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7.com新浦京-首页

关闭阅读
论坛
论坛
教练园地
教练园地
训竞文摘
训竞文摘
专项题录
专项题录
体育新著推荐
体育新著推荐
论坛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对第十四届全运会之思考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对国内外体育赛事造成了巨大影响。第十四届全运会延期举行,此外,计划在中国举行的多项国际重大赛事临时转至其他国家举办或推迟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举办,使得原本复杂的局面更平添了诸多变数。

作为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将在2021年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多项国际大赛扎堆举办,这无疑给全运会的办赛带来严峻考验。

基于此,本文系统分析新冠疫情下第十四届全运会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在危机中探寻机遇,为全运会持续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旨在降低疫情给全运会带来的重大危害与损失,为更好地应对此次突发事件提供参考。

1  第十四届全运会所面临的内外困境

1.1  奥林匹克运动会延迟导致全运会获得资源的成本大幅增加

2020年3月29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与日本商定,将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延迟一年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办,残奥会将于2021年8月24日至9月5日举办。而在同一时期,2021年8月28日至9月9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将在陕西省举办。

2021年国际体育赛事可谓“群雄逐鹿”,当全运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撞,公众注意力、媒体资源及关注焦点必然会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先,多项赛事挤占资源使得全运会获得资源的成本必将大幅提升,这对全运会的媒体曝光率、赞助商价值、赛事传播与影响力都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1.2  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增加了全运会商业开发难度

新冠疫情爆发后,为避免人员流动造成疫情蔓延,国内普遍实施道路交通管制,全民居家隔离,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呈现断崖式下跌。为缓解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已多次推出财政补贴,并放松货币政策,为市场和企业提供流动性,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性政策,以振兴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经济。但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企业成本上涨,面临的经营压力仍十分巨大。新冠疫情发生的春节期间本来应是消费的重要时段,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住宿餐饮、交通、娱乐服务业等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依据2019年陕西省第三产业占全省GDP45.8%的比重估算,疫情对陕西省的整体经济发展影响更为明显。全运会赛事赞助以本地企业为主,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全力自救已实属不易,很难有多余的资源投入体育赛事的赞助市场,这对于即将举办的全运会商业开发、资源拓展与品牌营销都极为不利。

1.3  多项赛事扎堆将影响全运会的竞技水平

由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延期,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推迟8天,将于2021年8月16日至27日在成都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大学运动会、全运会的比赛时间呈现“接力”状态,我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基本都参加全运会,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部分选手也会参加全运会。多项大型赛事的密集参赛对我国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调整以及赛后恢复都是巨大挑战,这势必会影响运动员的参赛质量,进而间接影响全运会的竞技水平。

1.4  全运会本身影响力渐弱

1958年中国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其他主要的国际体育比赛,全运会即诞生于这个特殊时期。“今年(1959年)的全国运动会是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次,必须开得好,开得精彩”,这是党中央对第一届全运会的定位,对全运会予以了高度重视。随着我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和奥运战略的确定,六运会后全运会的主要功能转变为奥运战略服务。于是“全运练兵,奥运竞赛”成为全运会的核心。伴随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往往特别关注奥林匹克运动会领奖台上的金牌选手,铭记奥运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对全运会冠军却鲜为人知。与之相比,全运会的负面消息却屡见不鲜,暗箱操作、服用禁药、控制比赛等问题频发。而伴随着国家奥运战略“由金牌至上不断向展现综合实力的观念转变”,全运会的地位和处境就更显尴尬。有学者曾提出:应取消全运会,这可以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心有力”为人民服务,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曾有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取消四年一次的全运会。当下,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专家、学者、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给东京带来的损失,以及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应对变局,而对由此给全运会造成冲击的分析可谓凤毛麟角。

实际上,有西方学者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影响力已不如以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冷落奥运,青年一代喜欢运动但不一定喜欢竞技运动,他们并不看重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社会环境也不支撑竞技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尚且如此,全运会则更是每况愈下。

1.5  疫情压缩了全运会各项筹备工作的时间

第十四届全运会已进入全面筹备阶段,各项工作直接关系到赛事能否顺利举行。由于受疫情影响,居家隔离、网上办公势必影响到全运会各项筹备工作的进展。特别是场馆建设工程的进度受到巨大影响。

