受教育、再就业、收益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权利。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实施“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基地的建设,改善后备人才培养的训练设施和教练团队,彻底改变冰雪项目基础薄弱问题。

2.6  强化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参赛工作

   以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重点,彻底扭转竞技体育成绩下滑趋势,形成实施层次分明、职责清晰、任务明确、计划周密、措施完善、保障有力、奖惩严明、运转有效的常态化奥运备战组织管理体系与机制。首先,科学研判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争态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提高备战的针对性、系统性和科学化水平。赢得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后,日本成立了专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组织机构,确定了金牌30枚、金牌榜第三的目标,并制定了系列备战参赛计划和政策,包括国家级训练机构建设、重点项目支撑、弱势项目扶持、财政预算增加、运动员保障强化等,竞技成绩提升效果明显。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日本以12枚金牌、41枚奖牌的成绩列奖牌榜第六。加上东道主优势,以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日本运动员在增设的棒垒球、空手道、攀岩、冲浪和滑板等5个项目上均具备夺牌实力。因此,日本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实现预定的参赛目标完全可能,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榜的排序,且中日两国在体操、游泳、田径、羽毛球、乒乓球、帆船、跆拳道、摔跤、柔道、空手道、铁人三项、攀岩等项目上的直接对抗,可能会影响到民族情结。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应将日本作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竞争对手,研究主要对手的情况,制定详细的东京奥运备战工作计划,将奥运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运动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撑与保障,大力强化科技支撑保障体系增加夺取金牌概率,确保运动员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以最佳竞技状态创造最佳运动成绩。其次,要强化运动员精神、意志、心理和作风的锤炼,增强运动员为国争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集体主义精神、运动员的斗志贯穿于训练和比赛的全过程,落实在每一堂训练课和每一个运动员身上,在东京奥运赛场上特别是与日本的直接对抗中展示积极进取、奋发拼搏的中华儿女风采。再次,公开、公平、公正地做好参赛选拔工作,调动各方积极性。最后,做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期间网络舆情监控工作,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对突发事件做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防止事态扩大升级。

   以备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全面提升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彻底改变冬季项目薄弱局面。一是以全面参赛、全面突破、全面带动为目标,对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巩固扩展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和空中技巧等优势项目的领先地位,给予优先保障,争取优势项目跃上新台阶;采取跨越式、超常规措施,给予冰壶、单板滑雪等潜优项目集中保障,力争实现新突破;加大冰球、高山滑雪、雪车、雪橇和北欧两项等落后项目和空白项目的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落实好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扩大备战整体规模。二是推进雪上项目国家训练基地建设,弥补雪上项目训练场地短板。雪山训练基地建设要以冰雪综合体为方向,合理配备功能,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升智慧化水平,使之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训练基地。三是精心打造各项目国家集训队,在建队方式上大力推进由省区市或企业直接组建或与国家共建国家集训队,切实形成举国备战冬奥会的格局;完善国家集训队的组建、选拔、训练、管理等各项制度,加强对国家集训队经费投入、奖励政策、基地建设、后勤服务、情报信息、科研等方面的保障。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快速提升竞技水平。实施冬奥会引智工程,大力引进国际高水平教练员、科技团队,解决运动员训练中的关键问题;选拔一批队伍,到冬季项目高水平国家进行集中训练,融入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大环境,快速提高项目竞技水平。五是建立冬季项目骨干人才库,大力加强冬奥项目教练员、裁判员、科研人员、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员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2.7  大力弘扬竞技体育学问

   学问是竞技体育的核心,是竞技体育的根和魂,大力弘扬竞技体育学问可为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厚植基础。一是要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我国体育健儿在体育赛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奋斗精神,增强国家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华体育精神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把竞技体育所包含的“参与、进取、平等、公正”等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二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竞技体育行业学问,建立体育系统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和日常巡视制度,彻底扭转行业不正之风;认真贯彻落实《反兴奋剂条例》,研究开放办竞技体育形式下对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兴奋剂管理办法,加大对冬季项目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兴奋剂教育和检测力度,推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国家反兴奋剂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确保干干净净参赛;加大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执裁不公、扰乱赛场秩序等违规、违纪行为的检查处罚力度,通过黑名单制和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竞技体育环境。三是推动运动项目学问建设,挖掘整理运动项目学问,形成具有不同运动项目特点的精神气质和学问符号;组织运动队和体育明星进学校、到社区,传播运动项目学问,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形象;以各类赛事为平台,举办以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学问活动、学问展示,营造体育赛事学问氛围;举办以青少年为主的运动项目训练营,让青少年在掌握运动技能的同时,了解项目发展历史、学问内涵、优良传统和人物故事,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兴趣,传播和弘扬体育精神;利用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弘扬冰雪运动项目学问。四是加强运动队学问建设,发扬老一辈竞技体育工编辑的优良传统,培养和造就一支思想过硬、作风顽强、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竞技体育队伍,最大限度地调动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勇攀竞技体育的高峰。五是提升中国体育学问的国际影响力,积极推动武术、健身气功、舞龙、舞狮、龙舟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学问中心的发展,打造民族体育品牌;扩大本土原创赛事影响力,培育一批社会影响力大、品牌知名度高、具有独立常识产权的本土原创品牌赛事;以筹办和参加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向世界发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包括对参与国际体育竞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形象进行整体设计,中国的国际媒体根据国家形象构建的需要主动进行媒介议程构建,提升政府在体育事件中的危机公关能力,修复体育不良事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等;坚持和拓展对外体育援助工作,进一步拓展体育援助的形式和手段;发挥运动员国家形象使者的作用,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和力量。

3  结语

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发挥其对群众体育的带动作用,为健康中国战略助力;发挥其对促进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核心引导作用,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提质;发挥其展示和建构国家形象的作用,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略增效;发挥其对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引导、促进作用,为坚定学问自信、推动社会主义学问繁荣兴盛增彩。为使竞技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切实担负起其政治责任与使命,针对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要精准施策,近期以强化东京奥运备战和北京冬奥会备战为重点,彻底扭转竞技成绩下滑趋势和改变冬季项目薄弱局面;加快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体制,形成竞技体育发展合力。要切实发挥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不断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改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夯实竞技体育发展的人才基础;全面推进竞赛体制改革,使竞技体育的发展更好地契合社会需要;大力弘扬竞技体育学问,厚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摘自:卢文云,迈向体育强国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02

法治视角下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改革与创新

   受到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长、场地设施条件、接待、组织与管理能力等的制约,举办竞技体育比赛都有一个参加人数的规模限制,这就相应地产生了参赛资格问题,即设置一些标准或要求用以限制参赛运动员的人数。参赛资格通常被理解为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的资格或权利。参赛资格具有权利属性,这种权利是对运动员利益的认可,通过它明确运动员利益实现的尺度和范围。无疑,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是关乎运动员权益保障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社会各界也对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问题高度关注。然而,尽管社会各界对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问题表达了诸多质疑甚至质问,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社会舆论压力,但实践中问题依然时有发生。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一大难点问题。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探析该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发展特点、改革瓶颈、改革思路等,有利于更好地从法治建设视角为解决这一实践发展难题提供参考。

1  依法治体背景下对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典型问题的审视

1.1  尖子运动员无法获得参赛资格

   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女举参赛运动员名单公布前,48公斤级选手田源被临时替换,而另一临时当选的53公斤级选手周俊则在赛场交了“白卷”。事后,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深挖,并揭露了举重运动员选拔中存在的问题。从报道来看,48公斤级中,湖北选手田源是最具实力的选手,但却基于利益平衡被湖南籍选手王明娟顶替。而53公斤级,周俊并不是该项目的理想参赛者,但由于湖北省在资格赛中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名额,所以最终由其出战。如果说该事件反映了我国部分优秀运动员无法获得参赛资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那么,项目主管官员的心声就表明了这一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据报道,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承认,周俊的入选违背了最初的奥运选拔原则,并坦承,他希翼中国举重的奥运选拔制度能够简单明了、一锤定音,但在目前的背景之下却“很难实现”。

   上述问题面上直观呈现的是运动员参赛资格中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其背后实际反映了2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说明了选拔制度受制于权力的干预,部分项目运动员选拔不以成绩好坏为基准,而以利益权衡为最终标准,存在一些暗箱操作和利益交换的违规行为;其二,说明了自治需要有监督。总局即使想以奥运金牌为核心,但地方体育局被赋予了选拔权力后,可能就会以自身利益为根本而产生不正当举荐队员问题。同时,总局鉴于项目实力的国际领先性,产生了制度之外的权力干预行为,这也反映了行业自治需要有行业外监督。

1.2  运动员的竞争优势被蓄意改变

   此类问题主要集中在运动员年龄造假和使用兴奋剂问题2个方面。从年龄造假问题来看,多年来,我国各类竞赛中不同项目运动员修改年龄以营造竞争优势的报道不绝于耳。国际体联就因董芳霄的年龄造假问题,取消了中国女子体操队在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女子团体铜牌。另外,已被曝光的CBA年龄门事件涉及有易建联、唐正东、胡雪峰、韩硕、易立、张庆鹏等多名球员。中国足协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对吴鹏、孙世林、韩青松、张修维等球员的年龄造假问题进行了处罚。由于运动员代表国家、省、市、县等参加各级比赛,展示的是国家、城市的发展实力,代表的是各级政府的颜面,影响的是官员的帽子和前程,所以管理机构间易于达成协调以更改年龄。虽然年龄造假的问题被业内很多人士心知肚明,但出于照顾省市利益、部门利益、国家利益等的考量,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一些时候被默许,运动员年龄造假逐渐成为了一种有组织的恶意竞争行为。

   从使用兴奋剂问题来看,在各类不同重大赛事中,我国部分运动员使用(被使用)兴奋剂作为他们获取竞争优势的“秘密武器”。1994年广岛亚运会我国部分运动员集体服药事件成为了我国体育史上最大的兴奋剂丑闻。2000年和2001年“马家军”多名运动员被检测出有兴奋剂问题。2005年全运会孙英杰在女子万米决赛后药检呈阳性。2010年李富玉被国际自联禁赛。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女子链球金牌被剥夺。2016年我国3块北京奥运女子举重金牌因药检阳性被取消。2017年陈倩因兴奋剂违规被取消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现代五项比赛成绩。从我国有关兴奋剂处罚的报道来看,涉及项目有田径、举重、游泳、柔道等。这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兴奋剂使用问题较为普遍和严重。伍绍祖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得服兴奋剂。”虽说,运动员年龄造假和使用兴奋剂问题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仍然扑朔迷离,但无疑告知了大家,面对巨大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的事不会终结,如何对之进行法律规制值得深入思考。

1.3  运动员参赛行为遭受人为干扰

   我国奥运项目中关于运动员参赛行为遭受人为干扰的话题主要来自于乒乓球让球故事。其中,最为人所热议的是乒坛传奇庄则栋在大赛中的对阵队友被多次要求让球,以及何智丽被安排让球但并未遵从,最后引发她移民日本以保证自己正常参赛权的故事。当然,受益者和当事人的说辞可能存在偏差,然而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做客央视《开讲啦》节目,首次披露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男单决赛,曾给王皓下命令,要以决赛输给张继科为荣。这就使得数度遭人猜测和热议的国乒队具有让球传统的流言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也坦承其在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半决赛指示叶钊颖对龚智超让球。另外,2002年女排在德国世锦赛上发生让球事件。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发生让球风波并最终被取消比赛资格。这些说明了我国优秀运动员受人为干扰而表现出非正常参赛行为的问题也具有典型性。而且,如果大家将运动员参赛资格视为一种权利的获得,那么只有保证获此资格的运动员能够享有公平竞争权才能算是这一权利的实现。

   运动员参赛行为受到人为干扰反映了运动竞赛中,由于运动员与教练员、领队等管理者存在掌握资源和权力等方面的不均衡,造成了运动员在竞赛中处于弱势地位,运动员的主体地位缺乏有效保护。这也反映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中存在着不公平竞赛问题。即运动员即使获得了参赛资格,但他们的参赛行为仍然可能受到一定程度干扰。这也说明了主体地位不平等时需要权力制衡,弱势地位导致权利被侵害时需要救济。因此,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中的权力制衡和权利救济需要进一步完善。

1.4  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的特点

   从上面3类典型问题来看,它们具有几大共同点:一是,问题主要集中发生在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运动员大多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即使不让最优秀者参赛,仍然有可能获得冠军。但选拔不以成绩为标准,而以利益为标准,无疑是对运动员权益的一种侵犯。同时,竞赛中以对阵时的优势为主导,而不是以个人能力为先。虽然出于更好保障竞争优势的考虑,让安排行为具有了合理性,但从合法性角度来看,此类行为干扰了公平竞赛精神,是一种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也不利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运动员处于弱势被支配地位,管理者处于强势主导地位,运动员行为大多受制于管理者的掌控。由于管理者掌握着利益分配、资格选拔、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一系列决定权,而运动员的生存与发展均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机制密切相关。管理者和运动员之间掌握资源和权力不对等,运动员的主体性受到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制约。对运动员而言,参赛资格是他们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权利,而主体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将对他们权利的保障和权益的实现产生影响。

   三是,行业内垄断管理,运动员较难争取应得权益。由于体育主管部门掌管着各类体育赛事的运动员参赛资格选拔权,而且赛场资源的安排也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而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中要面临一系列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的选拔,这意味着运动员的一次抗争可能会面临一系列后果,抗争的结果可能不仅仅只是事情解决无果,而且可能会导致其运动生涯的终结。无疑,既有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员权益受损后的权利救济方式和途径。

2  推进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法治化建设的困境

2.1  管理机构:选拔主体与审批主体同构,权力缺乏制约

   《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规定:“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员或其他随队官员要想具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必须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以及经国际奥委会批准的相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则,并且由其国家奥委会报名……1、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制定其比赛项目的参赛资格标准。该标准须提交国际奥委会实行委员会批准。2、参赛资格标准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其下属的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和国家奥委会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从上述规定来看,首先,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和国家奥委会是在国家层面进行运动员参赛资格选拔和审查的最高层级主体。其次,管理程序是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制定各项目的国家标准后进行运动员选拔,然后再由国家奥委会进行参赛资格审查。理论上来说,宪章规定了各国运动员参赛资格选拔与审核的处理程序及管理主体,两者间可以相互监督。然而,由于我国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奥委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单项协会和项目管理中心既是总局下属单位,其主管人员又大多为体育局官员,权力高度集中易于管理的同时也存在难以摆脱行政干预及权力易于寻租、部门利益化、自我约束难、自我监督形式化等问题。

2.2  管理理念: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有时成为牺牲品

   一直以来,“为国争光”都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功能,参加国际赛事是为国争光、参加国内赛事是为区域争光。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争光目标,票子、房子都会随之而来,这也就形成了一切以为国家或集体争金夺银为第一要务的发展观。与此同时,传统学问中的实用主义观念让教练员和管理者在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上,以有利于最后的争金夺银为权衡的关键。这就造成了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中有时会出现因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现象。前述的那些案例也说明了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个人利益基本都是从属地位。此外,我国运动员参加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成绩问题还被赋予了政治色彩,竞赛成绩不是竞技场上的单纯胜负之分,而是被带上了一些政治意涵或象征。尤其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锦赛、全运会这些重大赛事,当运动员代表所属集体参赛,运动员的参赛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人问题了,而是会被放大为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或任务了,涉及到意识形态、荣誉、影响力、竞争力之争等诸多政治因素。这些也一定程度影响教练员、运动员的自主选择或决断。

2.3  管理流程:自由裁量空间大,选拔程序尚待规范

   首先,选拔过程可以进行一定干预,竞争存在一些暗箱操作。一般来说,运动员参赛资格的选拔标准分主观选拔标准、客观选拔标准和主客观相结合的选拔标准3种形式。其中,主观标准是一种行业习惯的默示义务,虽说通常都能被专业人士严格恪守,但如果有上级部门或领导示意,也可能产生一些偏差。而客观标准则可能受前置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偏差。比如:对某些资格赛参加资格的授予与否;对某些赛事运动员出场顺序的安排;评分或竞赛规则中对某些运动员的有利设计等。另外,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等打分类比赛中还存在印象分、情感分甚至结果被前授意等情况。

   其次,我国体育管理部门习惯于给自己留下一定的回旋空间,通常对选拔标准、程序、结果等的解读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对不同项目决定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赛事类别、赛事适用时限、赛事名次等的界定;对一些排名、积分赛事的认可与否等。因此,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流程亟需进一步规范,及早公布选拔标准、特殊情况的处理、争议的解决途径等,选拔出的运动员名单及时发布公示信息以接受各方监督,并尽可能根据多次成绩、最好成绩、积分等综合评定。

2.4  管理手段:监督和约束手段相对单一,管理亟需优化

   从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实践来看,行政监督和行政处罚是其主要监督和约束手段。这相当于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成为了体育系统或行业的内部问题,一旦出了问题,追责大多也是在自身内部进行调解和处理。这样,在我国现有体育管理体制下,首先存在的是至上而下的权威难以违背,其次存在了监督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观念和事实,最后还存在出了问题后大多接受的是行政性处罚,如通报批评、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不仅力度不会太强,而且如何罚也主要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界定。再加上我国没有专门的体育仲裁和司法机构,而媒体、社会组织等第三方的监督、约束机制只有当势态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或社会关注度后才会产生较强的倒逼作用。这就使得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长官意志、利益交换、违规操作等难以杜绝。为此,如何进一步优化其监督和处罚手段、作用机制,形成行政化手段和非行政化手段相辅相成的监督、约束机制亟需深入探讨。

3  完善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法治原则

3.1  权利保障

   《国际体育宪章》指出:“参与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人人都享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那么,人们也理应享有参与争夺参赛资格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运动员正常参与竞争的权利的保障是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然而,由于运动竞赛是一项专业性强的活动,而且还会有一定的名额限制,所以它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运动竞技水平。这就决定了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争夺参赛资格,但最终能否实际享有,还要取决于其竞技能力和水平。那么,运动员一旦合法取得了参赛资格,就应该对其享有的参赛资格予以保护。也就是说,运动员合法获得参赛资格的同时也就获得了相应的权利,也需要对之予以保护。