近日,经过全面梳理、认真评估,陕西省政府同意《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场馆设施调整方案》,对部分比赛场馆设施进行调整:原有的54个场馆调整为现有的53个,调整和优化了多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场馆建设以“能改不调、能调不建、优先利用现有资源”为原则,所有场馆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全面竣工,12月31日前完成试运行并做好测试赛准备。围绕赛事具体运作,留给组委会推进多项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紧张,志愿者招募与培训、赛事运营招标的完成难度增加,各部门赛前系统演练与磨合的机会减少、时间缩短。这些都给各系统试运行与联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都面临重大考验。

2  疫情下第十四届全运会的机遇与优势

近年来,我国体育竞赛表演市场蓬勃发展,办赛数量不断增加,赛事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反,全运会的媒体关注度、商业开发程度、观众美誉度等则不尽如人意。新冠疫情打乱了国际体育赛事的整体布局和计划,由此带来的影响必将倒逼全运会做出更多适应性调整,同时也给加快全运会的改革创新带来了机遇。

2.1  触底反弹的良机

全运会上,奖牌和名次的争夺,各类参与主体追逐名利,“违规赛”“消极赛”等竞赛问题层出不穷,这不仅关系到全运会形象,甚至关系到整个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建构。全运会正处于树立“形象”、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其本身所处境地加上新冠疫情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说已让全运会跌落至谷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民众更加期待一次改革创新的全运会,媒体对陕西全运会也将持一个相对宽容的态度,这为全运会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使之能够更加大胆地放开步子,迎难而上,创新发展。

2.2  “云”概念使“全民全运”更加深入

有研究表明:群众体育发展对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积极防控作用,群众体育发展越好,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占比越低。疫情期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专家研究推出了多种居家健身方法,并通过网络直播、网络课、云教学等多种形式,倡导居家科学健身,居家锻炼、增强体质。

经过此次疫情,社会大众对身体健康的认识程度普遍有所提升,大众参与体育和健身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为进一步深化全运会改革,促进全民健身行动的实施,2020年4月24日陕西省体育局发布《“我要上全运”全民健身“云”行动总体方案》,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融媒体平台,通过云发布、云直播、云赛事、云舞台、云互动、云论坛六大内容,多渠道普及推广科学健身常识,打造全民健身舞台,开展线上赛事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享全运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实践的机会,这将再次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

2.3  打造地方特色学问与旅游资源的机遇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政治、经济、学问的中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圣地。借助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平台向全国观众全面展示陕西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这将是创建当代陕西“学问形象”的难得机遇。充分利用陕西丰富的学问和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学问和旅游名片,如西安“大唐不夜城”深入挖掘本地学问特色与现代的融合点;根据城市吉祥物“唐宝”和“唐妞”设计出的“不倒翁小姐姐”成为时下“网红”,成为有特色、有人气、有流量的学问符号。在促进陕西学问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拓展全运会的创新发展渠道,实现双赢。

2.4  回归赛事本身,优化全运会运营

体育赛事的运营从主体核心出发,一方面是服务于运动员、代表队及项目工作人员,提升他们的赛事体验;另一方面则是满足赛事的外围参与者,即观众、媒体、赞助商的利益诉求。而无论是通过高质量的赛事运营提高赛事的观赏性,还是吸引媒体和赞助商,其核心影响因素都包括体育受众的关注度。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要在众多娱乐选择中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已不再那么容易,传统的“铁杆”体育迷观众日趋老龄化,青少年更多地关注新兴体育、电子竞技或更能获得参与体验的游戏,许多国际体育组织和单项协会不断改革就是为了减少体育忠实受众的流失,并吸引更多人群的参与和关注。而相对于现场观众,那些潜在的庞大场外体育受众群体才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媒体管理者、体育组织与广告、赞助商之间营销谈判的资本隐喻。“如果你控制不了动脉,就去控制血液”,这里所说的血液正是“内容”。优质的内容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进而带来巨大媒体流量和赞助商的青睐。全运会与其他综合性国际赛会相比竞技水平甚至更高(体现在优势项目),通过高质量的赛事运营和展示,将“优质内容”呈现给广大体育受众群体,对赛事影响力的提升和大众体育参与都具有重要作用。

2.5  全运会的举办前景更加稳定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跨国性的国际赛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鼓励。近日(2020年4月28日)东京奥组委主席表示,如果到2021年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得不到控制,此前推迟的日本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被取消。而各类体育赛事相继延期或停办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赛事版权购买方,到传媒、营销企业,再到票务、衍生品销售平台、赛事IP开发平台,此次疫情对国际赛事资源配置的影响较为深远,甚至可能会导致全球赛事产业链断裂。”而由于我国对新冠疫情的有力控制和整体情况趋于良好,且全运会的人员流动以国内为主,故全运会的举办形势和前景相对稳定。