   有学者提出:“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权利内涵主要体现在权利获得和权利救济两个方面。其中,权利获得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享有争夺参赛资格的法律资格和具有获得参赛资格的行为能力。权力救济是指对权利的优先性进行保护。即对合法确认的参赛资格予以保护使其免受损害。”学者的研究对认识运动员参赛资格权利保障的内涵具有引导意义。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权利保障主要在于对运动员合法合规参与参赛资格争夺的权利的保障、对运动员合法合规进行参赛资格竞争的行为能力的保障、对运动员合法合规获得的参赛资格的保护等。具体到实践中是:(1)保障所有运动员依法依规争夺参赛资格的参与权;(2)保障运动员能按自身意志进行正常竞争,保障参与竞争的运动员在同等竞争条件、环境下,保障运动员的竞争行为符合规则的要求、规定,保障竞争中反映运动员竞技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性;(3)对参赛资格的争议要有受理程序、仲裁机构、判罚理据等。

3.2  公平竞争

   众所周知,“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精神要义之一。而创建“公平竞争”的体育竞赛环境也是社会各界所期待和体育界所努力的事情。参赛资格是运动员参与体育竞赛的入场券,不仅涉及了一种权利保障,而且涉及到一些相关利益,自然更是需要秉持“公平竞争”的原则来进行管理。那么,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应包含哪些内容呢。有学者指出:“可以从实质平等和均衡竞争两方面来理解公平竞争原则。其中,实质平等包括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均衡竞争是指打破竞争不足或竞争不当的行为,以保证运动员在公平或公正竞争环境下尽情发挥。”学者的这一观点较好地阐释了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公平竞争原则的内涵。因此,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主要在于保障实质平等和均衡竞争。具体来说就是:(1)向符合规定要求或条件的运动员提供公平参与的机会。(2)保证竞争过程中的客观公正,不能有性别、种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的歧视或不平等。(3)保证竞争结果的准确、科学、合理。(4)对消极比赛、假赛、年龄造假、使用兴奋剂等非公平或非公正的竞争行为有监督和处罚手段、机制。

   由于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获取情况是影响运动员权益的关键,所以结果是否公平至关重要。因此,大家需要尤为重视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结果公平。即运动员参赛资格竞争所产生的结果要具有公正性。结合运动竞赛的特点来看,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结果公平主要体现在竞争结果的准确性、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从准确性来看,主要在于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竞争要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或水平。从科学性来看,主要在于要能有效区分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或水平。从合理性来看,主要在于选拔规则或限制条款的设定既要考虑参与的广泛性,也要考虑参与的高水平化。具体到实践中就是:(1)保障运动员参赛资格竞争中裁判的水平及公正性,裁决结果不受外在因素干预,竞争办法有利于反映运动员的最高水平和整体水平;(2)保障竞争办法或规则设置的科学化水平,裁判员的水平、测试场地、仪器、设备的质量和先进性;(3)总体上要保证参赛运动员拥有高竞技能力或水平,局部范围内也要允许不同区域、国家、项目等之间的选拔标准有所差异,从而实现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发展的综合平衡。

3.3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即案件在实现正确和公平的过程中,审查过程和裁判者要公正、合理、合法,裁判过程和实行程序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保障双方合法权利。简而言之,程序正义主要就是指裁判过程和实行程序要公正、合理、合法。人们熟知的法律格言:“Just ice must not only bed 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指出了,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要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合理性。因为一项法律程序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立于裁判结果正确性的内在价值——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维护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人道性或者合理性,其最终目的在于使那些受裁决结果直接影响的人的尊严得到敬重,它凸显了包括参与、平等、理性等在内的程序价值的正当性。由此可见,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程序正义主要就是指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裁决过程和实行程序要公正、合理、合法。

   鉴于实现程序正义主要在于保证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自治性、及时终结性。那么,实践中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程序正义主要就在于:(1)保障运动员在裁决过程或程序中的参与。这需要保障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并保证各类运动员能通过正常途径有效获取相关信息。要营造民主氛围,让他们敢于和愿意参与,对一些问题要给他们陈述、申辩和质证的机会,涉及运动员核心利益的重大事项召集运动员、专家、学者、管理者等多方一起进行听证。(2)裁决人员的中立性。这就需要做到不能选拔与参赛资格竞争中某一方有利益关联的人作裁判,裁判不能与案件结果或竞争中的某一方有任何利益上的关系,裁判不能存有支撑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或偏见。(3)参与竞争各方的对等性。这需要保障参与竞争的各方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机会,裁判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给予平等关注,并在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考虑在内。(4)参与竞争各方的理性。这需要各竞争者理性地对话、论证、辨析,裁判则对各方的证据、意见和主张等进行评议、论证,明确其据以制作裁判的根据和理由。(5)判决要根据证据和论辩事实,而不能带有任何偏见、歧视或先入为主。这需要裁判者必须以各方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提出的有效证据、意见、主张为根本,并将裁判结论建立在法庭审判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形成的理性认识基础上。(6)裁决的时限和终结条件。这需要及时进行裁决或解决争议,并将裁决或解决争议的结果及时通报给各方,让获胜方可以及时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此同时,要明确继续申诉及裁决终止的条件和要求,以便让案件有明确的终止状态。

4  法治视角下完善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建议

4.1  逐步做实项目协会和奥委会,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审计和政治审查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国家单项体育协会是独立的实体机构,负责制定国内选拔标准并组织选拔,国家奥委会也是独立的实体机构,负责审核和确定参赛名单。其选拔主体和审批主体的分立及与政府部门无隶属关系,较好地保障了运动员参赛资格选拔的专业性和中立性。而我国单项体育协会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机构,国家奥委会与国家体育总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因而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项目协会和奥委会的职能被虚化,体育行政部门掌握着管理实权,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行政干预。由此可见,政社脱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多年来,我国也在推进政社脱钩改革,但受制于管理体制和《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单项协会和国家奥委会始终与其业务主管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同构。2019年6月14日,国家十部委联合发文,体育总局88个协会全面脱钩改革启动。虽说,国家奥委会并不在此次脱钩改革的名单之内,但单项协会大多包含在内,体育领域的政社脱钩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

   发改体改1063号文件指出:“要按照去行政化的原则,落实‘五分离、五规范’,全面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并于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文件还给出了具体的改革任务、实施办法。为此,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改革有了较为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要求。项目协会实体化后,还需做好2个方面的工作,才能更好地保证其行使运动员参赛资格选拔权的效果。(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自身内部管理行为。不断完善组织章程、管理制度、选举办法、决策机制等,使单项体育协会成为规范化、科学化的实体社会组织。(2)优化选人用人机制,提升自身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针对各岗位公开竞聘,客观公正选取高水平专业人士参与工作。与此同时,对原有人员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由于中国奥委会不在此次改革名单内,所以它仍然要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和管理,而国家奥委会是国家层面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最终审查主体,因此这就需要从推进国家体育总局的管办分离改革着手,进一步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在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上的“放管服”改革,让中国奥委会在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中拥有自主决策权,国家体育总局则负责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选拔、审批过程进行监督,对购买服务的财政资金、自身募集或其它途径获得的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对运动员、参与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可以考虑组建由退役运动员、项目协会负责人、运动训练领域专家等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定。在参加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时,配置1-2名项目协会的专家跟队并要保证其在训练、管理和决策等过程中在场,以便随时了解和掌握运动员备赛和参赛的情况。

4.2  严禁参赛资格的利益交换,以法治代人治,保障运动员的合理权益

   “经济人”假设的角度来看,人具有天生的利己性。而参加各类体育赛事总会伴有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经济回报,所以管理者、教练员、运动员等在参赛资格竞争中有着天然的逐利动机。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来看,人具有一定限度的理性,而一定的外在约束和内在精神指引有利于使人保持有限理性。那么,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有2条常规路径:一是思想教育。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让利益相关者能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负责,对运动员的艰苦付出负责,对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负责。二是制度和技术规约。即从制度设计、技术、方法、手段优化等方面出发完善管理机制和行为,规制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受经济发展和价值观转变等的影响,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利益博弈日益激烈,道德和情感干预越来越显得无力,解决问题的途径越来越集中于后一方面。即加强制度化建设,斩断利益链条,优化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效能,去长官意志,以法治代人治,民主决策,保障运动员的合理权益,提升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1)重点关注和预防2个方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建构问题的表达、沟通和协调机制。一是,优势项目内的利益交换和行为干预。二是,部门之间、央地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交换和行为干预。这是当前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争议问题最多的领域,而且它不仅影响运动员参赛资格竞争的公正性,而且还影响竞赛期间运动员的表现,严重损害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对之进行重点监管。鉴于此2类问题中各主体间关系错综复杂,且运动员始终处于弱势,可以考虑借鉴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抽检的方式,实施事后调查和追责,让调查结果与项目发展的绩效考核、财政拨款额度等结合起来。同时畅通举报途径,让运动员、家长、原教练员、队员等能及时反馈问题。涉及重大或两难决策性问题,组织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管理者等召开听证会,让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反馈问题,沟通和协调矛盾。(2)依法治体,加速推进体育法制化进程,杜绝管理中的主观性、非理性。首先要给予不同体系培养的运动员以同样的机会,敬重运动员不同培养主体之间的合理权益,不人为设置一些系统性排斥。如体制内对体制外的排斥,体育系统对教育系统的排斥,教育系统对体育系统的排斥等。早些年清华跳水队无缘奥林匹克运动会事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其次是要保证管理主体的裁量权不滥用。体育单项协会和中国奥委会要提前审查选拔规定是否有就参赛资格名额增补的情况、条件、要求及参赛资格争议解决流程和办法等作出规定或说明,要合理合规使用自身的裁量权,做到有理有据,并及时公布信息以接受公众的监督。(3)优化信息化、技术化手段,提升检查、甄别效果。首先可以借助“互联网+”建构全国等级运动员注册与管理信息大数据库,让3级及以上运动员的年龄、训练、竞赛、伤病等信息进入数据库,从参训到退役实施动态跟踪。其次可以借助医学检测系统、赛后抽检、第三方工作人员,更好地保障对运动员年龄造假、使用兴奋剂等问题的甄别效果,借助“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系统”让运动员无法在赛场内鱼目混珠。