3  化“危”为“机”,创新发展

3.1  重新定位全运会的价值

全运会对赛事举办地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治理水平。而由于疫情的影响,第十四届全运会场馆基建、城市配套等各方面的巨大投入要实现预期回报可谓困难重重。就自身价值定位而言,全运会为新一轮奥运周期运动员后备人才选拔和梯队建设、为我国竞技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而随着国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竞技体育的社会角色已由单一的“奥运争光”向全面服务社会转变,全运会群众体育功能愈加明显。《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提出:“以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为目标,以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在倡导“全民全运”的口号中,第十三届全运会增设群众比赛项目,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众能参与全运会,取消了金牌榜和奖牌榜,淡化“金牌崇拜”和功利化竞争。但也有学者对改革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所追求的价值与功能不同,应遵循其办赛规律,不可混为一谈”,认为这样的改革导致了竞技体育失去了竞技的魅力,也没有真正激发老百姓健身意识、提高老百姓健康水平。当前,全运会应借此契机重新定位,把“全民全运”作为推动全民健身的抓手,以“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作为“再出发”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坚持改革为“人民”的理念,“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全运会的价值和功能。

3.2  转变全运会传播策略

“竞技”到“全民”,全运会体育受众群体的变化势必会转变全运会的传播思维和传播逻辑,拓展传播途径。

全运会是“老百姓”的体育盛宴,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但同样要在国内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上展现自己的风采,并不需要唯央视、唯主流媒体的传统体育赛事传播方式。特别是伴随5G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现场观众已不再按传统的方式观看比赛,当下的趋势是观众期待更多的互动,甚至参与到比赛中。同时,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观众也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如今,不少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和职业体育联盟(如NBA和MLB)也向数字流媒体开放转播权,让网络直播成为传统电视转播之外的新选择,并且利用FaceBook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订制赛事内容。

全运会应顺应体育赛事发展趋势,根据传播对象的变化转变传播策略,打造传播热点,以实现全运会举办阶段的“全运宣传”全覆盖。

3.3  强化全运会的内容展示

体育展示是大型综合赛会的“脸面和形象”,是对“优质内容”的精准呈现。它的目标不仅是竞赛展示,还是与电视转播、网络技术、学问活动、体育启蒙和教育活动等相结合,以实现学问和价值的展示。高质量的体育展示不仅是赛会现场热烈氛围的有力保证,还能够延展赛会核心产品(体育竞赛)的传播内容和时空边界。通过成熟的体育展示制作手段,提供丰富的音视频、灯光舞美和互动内容,从体育受众群体出发,让更多广义的观众(现场观众、媒体、收看转播的观众、赞助商等)远距离感受赛场,让收看转播的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让赛场内外成为体育迷的欢乐海洋,使体育比赛真正走入观众的学问娱乐生活。重新审视赛场内容展示的功能和价值,系统地应用专业的、创新的赛事展示是国际高水平赛事的发展趋势,也是全运会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

3.4  创新全运会运作模式

3.4.1  “全运会+旅游”

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应对挑战给我国加快科技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如何搭台、唱什么戏,却又是每每可以谈出新意的话题。体育比赛,特别是像全运会这样的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事,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体育赛事”。赛事带来的是巨大的参赛人员流量、媒体流量、观众流量,随之拉动的是更大的人流和眼球流量,这些将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当地消费。

大家要“善于从眼前的危机和挑战中抢抓和创造机遇”,为来到陕西参加全运会的赛事人员、全民全运选手、体育观众、游客提供多元服务,打通全运与“吃、住、行、玩”全产业链,为其“量身定制”相关旅游服务产品,把全运会作为宣传和推广陕西旅游的平台,持续提升其产业附加值。

3.4.2  “全运会+学问”

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强调,要“进一步融合体育与学问”的概念。体育赛事与学问、地域特色相融合已成为办赛主体打造“特色”赛事的重要抓手。赛事的“特色”就是一个赛事区别于以往赛事的主题、特色和差异点,赛事的特色能体现赛事的档次。陕西学问历史悠久、氛围浓厚,而全运会各项目的举办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渭南、汉中等地都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和丰富的学问资源。加强配套全运会的学问咨询和打包产品,使学问不再是“体育+”的附属概念,而是深入融合,使得陕西全运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地方学问特色的形象品牌。3.4.3  “全运会+民生”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习大大总书记在陕西视察调研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总体工作方案》提出:“绿色办会”,倡导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共建美丽陕西;“共享办会”,围绕全民全运、全运惠民,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会,优化体育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城乡群众走进全运、参与全运、共享全运,这都是陕西全运会惠及民生的现实例证。