4.3  建构规范的管理流程,明晰选拔标准、程序及选拔主体权限,提升管理效能

现代化管理高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具有一套稳定性强、规范化程度高的管理流程。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关键在于确定谁来选拔,按照什么方法和标准来选拔,如何进行选拔。因此,建构规划化的管理流程主要就在于对选拔主体权限、选拔方法和标准、选拔程序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出现的诸多争议也大多是由于此3个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科学所致。如:选拔主体未尽“通知”义务、选拔主体适用规则的武断或任意,选拔标准存在模糊或不确定造成适用不当,选拔规则前后不一致、选拔期限不明确等。

首先,清晰界定选拔主体的管理权限,规范相关管理主体的行为。(1)明确单项项目协会、中国奥委会、国际体育总局三者在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管理内容和职责。鉴于我国的国情,可以考虑由单项项目协会负责对照国际单项体育协会的标准制定国内选拔标准,并组织运动员参赛资格的选拔。中国奥委会负责审定国内选拔标准及确定、报送最终入选名单。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监督、审计及政审。(2)制定选拔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办事准则和标准。拟定清晰、具体的人员办事准则和标准,让相关人员规范自身在选拔中的言行,对违规、违法行为要依规、依法予以严厉处罚。(3)制定教练员、领队及管理人员行为规范条例。用内部制度规范相关管理人员行为,对违规行为进行内部处罚。加速推进对兴奋剂入刑、体育犯罪行为等的认定,以让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不法行为有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处罚依据。另外,还可以考虑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公布违规、违法人员名单,并对达到一定次数或程度的相关人员禁止在行业内工作。

   其次,科学确立选拔标准和方法,明确选拔标准的说明依据和方法。(1)选拔标准和方法的制定要注意多途径听取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意见。因为两者既是运动员参赛资格竞争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又是运动训练和竞赛的直接参与者,所以两者对选拔标准和方法是否能有效区分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水平有最为直接的体会。(2)选拔标准和方法的选择要能综合有效地反映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水平,既要能反映运动员成绩的高度,又要能反映他们成绩的稳定性。选拔标准主要根据竞赛成绩或世界排名,选拔办法则要根据项目发展情况合理选择一次性大赛成绩排名和年度积分制排名选拔办法,同时结合运动员有无使用过兴奋剂或有无违规违纪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国内层面赛事,还可以考虑参照NBA的区域均衡原则,适当均衡各地区参赛名额的份额或优先权。(3)选拔规则和标准的适用性要说明清楚,要有明确确立的依据和方法,以保证说明的权威性。明确规则说明和适用的对象,指出客观选拔标准的法律说明方法、说明依据,确保选拔规则准确适用。同时,按照“诚实”“善意”“合理”原则,对主观选拔标准进行说明。另外,要对说明性或政策性文件的适用范围、期限、效力等做出明确说明。

   最后,规范选拔程序,依据“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标准,实施程序审查。从“法定程序”标准来看,主要在于:(1)对选拔规则进行形式审查。对选拔规则的内容要件进行审查,以确保选拔规则从形式上看是完备的、合理的、及时的;(2)对选拔规则内容的一致性进行审查。对选拔规则确定的依据、方法、内容、标准进行实质审查,以保证不存在相互冲突、矛盾或没有关联,同时若后期确实需要增加补充规则,不能与前期选拔规则内容有相互冲突或矛盾的地方;(3)对选拔时限确定性的审查。审查选拔规则是否有明确资格选拔所适用的起止时间,有无明确递交申请材料的起止时间,有无在有效时间内提前告知运动员、教练员及向社会公示等。从“正当程序”标准来看,主要在于:(1)审查运动员、教练员对选拔规则和程序的知情权是否得到充分保证。要确保运动员和教练员及时知晓选拔规则和程序,若有临时变动或其他调整,要及时告知运动员和教练员以便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2)审查选拔主体在选拔过程中的公正性。审查选拔主体在适用规则、选拔决策等方面是否公平、正义,尤其要审查他们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否做到了公正、公开、透明。

4.4  完善内部救济机制,司法适度介入,提升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水平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既有行业内部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也有外部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在前文所述加强法制、法规、制度、流程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内部监督与约束机制就主要在于通过体育仲裁手段来形成有效的内部救济机制。其外部的监督与约束则主要依赖于媒体报道、舆情民意、司法等手段。而无论是内部自治机制,还是外部干预机制,对于不当行为的甄别和纠偏都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完善体育仲裁机制,并让司法适度介入就是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对其权利保障和救济极为关键的2大手段。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构国内体育仲裁机构,完善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形成运动员参赛资格中权利保障和救济的组织和制度保障。《体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没有出台任何规定,而且现行《立法法》对仲裁要求立法。这就意味着《体育法》相关条款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可以考虑在其中明确体育仲裁制度。在此基础上,创设独立的体育仲裁庭,其设置可以参考CAS做法,采取常设机构和重大赛事的临时庭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重视中立性、程序性、公共政策性等争议问题,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升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中的行业自治能力。学者指出:“体育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通过表现出高质量和可靠性来维护自身的权威。”为此,完善体育仲裁机制需要针对自身的重大争议问题进行发展完善。一是要注意仲裁员选择的中立性,并对仲裁员的类别进行合理配比。建立合理的仲裁员名单确立制度及仲裁员抽取程序,可以考虑由体育组织、运动员协会、体育界之外的机构各自提名1/3仲裁员大名单人选,允许运动员在名单之外推荐或选择具有相关资质的仲裁员。二是要改革仲裁程序,增加庭审的透明度,保证听证权,公布裁决书,减少仲裁程序语言障碍。三是考虑将体育组织的内部规则纳入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若其存在程序合法性缺陷或违反了宪法、其他人权立法,如年龄、性别歧视和其他平等权利要求,则应当予以推翻。

   理性对待行业内部自治与行业外司法监督和审查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条文,让运动员在内部仲裁机制解决不好或存在争议时,可以寻求外部司法干预。学者指出:“人们在用尽一切内部救济后向法院寻求公正审判的权利这一行为具有正当性。”还有学者指出:“体育领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王国或法外之地,体育纠纷解决要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为此,大家需要理性认识体育自治权,不能将争议或纠纷置于体育系统内部进行封闭式处理,CAS也不应成为处理体育纠纷的唯一渠道和最终裁定者。要明确司法可以介入的范围、条件、标准等,加强国家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坚持“保护弱方当事人”的原则,把握审查范围、时机和力度,着力审查仲裁庭组成、管辖权与公共政策,以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问题不仅是我国体育可持续发展亟需应对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其他国家体育可持续发展都需面对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各国专家、学者、运动员、法律人士也在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诸多有益的讨论和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中存在的三类现实问题及特点,从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根除难的原因,指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法律保护,需要借鉴权利保障、公平竞争、程序正义这三大法治原则,进行管理的改革与创新。为此亟需立足于这三大法治原则,对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研究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借鉴相关法治理念,提出了一些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改革的粗浅之见,但受制于学科常识的局限,研究尚有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在此抛砖引玉以期引导更多人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进而为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帮助。

——摘自:王家宏,辜德宏,法治视角下我国运动员参赛资格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02

从无序化到规模化:运动员跨项选材的演进历程与经验思考

   传统运动员选材和培养注重早选材、早定项和长期训练,但是研究证实传统模式在人口小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部分项目世界级运动员零星分散的案例表明,他们多有着早期兼项和后期转项的经历。这些案例虽然无序,但是为运动员成才提供了新思路,由此也引起了学界对运动员转项的思考。上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启动了规模化的运动员跨项选材(talent transfer)。凭借早期多项、成才期短和人才流动等优势,跨项选材为少数夏季项目和多个冬季项目的人才选拔注入了新活力。此后,英国在政策支撑下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跨项选材,助力了国家竞技体育的复兴。

   目前,我国正处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备战工作的关键时期,要在短期内提高我国冰雪项目的竞技水平,实现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全面参赛、冰上项目上台阶和雪上项目有突破的目标,有必要借助跨项选材,打通冰雪运动项目和其他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渠道。基于此,本文对跨项选材概念意义、演进历程和经验进行重新梳理,以期为我国相关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与珍贵经验。

1  跨项选材的概念与意义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以“Talent Transfer”为检索词,文献类型为“Article”,语种为“English”,时间跨度为“1984—2019年”(检索时间为2019年2月1日,数据库最后更新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得到的180篇文献中有18篇属于“Sport Science”类别。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共纳入参考文献45篇,对跨项选材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不同学者基于“Talent Transfer”阐述了跨项选材的概念,例如Guellich认为跨项选材是选拔参与过多个运动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在青春期重新择项;Halson认为跨项选材是选拔某一项目中达到一定水平的运动员,转向与其体能或技术要求相近的运动项目;Collins认为,跨项选材是筛选具备训练背景的运动员,根据其形态机能特点,转向项目特征相似但整体水平较低的运动项目;Macnamara认为,跨项是运动员的二次择项,跨项前后的运动项目存在动作技能上的迁移。虽然学界关于跨项选材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但是不同学者对跨项选材的认识存在两点类似,即运动员具有多项训练的背景和跨项前后运动项目竞技能力构成的相似。鉴于此,跨项选材可被定义为:具有多项目训练背景的运动员,跨项从事竞技能力构成相似运动项目的选拔和培养过程。

   跨项选材主要是对实践中运动员成才过程的总结。提出跨项选材,一方面是由于传统选材和培养模式在部分项目的实施空间较小,不足以形成国家在该项目上的竞争力,因此被迫将目光转向了以跨项选材为代表的非惯例模式;另一方面是随着跨项案例的涌现,跨项由训练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上升成为国家意志和政策行为的集中体现。在政策引导和支撑下,跨项选材不仅解决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匮乏的困境,而且打通了项目间人才流动的渠道,因此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比赛的备战。

2  跨项选材的演进历程

2.1  传统选材的起源与发展

   谈及跨项选材势必涉及与传统选材的比较,本文将首先阐述传统选材的发展与局限,其次回顾跨项选材从“无序化”到“规模化”的演进历程。运动员选材和培养(talent identificationanddevelopment)是指判断、发展并兑现个体在某一运动项目上的天赋特性,促使其达到精英水平的过程。对传统选材和培养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苏联和保加利亚的科研人员对田径运动员成才进行了大量探索。他们分析了世界级中长跑、跳远和投掷项目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和竞技巅峰年龄,发现在9—11岁时选材的预测准度是30%—35%。相比之下,同时期东德的选材似乎更加高效,该国科研人员基于青少年运动成绩提升空间和稳定性,对运动员的适应恢复、技战术和身体素质进行了测评。Zatsiorsky等发现,以运动员11—12岁的运动水平和发展速度为依据选材,预测准度是75%—80%。罗马尼亚、日本和中国借鉴东德的经验,先后在体操、田径和举重等项目开展了选材,并一直沿用至今。1985年,Bloom基于顶尖游泳和网球运动员、杰出雕塑家、钢琴家、神经外科医生和数学家的结构化面试结果,提出了“天赋发展阶段理论”(stagesoftalentdevelopment)。该理论将成才过程分为“启蒙、发展和完善”3个阶段,认为运动员在启蒙阶段(5—10岁)接受专项训练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潜能,启蒙阶段的专项训练也被认为是“早期专项化”。20世纪90年代初,Ericsson借鉴艺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运动员成才的“10000小时定律”(deliberatepractice)。该定律认为运动新手成长为专家需要10000小时(10年)的专项训练,专项训练的内容以教练安排为主,较少考虑运动员的兴趣倾向。1999年,Cote等基于“10000小时定律”提出了“运动参与发展模型”(deve lopmentmodelofsportsparticipation),认为运动员成才存在3种轨迹,包括运动兴趣发展轨迹(6—12岁),运动兴趣和专项化共同发展轨迹(6—12岁),早期专项化发展轨迹(6+岁),后两种轨迹是培养精英运动员的主要途径。Bloom、Ericsson和Cote均将专项训练的时间定在10岁以下,认为运动员需在较为枯燥的环境下长期训练,才能在青少年或成年达到专家水平。综上可知,强调早期专项化的传统选材和培养理论,试图通过长期训练积累,为兑现运动员天赋予以支撑。

2.2  跨项选材的无序化阶段

   20世纪中后期,苏联、东德、中国、澳大利亚、英国、瑞典和荷兰等国体育部门均展开了传统选材。虽然苏联和中国等人口大国借助传统选材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澳大利亚、荷兰和瑞典等人口小国在实施传统选材时纷纷遇挫,部分国家甚至陷入无材可选的境地,衍生出的问题也引发了学界对传统选材的质疑。在此背景下,对世界级运动员成才规律的探究推动了运动员选材和培养理论的发展。

 

   传统理论强调运动员在启蒙阶段(5—10岁)开始专项训练,认为运动成绩随训练年限积累而发展。但是Cote等发现,运动员在启蒙阶段进行多项训练,有助于教练员全面把控其身心特点,提高后期择项的容错率。表1是奥运冠军和选手的训练背景,可以看出54%—94%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在专项训练前参加过2—3个项目的训练,多项训练持续时间为2—4年,80%—85%的奥运冠军在定项前具备多项训练背景。有研究分析了田径短跨跳、跆拳道、赛艇和自行车项目奥运冠军的运动背景,发现运动员转入专项的年龄为16—20岁,此前接受过4—6年、1—3个项目的多项训练。Emrich认为,早期多项训练较早期专项训练具备两点优势:首先,启蒙阶段的多项训练能够刺激身体素质、动作技术和神经肌肉系统的全面发展,为长期培养奠定基础;其次,多项训练为运动员后期择项预留了时间和空间,降低了个人特点与专项特征之间的非对称性。值得注意的是,多项训练并非适用于所有项目,Guellich等发现世界级体操、游泳和网球项目运动员在启蒙阶段转入专项训练,成年后的运动水平更高。


相比于10000h刻意训练理论,Issurin针对20位奥运冠军研究,发现3位艺术体操奥运冠军的平均成才年限为9.7年(8918h),而赛艇、皮划艇、游泳、帆船、链球、射击、柔道和现代五项这8个项目17位奥运冠军的平均成才年限为4.7年(3467h)。Issurin认为,耐力项目、爆发力项目、格斗类项目和射击项目运动员的成才年限已大幅缩短,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佐证了Issurin的观点。例如,Gulbin等发现澳大利亚世界级运动员专项训练年限为5—7年,具备多项背景的运动员比直接转入专项训练的运动员更快达到国际级水平。Moesch等研究了丹麦赛艇、自行车、游泳和跆拳道等项目运动员的成才年限,发现运动员通过6—7年(3507—4709h)专项训练就能达到世界级水平。Memmert等研究了德国集体球类项目运动员的成才年限,发现德国国家队运动员定项后的平均专项训练时间为6843h。虽然部分项目运动员成才年限在缩短,但是也有个别项目成才年限在延长。Law等发现,艺术体操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的成才年限远超10000h,运动员在5—6岁开始专项训练,达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级别需要18835h,故“10000h定律”依旧适用于艺术体操、蹦床、跳水和花样滑冰等技巧类运动项目。综上可知,以世界级运动员为对象的研究表明,不同项目的成才规律存在差异,对技术娴熟度要求高的项目倾向于早定项,对身体素质、运动器材要求高的项目更倾向于晚定项。

2.3  跨项选材的规模化阶段

2.3.1  实现澳大利亚体育崛起

   澳大利亚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失利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地处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远离国际主流体育圈,国内人口数量小且奥运项目普及度低。澳大利亚体育部门被迫对选材工作做出了调整。1987年澳大利亚体育科学研究所(Austral ianInstituteofSport,AIS)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联合国家网络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Network,NIN)启动了国家级运动员选材计划。该计划负责人AllanHahn发现,澳大利亚28%的成年赛艇和自行车运动员平均训练年限为4年。鉴于这两个项目成才年限短的特征,澳大利亚率先在赛艇项目开展了跨项选材。首先,选材团队对体育学院附近中学约500名学生(14—16岁)进行了形态学和生理学测试,挑选前47名学生进行实验室测试;之后,选材团队挑选了其中的24人进行了赛艇训练,同时聘请多位拥有成功经验的东欧赛艇教练员,配以多学科的科研团队,为运动员成才提供多方位保障。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出自跨项选材的KateSlatter与MeganStill(14岁前未接受赛艇训练)获得了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的金牌。1993年,澳大利亚又启动了自行车项目的跨项选材,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出自跨项选材的MichelleFerris获得了女子争先赛的银牌,TylerSharman(15岁起练习自行车)获得了女子计分赛的铜牌。1994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奥运项目注资1.35亿美金,启动了新一轮选材和培养计划,重点发展田径、自行车、赛艇、皮划艇、游泳、铁人三项、水球和举重在内的8个项目。DeborahHoare博士带领的选材团队联合ChristopherCore和RebeccaTanner等多位运动生理学家,分别对室内/室外、个人/集体、陆上/水上运动项目选材测试展开了深入研究,对实验室/场地测试方法、仪器使用、数据采集和指标分析等环节进行了严格设计,为选材和培养提供了标准化方案。选材团队还对国内14—16岁运动员进行了为期3—6个月的测试,将测试数据录入计算机进行分析。此举不仅助力澳大利亚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和铁人三项项目成绩的快速提升,而且形成了“挖掘—测试—培养”的选材模型。期间,澳大利亚还在澳式足球、英式橄榄球和板球项目实施了跨项选材,6年时间内有超过1100名非奥运项目运动员跨项进入奥运项目(篮球、足球和排球)。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澳大利亚跨项运动员占参赛总人数的4.3%,跨项运动员的跨项年龄为16—21岁,跨项前平均具备3个项目的多项背景。