近年来,陕西围绕全运会在交通、通信、社会治安、饮食安全、城市环境治理、来宾住宿、体育场地设施等基础硬件设施建设和改造方面,直接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现实性民生需求。陕西省计划为当地群众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调节、全民普惠”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这正是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实践落实。立足现实,科学规划,贴近大众民生需求,办一届“亲民惠民”的全运会是陕西“以人为本”改革创新的立脚点。

3.4.4  “全运会+教育”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翼,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促进青少年健康也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全运会在陕西举办,对体育精神的倡导、丰富体育课程、全面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促进高校体育学问的发展以及“体教结合”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全运会是对青少年深入开展体育教育的难得机会和平台。让青少年参与全运会、感受体育带来的魅力,将是最好的教育。例如,可在全运会正式比赛前增加“青少年垫场赛”。一名小运动员的参赛带动的将是一个家庭与众多亲朋的现场加油与呐喊,而不仅仅是带来全运会票务和人流消费。青少年运动员能在全国最高水平竞技赛场展现自我,对后备体育人才的培养和青少年体育健康观的树立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3.5  改革全运会的筹备机制

3.5.1  改革筹备组织机构

全运会办赛一般由政府牵头成立筹备或组委会。以陕西全运会为例,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场馆建设部、组织人事部、财务部、审计监察部、信息技术部、竞赛训练部、群众体育部、资讯宣传部、大型活动部、市场开发部、志愿服务部、广播电视部、行政接待部、安全保卫部、医疗卫生部、兴奋剂检查部、交通保障部、电力保障部、气象保障部、食品安全保障部、环境治理部,共计22个部室。根据工作任务分工,包括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体育局、省资讯出版广电局、省旅游局、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等共36个单位参与全运会工作。虽然涉及的部门众多,但大部分工作最后都是由体育部门落实。例如,陕西省学问厅牵头大型活动部,主要负责十四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体表演的策划、创编、排练、演出以及相关展览、庆典活动等,省旅游局也只是众多配合落实的部门之一。

要创新全运会运作模式,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全运会组织模式,成立跨领域的专项团队。比如:成立赛事旅游专项团队、赛事包装专项团队、多媒体传播专项团队、体育教育专项团队,转变思路、突破传统,跨部门、多领域、多部门交叉融合。

3.5.2  引入专业运营团队

我国已成功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青奥会等多项世界顶级赛事,在实践中我国培育了专业的赛事人才和赛事运营企业。而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体育赛事的运营主体已逐渐由“政府办”向“社会办”的运行模式转变,体育赛事的运营主体也逐渐趋于多元。专业化的赛事运营企业参与体育赛事供给的情形将更加普遍。在赛事运营主体专业化的大趋势下,打造专业、高效的运作团队成为许多赛事主办方的首要任务。全运会改革涉及多领域的“跨界”运作,这就需要引入各领域专业的运营团队,以充实组委会现有力量,创新全运会发展理念,实现全运会效益最大化。

4  结语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推迟及世界各大赛事的改期或取消带来了对陕西全运会的冲击,而这只是推动陕西全运会“求新求变”的重要偶然因素。新冠疫情对全运会的举办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随着我国各行业的“复工复产”和经济的稳步复苏,相信陕西全运会能克服疫情带来的诸多困难并抓住机遇和优势,及时调整策略,积极应对此次突发事件,大力推进全运会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实现“健康中国”、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贡献力量。

——摘自:陈飞,蔡建靖,谭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对第十四届全运会之思考——《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0.05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防范与管理研究

   重大传染病疫情是指在一定区域和时间段内,发生一定数量的传染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传染病疫情,由于具有发病率高、波及范围广和扩散路径复杂等特点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和治理成本,同时也给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防范与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型体育赛事组织运行的影响,不同学科领域已开展相关研究寻求赛事风险管理的多样化,为赛事风险防范与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新的风险种类不断增加,风险传播的跨区域性、综合性等特点愈加明显,其具有的损失发生和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影响赛事组织正常运行和赛事交付。为此,本研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进行探讨,梳理制约体育赛事风险应急管理发展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防范和应对策略。

1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应对的现实困境

1.1  体育赛事风险防范意识薄弱

   体育赛事风险是指在举办体育赛事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及赛事管理者不能准确预见或控制的影响因素,使体育赛事的最终实施结果与赛事举办人的希望值产生偏离,并可能造成损失。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结合中国体育风险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出现频次和中心表格可以看出,高频词主要集中在风险管理、体育赛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和大型体育赛事等。

   通常认为,大型群体活动人员密集场所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为火灾、社会治安(比如暴恐袭击)以及踩踏风险等,这也是赛事组织管理和风险培训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在赛事组织风险阶段的管理中,我国异常重视赛中风险防控和管理,以确保赛事的绝对安全。在赛事风险类别管理方面,又以安保防范为主,其他风险管理不足。而公共卫生风险因子难以评估和监控,一些赛事组织者制定的防范措施没有落到实处,同时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具有办赛周期长、人员类别众多、环境介质传播复杂以及风险易呈“链”式传递等特点,极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成为风险传播的载体,这也进一步反映出赛事组织者对风险的阶段性管理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衍生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

1.2  体育赛事风险评估体系尚不完善

   目前,关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体育赛事风险评估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并且新的风险种类不断增加,风险的跨区域性、可转化性特征突出,给赛事风险防范和管理带来一定挑战。在体育风险评估方法上,首先是风险评估认识上模糊,其次是评估方法单一、缺乏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第三是风险评估方法运用中存在缺陷。此外,风险评价过程和方法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并缺乏相关危险因素与公共卫生事件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和评价指标体系,从而直接增加了风险评估和制定针对性应急预案的难度。

   体育赛事风险评估应是贯穿赛事组织管理流程的全过程,而目前一些体育赛事风险评估主要强调赛中的风险评估与管理,对于赛前和赛后风险的评估往往认识不足。在风险评估范围上,则以举办地办赛环境为主,对外围环境缺乏系统评估。例如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2011年深圳大运会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识别,将其评估范围界定在举办地赛事相关场所。在评估主体上,一些赛事管理中将风险评估和制定应急预案交由各业务口负责,虽然有助于任务分解,快速完成风险排查和信息汇总,但是对于大气污染、水上运动场地水质、危险化学物质泄漏、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等风险评估技术要求较高的风险点,则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评估。此外,在一些赛事风险排查和评估工作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描述依然为突发公共事件、突发的破坏性事件、突发事件等,显然过于笼统和模糊。

1.3  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缺乏

   随着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体育赛事的经济功能不断放大,赛事活动正向驱动形成的新业态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在赛事周期能够快速带动旅游团等流入主办地,极大激发了政府以及市场办赛的积极性。但庞大的人群流入在促进赛事举办地经济增长和提升城市形象、竞争力的同时,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亦成为亟需审视的问题。

   目前,在一些赛事管理办法或规定中,对于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的表述过于“概括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性条款,在部门职责划分中亦按照各自职责的表述进行规定,并且我国多头、分段、属地化的收益管理体制导致无法形成疫情应急管理长效机制。在实践方面,行政办赛和社会办赛界限模糊,职责不清和权责不清导致部门间缺乏横向、纵向的协调联动机制,无法圆满地应对和解决新问题。在一些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中,生物病媒防治的主责职能归属于医疗服务,相关职能纳入到场馆管理和运动员村管理中,防治政策适用时间也限于运动员村开村至闭村期间,防治场所范围以重点场所保障为主,缺乏对赛事举办地生物病媒的整体性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对大型社会活动人群聚集事故防范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人流疏散的角度出发,强调事后的应急管理与救援。另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的研究中注重对案例赛事风险管理的一般性分析,对体育赛事风险防范与管理的系统性总结不足。部分案例研究主要采用第二手资料来展现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评估与决策的演化过程,其研究者由于缺乏对当时情境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说服力。

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源

2.1  传染病风险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经济学问交流日益增多的趋势下,国际间病媒传播疾病的风险逐年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大型体育赛事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体育领域学问交流日渐频繁,观赛人群基于目标的一致性聚集涌入主办国(见表1),极易导致病媒生物性疾病的快速传播,一些大型赛事活动如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和国际足联世界杯等,更易增加主办国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


   病媒生物作为传染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中有许多属于病媒生物性传染病,如鼠疫、疟疾等。而一些消化道传染病则通过病媒生物的机械性传播在人群中扩散,如痢疾、伤寒等。由于病媒传播疾病的传播媒介较为复杂,受自然和社会影响因素较大,极易对公众健康和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造成威胁,例如在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登革热、基孔肯雅热以及寨卡病毒疫情对赛事组织工作产生一定影响;在2018年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安保人员等为中心,多数人感染诺如病毒并被隔离。病媒生物传播疾病在体育赛事活动造成的影响亦受到关注,对举办地办赛环境以及入境人员等进行病媒生物监测业已成为赛事风险评估和防范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第十三届全运会赛事组织工作中,对水上竞赛项目场馆周边病媒生物调查显示,鼠密度较高地区为拆迁区和隔离围墙区,鼠类可惊扰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传播肾综合症、出血热等疾病。