   2006年都灵冬奥会前18个月,澳大利亚在俯式冰橇(又称钢架雪车)项目开展了跨项选材。Bullock等发现,助跑是影响俯式冰橇成绩的关键。选材团队经过4个月的选拔、测试和试训,挑选了10名具备较强冲刺能力的运动员,经过6个月陆上训练、4个月冰上训练和1个月赛前训练,运动员顺利参加了冬奥会比赛。综上可知,澳大利亚先后在赛艇、自行车、皮划艇、铁人三项和集体球类等项目组织了规模化的跨项选材。此举不仅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了“二次择项”的机会,延续了运动生涯,而且为非奥项目跨项奥运项目提供了可能,加强了项目间人才流动。通过20多年尝试,澳大利亚在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实现了崛起,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4位。

2.3.2  推动英国竞技体育复兴

   随着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联邦政府对竞技体育投入的下降,澳大利亚体育学院被迫终止了运动员选材和培养计划。曾经参与这一计划的DaveCollins回到英国继续进行相关研究。之前的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英国仅获得1枚金牌,英国民众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低迷成绩会造成国家形象的下滑。为实现国家竞技体育的复兴,英国体育局携手英格兰体育科学研究所和单项体育协会,自2007年起启动了运动员选材和培养计划,Collins及其团队参与了这一计划。Collins和同事Mac-namara发现,虽然澳大利亚通过跨项选材挖掘了一批后备人才,但是大多数运动员的成才仍以传统途径为主。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英国首先在赛艇、自行车项目上启动了规模化的跨项选材,之后将范围扩大至跆拳道和柔道项目。在国家政策的支撑下,2007—2016年间英国为备战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先后实施了12个国家级运动员选材和培养计划。英国的跨项选材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又称为“测试阶段”,选材专家对招募对象进行体能、技术和形态学测试,考察招募对象的运动背景和运动水平;第2阶段,又称为“评价阶段”,选材专家对运动员进行功能性动作筛查、医学筛查、运动表现评价、心理和动作行为评估,综合评价运动员进行专项训练的可能性;第3阶段,又称为“试训阶段”,招募对象确定专项后接受世界级教练员的引导,训练周期为6—12个月,选材专家跟踪运动员训练水平的提升幅度和发展空间,进一步确认招募对象与运动项目的吻合程度,顺利通过3个阶段考核的运动员就被正式纳入国家队阵营。如果运动员在“试训阶段”遭到淘汰,专家再根据其综合表现给予再次跨项的建议,招募者获得重新择项的机会。

   虽然英国没有公布跨项选材的完整信息,但是通过对各项目招募条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具备一定运动背景和形态学特征占优人群通常更受青睐。例如“SPORTINGGIANTS”计划要求招募对象符合3方面条件:1)年龄在16—25岁,2)身高超过190cm(男)或180cm(女),3)具备一定运动背景。又例如“TALENT2016TALLANDTALENTED”计划要求招募对象符合以下两方面条件:1)年龄在15—22岁;2)男子身高超过190cm,女子身高超过180cm。此外,英国体育局将跨项选材范围由夏奥会扩大到冬奥会、残奥会和青奥会。以“PARALYMPICPO-TENTIAL:BRINGONBRAZIL”计划为例,该计划于2013年启动,招募对象是残疾人群,目标是备战2016年里约残奥会。同年,英国为了备战2014年索契冬奥会还启动了“POWER2PODIUM:SKELE-TON”计划,针对俯式冰橇、无舵雪橇、有舵雪橇、北欧两项和现代冬季两项等冬奥项目实施了跨项选材,但由于备战时间短未取得理想成效。截至2016年,英国体育局将运动员选材与培养计划的实施项目扩大到20个奥运和残奥会项目,与100多名世界级教练展开合作,选拔测试了7000多名运动员,在17个项目上培养了100名多世界冠军,这些运动员在历届夏冬、冬奥、残奥和青奥会等国际大赛中累计获得超过150枚奖牌。作为传统选材的补充,英国规模化的跨项选材为渴望成功的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了二次择项的机会。英国赛艇运动员HelenGlover、跆拳道运动员LutaloMuhammad和俯式冰橇运动员LizzyYarnold均出自跨项选材,3位运动员在20—24岁选择跨项,跨项后1—3年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并在夏奥、冬奥会上取得了辉煌成绩。

3  跨项选材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结合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规模化的跨项经验和我国近阶段的工作实施,总结相关经验,能为今后我国运动员的科学选材和基础培养提供诸多启示。长期以来,运动员转项、兼项以及跨项选材在我国体育实践中普遍存在并被教练员们广泛应用。基层体育系统中诸如技巧跨项体操、体操跨项蹦床和羽毛球跨项壁球等形式的跨项屡见不鲜,何雯娜和陆春龙等奥运冠军就是跨项经典案例。然而面对2020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复杂的形势,我国自2017年起也启动了规模化的跨项选材。此举一方面针对2020年东京夏奥会新设的攀岩、冲浪和滑板等项目,缓解了项目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奥运项目“夏强冬弱”的局面,根据国家体育总对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提出的“全面参赛、恶补短板”的要求,在雪车、钢架雪车、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冰球、速度滑冰、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等项目实施了跨项选材,在加快冬季项目水平提高的同时推动了备战工作的有序进行。为此,结合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规模化的跨项经验和我国近阶段的工作实施,总结相关经验,能为今后我国运动员的科学选材和基础培养提供诸多启示。

3.1  跨项选材的主要经验

3.1.1  传统选材是成才的主要途径,跨项选材是传统选材的有益补充

跨项选材引发了竞技体育领域对传统选材的思考,如何识别跨项选材和传统选材的关系便是首要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夏奥会中出自跨项的运动员占参赛总人数的5%—7%,说明传统选材仍是运动员成才的主要途径。冬奥会中跨项选材人数的比例为8.9%—26.5%,说明冬奥会是跨项选材的主阵地。这可能与冬季项目的竞技水平不高、群众参与度低和产业基础薄弱等因素有关,冬季项目跨项后,运动员凭借资助、科技和政策等方面扶持,能实现训练水平的快速提高和成才周期的大幅缩短。随着对跨项选材探索的深入,未来跨项选材或许会出现在更多的运动项目上,出自跨项选材的运动员比例也可能进一步增加。例如,美国在2006年冬奥会上跨项选材比例为2.5%,在借鉴各国经验后,2010年冬奥会上跨项选材比例升到了8.9%。

3.1.2  跨项选材是成才的关键环节,长期培养和全面保障意义深远

   政策、训练设施、教练员培养、体育人口、选材和培养、国际比赛、运动训练和退役支撑、科研和经费是打造顶尖运动员的关键因素。表3是澳大利亚和英国跨项选材保障体系的案例,可以看出跨项选材不仅涉及运动项目和跨项时间的交叉,而且涵盖选材后的长期培养和全面保障。高水平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支撑、运动员教育、工作和训练的保障,以及训练、比赛、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均为跨项后的运动员建立起了立体保障。空间上的跨项选材不仅涉及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而且涉及媒体报道、竞赛制度设置、保障政策配套、学问教育和退役安置等方面细则。国家组织的规模化跨项选材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保障体系建设,有助于调动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人员的积极性,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跨项选材的顺利实施意义重大。

3.1.3  现有的跨项以赛艇、自行车、跆拳道和俯式冰橇等项目为主

   尽管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通过规模化跨项选材实现了竞技体育上的突破,但是究竟哪些项目适合开展跨项选材依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跨项选材的早期多项和晚定项特点似乎不能满足部分奥运新设、冬季项目的备战要求。英国选材团队的Collins等对不同项目的跨项可能性展开了讨论,他们对跨项前后项目的体能、技术以及整体(体能和技术的总分/2)进行评判(分值从0—10,分值越高代表跨项可能性越高)。虽然他们未给出所有项目的跨项可能性,但是以体能和技术为依据的评判思路为跨项选材的实施提供了思路,他们认为短跑转俯式冰橇、体操转跳水和冰球转速度滑冰存在较高的跨项可能。与实践相对应,澳、英在俯式冰橇、赛艇、自行车和跆拳道等项目取得了较大成功,我国也先后在赛艇、铁人三项等夏奥项目和俯式冰橇等冬奥项目开展了跨项选材。