2.2  赛事组织风险

   由于传染病疫情在空间上具有聚集性,其流行病学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和扩散路径复杂等因素,对大型体育赛事各项组织工作的影响较大。一旦疫情持续或扩大,赛事组织者则通过风险评估选择延期、易址、取消或空场办赛(见表2)以规避带来的人员健康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赛事声誉风险等。在赛事组织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湖北省武汉市申办的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足球亚洲区预选赛采取了异地办赛措施;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甲等各级足球赛事也均选择延期开赛;并且由于疫情规模性发展,日本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等国际赛事组织工作亦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参赛方面,中国体操队因此次疫情无缘参加202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墨尔本站赛事;中国男子网球队亦退出戴维斯杯赛事。此外,中国、韩国部分击剑运动员赛后感染新冠病毒,无疑对后期训练和参赛产生一定影响。目前,虽然无法得知上述赛事的投入和损失,但可以预计由于赛制、赛程、赛事规模的调整以及运动员退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前期在赛事申办、场地修缮以及赞助费、转播费、人力资源费、赛事宣传与门票销售等方面的投入损失惨重。


2.3合同履行风险

   重大突发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具有的损失发生和损失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引起合同履行情况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体育赛事组织正常运营和赛事交付,具体表现为因重大突发疫情造成的赛事延期、易址、取消或空场,从而首当其冲影响货物、服务交付类合同(安保等)、劳动合同和租赁合同的履行,使得原计划的赛事转播、场馆改建、货物交付、营销等行为终止或延期。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因素仍有待商榷,但是此次疫情已成为影响赛事承办合同、赞助合同、租赁合同、安保合同以及转播合同等履行的重要因素,且直接造成合同全部不能履行、合同部分不能履行或合同暂时不能履行三种情形。但无论如何,重大突发疫情势必会造成合同履行障碍,造成给付义务的减少或者延缓,增加赛事风险成本。例如根据福布斯的估算,如果因新冠肺炎疫情越南大奖赛被取消,F1(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将会损失3500万美金的主办费用、350万美金的招待门票和来自河内的汽车制造商Vin Fast的600万美金赞助费。另外,以体育赛事产业较为发达的浙江省为例,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共有440项县级以上体育赛事受此次疫情影响停滞,共涉及人数22余万人,显然赛程的变化导致部分合同履行受到一定影响。

2.4  法律保障风险

完善的法律保障环境是促进大型体育赛事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16修正)第六章“保障条件”、第七章“法律责任条款规定中,尚无对体育赛事因突发事件取消、异址、延期或空场办赛等相关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0年《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体育赛事活动因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因素确需变更时间、地点、内容、规模或取消的,主办方应当在……按照协议依法予以补偿”。其具体内容的“概念化”导致操作性不足,易导致赛事利益相关者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突发事件中产生法律风险。从法律规范的分类来看,《体育法》中对于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授权性规范多,而相应的义务规范却很少见;对于出现“假、黑、药”、“粗、乱、危”体育现象,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什么样的适用条件下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需要明确规范。尤其随着体育赛事行政审批制度深入改革,由于缺乏体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以及相关协会虽具有一定范围的赛事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但是没有行政审批权,致使很多商业赛事没有体育主管部门的信用支撑,赛事无法顺利进行。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亦不愿承担大型观众聚集的潜在风险,同时也增加了赛事组织的其他法律风险,例如赞助冠名纠纷、虚假宣传以及其它违约情形。

另外,在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中,竞赛规程是组织竞赛的依据,具有指定规则、修改规则以及规则所不能容纳和包含的其它有关比赛的带有强制性的规定或条例,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和任何法律一样,必须明确规则适用的条件;第二,必须对赛场上的各种动作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第三,和一切逻辑上完整的法律一样;第四,明确指出判别胜负的原则和指标;第五,具有权威性,必须形成文字等”。通过梳理关于竞赛规程研究的相关文献和查阅部分赛事竞赛规程文本发现,在大型体育赛事或商业性赛事竞赛规程中,尚未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引导性意见或处置措施,这也意味着在某些突发事件情形下,由于法律文本、行业规范的不完善或滞后,现行的法律文本难以提供圆满解决依据和处置措施。

3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应对策略

3.1  建构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

   建构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是预防突发疫情等威胁公众健康和提升赛事管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其内容应包括建立预防、应急、资源调配和紧急补救机制。

   在预防层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应急预案,并结合情势需要适时修订和完善;依据疾控、卫生、应急管理等部门制定的防护标准,在场馆、运动员村等合理配备应急物资(诊疗设备等);设立赛事风险信息的标准和等级,强化风险初始信息搜集与加工处理,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风险监控和检查制度以及优化信息披露方式;建立日常和专题赛事风险评估机制。在应急层面,加强与疾控中心、卫生、医院等部门的协调合作,根据传染性疾病资源目录进行风险界定,实现对法定传染病月数据的动态监测和资源共享。另外,对赛前1-2年举办地和外围环境出现的各类传染病疫情事件给予关注和综合研判,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适时调整赛事进程。在资源调配层面,在赛事申办阶段掌握赛事举办地处置疫情资源功能、储备情况等关键信息,并在赛事全过程对资源管理进行过程控制等。在紧急补救层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一方面需要做好各类人员稳定和组织管理层稳定工作,并根据情势需要开展危机公关和舆论导向工作;另一方面,应重新审视赛事运行环境和条件,切实考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赛事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例如对赞助商合同的履行、赞助标准的调整等。

3.2  补齐体育赛事风险评估短板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能够增加赛事组织的外部不稳定因素,例如赞助商赞助意愿中断、运动员退赛以及观众大规模退票等。而高效科学的风险评估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基础,准确科学作出评估结果能够快速帮助赛事组织者做出决策进行风险处理,同时有助于识别和量化对赛事各项工作的影响,适时调整赛事组织目标和工作计划。

   在实践层面,赛事组织者应在赛事组织架构中成立赛事风险评估小组,负责对举办地办赛环境和初始风险信息进行综合评估、应急预案制定以及风险演练,同时与举办城市疾控、卫生职能部门建立联合协同机制和病媒生物监测网点,加强对病媒生物的检测以及防治力度等。在理论研究层面,持续优化体育赛事风险评估方法,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体育赛事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促进体育赛事风险评估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结合,推动风险评估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转变;建立不同类别体育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推进风险评估由定性向定量转变。

3.3  提升体育赛事风险应急管理意识

   在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防范和管理中,首先应强化赛事组织人员对风险的整体性认识,同时还要提升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以及突发疫情信息处理和组织管理水平,加强对赛事举办地病媒传播疾病的预防控制、宣传动员以及开展赛事风险管理和公共安全培训。例如普及赛事风险管理常识、利用相关赛事案例进行风险分析等提高赛事组织人员综合素养。其次,应突出赛事风险应急管理在赛事全流程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和完善应急动员机制,提升对风险信息的敏感性,增强赛事组织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能力。

3.4  完善体育赛事法律保障制度

   完善体育赛事法律保障制度首先应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着手。在立法层面,一方面应加快完善《体育法》和各层级体育赛事管理办法,促进体育赛事风险法律制度建设,并结合体育产业发展现实困境,将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纳入到法律监管框架中。另一方面,加快完善体育仲裁制度,发挥体育仲裁司法补偿作用,推动体育法治进程,为体育市场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执法层面,赋予体育行政部门或被授权单位加强对体育行业市场的监督管理,对扰乱体育市场行为进行检查监督以及对违法行为实行查处等。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行政引导或者政策引导的形式,不断规范其办赛行为。在守法层面,体育赛事组织者和赛事利益相关者应提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法律风险应对能力,善于用法治思维弥补赛事组织工作中的缺陷和短板,提高赛事管理效率。

   其次,竞赛规程不仅体现了赛事组织的基本规则和要求,也体现了赛事组织目标,同时还是规范赛事组织工作的重要工具,对于保障赛事组织工作顺利开展以及规范赛事利益相关者行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赛事组织者应不断丰富竞赛规程内涵,提升竞赛规程制定和实行的科学性、实效性,积极发挥竞赛规程在赛事组织工作中的“指引”和“规范”作用,明确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主办方、承办方、赞助商等)的权责和义务。