3.2  跨项选材的启示与借鉴

3.2.1  注重运动员全面发展,拓展成才渠道和机会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人才选拔和培养受传统选材理论影响,早定项、早成才和10000h定律为众多运动项目选材提供了依据。然而,不同运动项目的竞技能力构成并不一样,不同竞技能力受青春发育的影响也不尽一致,技巧类项目早定项早成才对于对生理学能力要求较高的项目,可能意味着早期专项化。研究显示,早期专项化可能造成过度损伤、运动兴趣下降和运动寿命缩短等问题,相反早期多项训练的运动员可能在成年后达到更高的竞技水平。与其他受传统选材理论影响的国家一样,我国现有选材的主要依据是运动员的年龄,部分天赋型运动员由于晚发育失去了进阶培养的机会。对于部分运动项目而言,全面发展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传统选材对运动天赋的低估,扩大选材范围、提高成才效率;另一方面能更全面地发展运动员的协调性,在打磨运动员技术动作的同时避免了单一动作造成的过量运动。此外,运动员的全面发展还能为不同项目间的人才流动提供可能,丰富了部分小众项目的后备人才资源。

3.2.2  构建运动员保障体系,提高运动员成才效率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残奥会的关键时期,跨项选材是备战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尽管实践领域对跨项选材并不陌生,然而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规模化的经验表明科学训练始于科学选材,落实于保障。澳、英不仅确定了跨项选材的项目,制定了跨项选材测试方法、规范了选材流程,而且选派了高水平教练员,并予以政策、经费和学问教育等方面支撑,确保了选材工作的成效。为此,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在实施跨项选材的同时,需在理念和方法上加强我国选材的保障工作水平,加大跨项选材后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上的投入,构建跨项选材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切实提高运动员成才效率。

3.2.3  加强项目的科学研究,遴选适合跨项的项目

   跨项不仅存在于竞技能力构成相似的项目间(体操转跳水)和夏奥项目向冬奥项目间(如短跑转俯式冰橇),而且存在于非奥运项目与奥运项目间(如武术转跆拳道)、非体育项目与体育项目间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跨项,均要客观分析跨项前后运动项目的成才共性,筛选适合开展跨项的运动项目,制定符合项目特征的选材方法。我国今后在开展跨项选材的同时,还要加强项目的科学研究,基于运动项目竞技能力构成推演适合跨项的项目,进一步提高跨项选材的准确性。此外,部分非奥项目和奥运新增项目虽然聚集了众多参与者,但是受到社会影响力、项目普及度和高等教育入学对口与否等因素影响,在开展跨项选材时面临着一定难度。未来,我国相关部门还需统筹布局、协调推进,确保相关项目跨项选材工作的顺利实施。

3.2.4  借鉴跨项选材的经验,提高备战工作的效率

   传统选材理论对大多运动项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选材理论更多是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漫长的培养周期基础之上,这使得部分人口小国和承担着短期内快速提升竞技成绩任务的国家望而却步。跨项选材恰好弥补了传统选材理论的不足,给一些竞技水平不高、群众参与度低、奥运新设项目带来了希翼。我国体育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为此,我国应积极借鉴跨项选材的经验,在落实备战任务的同时规划运动员的长期培养,建立阶段与全面相结合的选材培养体系,设计符合项目特征的选材标准。在积极推进跨项选材工作的同时,挖掘和发挥传统选材的价值,运用科学客观的选材体系和测试方法,针对体制内运动员展开二次遴选,最大限度延长我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4  结语

跨项选材作为我国推进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备战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丰富了我国冬季项目后备人才的选拔途径。考虑到我国与世界冰雪强国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政府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旨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备战工作大力支撑。就实践来看,我国在短期备战工作中要充分发挥跨项选材优势,遴选适合跨项特点的运动项目,加强备战保障工作;在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还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支撑社会组织参与,深化竞赛改革,进一步发挥竞技体育的综合功能和价值。

——摘自:缪律,史国生,从无序化到规模化:运动员跨项选材的演进历程与经验思考——《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03

中国“三大参赛任务”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及防控策略研究

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22北京冬奥会及2022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杯预选赛,是我国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百年未有之变局等历史交汇期集中参加及举办的3项重大国际赛事,称为“三大任务”。全力参赛并力争取得优异成绩固然是主要目标,但是安全参赛、办赛,避免出现各种风险事件又是首要前提。对“三大任务”参赛风险进行研究,既有利于赛事预期目标的实现,也是贯彻落实中央“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精神的具体举措。2019年1月,习大大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专门就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重大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2019年2月1日、7月13日,孙春兰副总理先后对防范化解体育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批示。可见,中国参赛风险及防控措施研究的重要性。时逢本课题研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体育领域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其中,各洲各国各级联赛停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推迟举办也是史无前例,引发了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中的新问题。

   “三大任务”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中,政治风险首当其冲,而且是最具杀伤力的关键性风险因素。其中,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延期至2021年举行,但依然是“三大任务”中风险点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也较大的参赛任务。其反应形式、程度以及防控措施直接对随后的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风险防控有着重要影响。

1  体育赛事之政治风险研究述评

   在国内外有关政治风险研究文献中,虽对其定义较为宽泛:有国内政治风险也有国际政治风险;还有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政治风险。在体育行业政治风险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际足联世界杯。

1.1  整体情况

Horne提出,在20世纪末,人们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关注点已从政治用途转移到了经济用途,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见证了体育活动在不断扩展的市场中的“加速融合”。在这一前提下,编辑提出了关于大型体育赛事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关键主题和问题。Preuss引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比较主办城市中“软”和“硬”相关指标在赛事举办前后的变化,来评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后续情况,编辑将这些变化定义为“事件结构”,包括基础结构、常识、图像、情感、网络和学问等内容,从长远来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改变了举办城市的面貌,而举办城市的转型,则是最大的遗产。

Giulianotti等研究了大型体育赛事领域当中的3个问题:(1)鉴于越来越多的大型体育赛事在非发达国家举办,编辑比较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大型体育赛事安全保障方面的异同;(2)分析了不同大型体育赛事的各种风险以及应对措施,这些风险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和观众暴力,还包括了贫困、社会分化和城市犯罪有关的更广泛的风险;(3)总结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在安保方面的经验,如新的监控技术、以安全为重点的新社会政策以及受安全影响的城市重建。

Jennings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大型体育赛事当中的风险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传播的,并认为,需要建立正式的机构,如风险管理团队和部门,管理“风险语言”的产生和传播。Houlihan等分析了大型体育赛事安全保障加强以后,除了成本高昂以外,对于价值观的冲击问题。安全保障问题对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越来越重要,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支出的安保费用呈指数型增长,由于为了安全而建立的各类监视设施,侵犯了公民自由,也使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与现实产生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同样,Giulianotti等也认为,通过动员更多的安保人员和实施高科技安保技术,使大型体育赛事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但这些过程也对主办城市和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复杂的影响。

1.2  发达国家举办赛事带来的政治风险研究

Chang等发现,尽管大型活动会给主办方带来名誉和财富,但这些背后同时也蕴藏着风险。编辑还前瞻性地指出,除了为举办赛事的成本收益方面的财务风险外,还包括因事故和恐怖主义而造成的人员和财产伤害的风险。文章分析了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风险管理过程和结果。这届冬奥会的组织者不仅拥有专业的风险管理计划,而且还是第一批做出特殊努力以保持完整的损失统计数据以造福未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奥林匹克运动组织者,这些经验为许多其他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了宝贵的引导。Andranovich等对比了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等,3个城市为申办和举办这些赛事而采取各种方法。当时在联邦政府财政支撑有限和经济全球化竞争激烈情况下,美国各城市追求令人注目的事件,以刺激和证明当地经济的发展,即“大型体育赛事”策略,而这一策略是有潜在高风险的,对城市政治具有一定的影响。

Toohey等指出,恐怖主义和暴力一直与大型体育赛事存在密切联系,如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但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人们对于大型体育赛事成为恐怖袭击目标担忧明显加剧。基于社会风险理论和预防原则,该文研究了参与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游客的动机。编辑发现,赛事组织者实施了广泛而又大规模风险管理措施,从公共设施和财政上对于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安保工作做出坚定承诺,这些行为不仅表现在规避风险方面,还表现在对于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变能力、抵抗力和淡定的态度。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安保方面的成功,为随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Lodge分析了2006年德国国际足联世界杯和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安全风险管理策略与实践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编辑比较了在这2项大型体育赛事中用于安全风险管理的工具,并评估了工具选择的不同逻辑,结果发现国家政治制度在影响工具选择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1.3  发展中国家举办赛事带来的政治风险研究

Van Der Westhuizen研究了2010年南非国际足联世界杯举办前南非所建设的Gautrain大城市交通网络。这项工程耗资巨大,文章从成本收益角度,考察了建设这一工程的动因。编辑认为,政治象征而不是实际利益,是重要动因,当政者试图以此来体现南非是现代非洲的杰出代表。Grix等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动因问题。编辑以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南非国际足联世界杯以及2014年巴西国际足联世界杯和201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喜欢采取的方法,这既可以展示现有的软实力,还可以进一步增强这一实力。

Grix研究了卡塔尔获得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举办权的原因,认为卡塔尔举办这一赛事的动力是要获得“软实力”。Horne讨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足联世界杯以及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政治问题,认为大型体育赛事涉及到政治问题,同时本身也是一项政治活动。编辑对2000—2016年的大型体育赛事从政治角度进行评估,重点涉及权利、遗产和劳工等3个领域。文章提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一项政治行为,它所涉及到的资源分配的公共活动或机构都具有政治意义,这需要考虑到权力的分配和斗争以及哪些群体能够获益。Grix研究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否为俄罗斯提供了“软实力”。该国在举办这一赛事前政治动荡,这一赛事成为了俄罗斯更广泛的“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而这一策略与其他民主国家不同。编辑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国际地位意味着拥有软硬资源,并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

目前,在国际领域,关于大型体育赛事政治风险,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存在共性,如日益高涨的安全保障成本问题。但不同国家的侧重点不同,对于发达国家,主要侧重在赛事安全与公民自由的权衡问题。对于其他国家,涉及内容较多,一是侧重于举办赛事与民生福利的权衡问题,二是举办成本与彰显软实力的权衡问题。上述研究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任务”的政治风险类型及特征分析

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任务”政治风险主要是由中国备战和参赛的行业风险所衍生而来。其中行业风险主要集中在兴奋剂风险、裁判员风险、心理风险、伤病风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参赛成绩、参赛任务风险。上述行业风险中衍生出一些政治风险类型及特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见表1)。

来自于中国对参加备战“三大任务”的行业风险源中,无论参赛还是备战,其中共性的风险来源无外乎运动员、团队(包含教练员、项目管理中心及队友等)、赛场内外的其他因素。由此导致的政治风险类型有民族情绪风险、抵制参赛风险、政策干预风险和特殊事件风险等4种类型。

2.1  民族情绪风险

三大参赛任务中特别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如果完成不理想,最直接最容易也是风险程度最大的政治风险便是导致的民族情绪风险,表现形式负面社会舆情反应强烈,甚至出现暴力事件。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直接面对的就是民族情绪冲突,包括国内的抵日情绪和日本国内的排华风波。此类风险和现象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应该尤其注意。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政治风险的民族情绪风险分析详见表2。

同时,民族情绪风险受多种因素影响较大,如中国的台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中美贸易问题等。民族情绪风险作为政治风险当中最直接的风险,弹性很大。防控得当,甚至可作为危机公关,变不利为有利;防控不当,其后果严重性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都会产生不利影响。防控措施的重点还在舆论导向和宣传。

2.2  抵制参赛风险

由政治层面影响到体育比赛,或者因为体育赛事而引申到政治风险中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抵制参赛。体育比赛中此类风险事件比比皆是。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84年的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互相抵制参赛,几近导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断。而大家无论作为大赛的主办国还是参赛国,也都曾经受其影响。所以,抵制参赛风险作为政治风险中一个常见风险要认真分析。俄罗斯代表团连续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兴奋剂问题被抵制,也需要引以为戒。大家应当从中汲取教训,避免由于国内相关案例引发更大更深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严防出现类似俄罗斯因为兴奋剂事件而导致的整个国家代表团参赛“被抵制”情况的发生。

此类参赛风险等级即“可能性-严重性”可以界定为“3-5”,即发生的可能性为中等,但是后果的严重性却是“严重”(见表1—表2)。无论他国抵制参赛,还是大家作为参赛国遭遇“被抵制”,包括赛事期间各种微观抵制风险,其防控重点是做好自己,重视外交手段和策略。

2.3  政策干预风险

政策干预风险就是说三大任务所涉及的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的政策出现了转变,这种不延续性将会对参赛国家和参赛队伍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一些受政策、规则影响明显的运动项目和参赛国中。一般而言,赛事的主办方会享有一定的优先权对政策进行更改,有一定强势项目话语权的国家和组织也会出于各自的目的和利益对政策行使修订、更改等干预措施,从而使自己获利,导致其它国家和组织受到伤害。这就是政策干预风险。

以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新增运动项目以及奖牌变化情况比较复杂,新增5个大项,涉及16个大项的金牌数变化。特别是东道主的优势项目空手道和棒垒球项目的增加,仅空手道一项就有8块金牌,届时对中日金牌数之争势必造成重要影响。分析政策干预影响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政策干预风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干预风险还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由赛场内外政策因素带来的赛场内政策因素。俄罗斯代表团因为兴奋剂问题引起的整个代表团被抵制情况便是如此。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比赛政策干预,带来的整个代表团的被抵制参赛也是比赛规则使然,但用俄罗斯官方的回应是因赛场外因素。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昔日的俄罗斯西方关系,会不会出现中日关系的翻版?不得而知,但是防范于未然确实必须的。特别是在由来已久的中日关系、台海问题以及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等局势中,不得不防。

政策风险根据奥委会竞赛规则,实际上应该是已经发生的风险,也就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项目增减、奖牌数变化已经成为事实,并且不应该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前再次改变,所以,针对这些政策,从备战、训练、保障等角度要跟上,充分适应政策变化。此类风险等级为“5-4”。

2.4  特殊事件风险

特殊事件往往是那些防不胜防,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的,同时破坏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的事件,如恐怖袭击等人为事件,地震海啸等自然气候事件,甚至交通事故等。就国际大赛中的此类事件发生频次来看,此类事件并非小概率事件。特别是恐怖袭击事件,无论是慕尼黑惨案,还是亚特兰大爆炸案,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从日本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此类事件来看,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此类事件的防范并非小题大做。特殊事件一旦发生造成的危害程度和严重性很大,其风险等级可以界定为“2-5”。特殊事件风险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次生风险,研究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特殊事件次生风险等级界定为“3-4”。

综上所述,大家应当应对的政治风险类型以及等级如表3。


3  政治风险防控

3.1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客观正面积极为主,必要时结合外交手段

政治风险特别是其中的民族情绪风险应当重视舆论宣传导向,应当客观正面积极为主。在“三大任务”备战周期及参赛期间,舆论宣传应当着重宣传认真备战、刻苦训练,同时客观分析中国队参加“三大任务”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特别是中日直接交手的传统赛事如中日男女排、乒乓球,还有男子足球国际足联世界杯预选赛关键场次。

舆论宣传还要结合当前5G时代的融媒体、新媒体传播手段和方式,注重传播效果和渠道的广泛性及多样性。宣传管理部分重在管理引导,对那些过度渲染比赛结果、效果、影响力的舆情宣传要严格管理和引导,切忌火上浇油式的宣传报道。

既然为政治风险,必要的政治手段应当考虑。近一段时间国家层面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越来越得到重视,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香港问题,甚至疫情期间的不当措辞等。“三大任务”期间,难免会有一些来自外方的不友善声音和行为,必要时,可以考虑采取外交手段。中国政府应当发声,官方主要媒体应当敢于表明态度。

3.2  构建防微杜渐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很多政治风险并不是一蹴而就,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的,往往都是有一定的苗头、诱因逐渐发酵形成而爆发的。在防控过程中,需要的就是防微杜渐,在防控措施上网格化管理体系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手段。网格化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所指的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城区或社区划分成一定的网格化区域,通过对单个网格的管理和监查,对其进行建立监管和处置分离的一种管理体系。那么,在“三大任务”中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中,除了按运动员、运动队伍、运动项目等以及风险类型的对象进行网格化划分外,还应考虑甚至细化因中日关系、台海问题、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防控等“题外”事件带来的风险点,换句话说,有必要将上述因素逐一划分并进行网格话管理。

在网格化管理体系中,应该要有3个基本原则。首先,是主动性原则,即针对政治风险的被动应对变主动发现和解决预防管理模式。其次,是科学化原则,体现在风险点、风险对象、应对手段和过程的数字化方面,保障风险防控措施和手段的及时、准确和高效。第三,标准化原则,奥林匹克运动会政治风险网格化管理体系应是一系列规范完整的标准化作业流程,结合预防、发现、处置、反馈等4个环节而形成一个封闭的标准化的流程体系,从而提升网格化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3.3  特殊事件的危机管理

特殊事件虽然发生的概率较低,但引起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却往往容易造成较大的危害,特别是在政治风险领域中,其后果的危害性非常严重。在防控中可以采取危机公关中的危机管理措施,危机管理主要有危机监测、危机预警、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4个步骤。危机监测要求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越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越要重视危机监测。危机预警就是要求针对可能的风险点和风险征兆进行全方位和全时段的预测和警觉。危机决策就是对危机产生的原因、类型、等级以及采取的处理措施要快速地进行分析决策,选出定位准确、及时有效的处理方案。最后的危机处理中,首先应当是控制,然后才是处理。

当然,危机管理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到,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否则,将变为真正的危险乃至加剧至不堪设想。影片《绝杀慕尼黑》就记录了这样的一幕,苏联队和美国队在篮球比赛的最后3s时,连续出现计时问题。苏联国家队领队没有放弃,据理力争,最终逆转胜利在望的美国队。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奥运赛场上的特殊事件危机处理,值得深思。

三大参赛任务中,安全参赛、风险防控是前提,是保障。而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当其冲,且因中日历史背景以及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因素的体育赛事之表现力,做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政治风险防范,尤其是因为疫情而推迟,更要珍惜因推迟而带来的时间缓冲期,力争做到中国参赛的竞技成绩和安全顺利的双丰收,不仅对随后的2002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杯有着积极的示范和引领意义,更对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的顺利跨越有着积极效应。 

——摘自:王子朴,钟秉枢,中国“三大参赛任务”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及防控策略研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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