3.5  探索赛事利益相关者避险机制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赛事组织者需要评估赛事投入、声誉、赞助商利益等以快速做出风险规避、缩减以及转移等处理措施,降低风险经济成本。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具备不可抗力因素,一旦发生,赛事组织者不得不采取延期、易址、取消或空场办赛等措施规避赛事风险,无疑使赞助商、服务商等经营行为中断。因此,探索建立赛事利益相关者避险机制和市场化补偿机制既是推动体育产业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保障赛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面对新的风险种类不断增加的因素下,体育赛事组织者应探索建立第三方避险索赔机制,提升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意识,积极与保险业主体开展横向合作,研发新的保险产品(赛事取消保险、延期保险等),确定体育赛事保险赔偿技术标准和保险责任范围,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赛事承办合同、赞助合同、租赁合同等履约问题,应在制定合同前,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办赛环境条件,约定增加不可抗力条款及相应情形下的解决路径及责任分摊,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或降低赛事利益相关者经济损失。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赛事组织者应与赞助商、服务商、合作伙伴等各方开展积极的沟通,以积极的姿态与赛事利益相关者进行商议与协作,及时履行止损义务。

4  结语

随着我国体育赛事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范与管理问题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和需求,诸多学科领域在体育赛事风险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但是从研究范例、研究问题等视角梳理我国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研究现状和剖析赛事风险源,发现其主要存在问题包括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风险评估方法尚不完善以及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等,从而增加了赛事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和管控难度。因此,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和维护赛事利益相关者权益,应通过建构体育赛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补齐风险评估短板,提升赛事组织者风险应急管理意识,并不断完善体育赛事法律保障制度和探索赛事利益相关者避险机制等措施提高我国体育赛事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水平。

——摘自:林桥兵,吴钟,兰彦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防范与管理研究——《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20.03

东京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背景下我国奥运备战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进路

   2020年3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以体育赛事为依托的全球体育竞赛表演业大面积延期或停赛。为尽力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保护运动员和奥林匹克的利益、维持全球国际运动时间表,国际奥委会(IOC)于2020年3月30日宣布东京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

   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窗口期时间位移、奥运参赛资格悬而未果、国际单项赛事裹挟其中的情况下,我国奥运备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的备战问题是我国体育行政部门必须面对的实践课题。基于此,本文针对奥运延期的背景及其遗留问题,深度分析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背景下我国奥运备战的实然困境,并提出奥运健康备战的应然进路,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背景下我国奥运备战工作的调整提供借鉴。

1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奥运备战及延期应对措施概述

1.1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奥运备战措施概述

   我国奥运备战经验与紧急应变能力不足,依据近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榜排名,对我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重点竞争对手美、英、俄以及潜在对手日本等国家的奥运备战工作,以及英、日两国应对奥运延期的措施进行梳理,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背景下我国奥运备战措施的快速调整提供参考。

1.1.1  强化政府领导职能

   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失利使英国政府决心围绕竞技体育实行“英国特色举国体制”,加强政府对竞技体育工作的主导。为备战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政府制定了《2012使命计划》和《2016使命计划》,通过国家资金投入保障运动员训练设施建设、联合国家彩票基金强化国家与社会的联合参与、加大体育财政投入等措施,强化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领导职能,集中优势资源保障重点项目的竞技优势。

   日本通过政策改革与部门调整,实现奥运备战事务一体化管理,加强国家对奥运备战工作的主导。2014年,日本推出“全日本体制”,即通过改组政府体育主管机构、颁布竞技体育宏观政策等措施,加强政府对奥运备战工作的权力集中。2015年,日本改组体育青少年局为体育厅,拔高体育厅行政管理级别、重新设定下属科室职能、增派工作人员,从宏观层面全方位统筹奥运备战相关事务。同年,文部科学省调整经费划拨方式,奥运支援经费跳过本国奥委会直接划拨到各竞技单项协会,加强政府对竞技体育工作的干预。2016年日本颁布“铃木计划”,集全国之力组建高水平运动表现中心,为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保障。

1.1.2  加大重点项目资金投入

   日本《铃木计划》的侧重点在于支援优势夺金项目,其增资途径为两种:一是提高体育财政预算,总体提高项目资金投入。日本申奥成功后体育财政预算逐年增长并不断突破新高,体育财政预算由2013年的243 亿日币增长到2018 年的340 亿日币,同比增长40%;奥运备战训练经费由2014年的48.5亿日币增长至2018年的96亿日币,同比增长近一倍。二是划定重点项目,实施资金重点援助。依据各竞技项目世界大赛竞赛成绩及既定目标完成情况,将有望夺金夺牌的竞技项目认定为重点支援项目,并根据项目评定等级划定资助比例(S级增援30%,A级增援20%)。

   英国通过分类调整资金投入配比,严格把控资金出口和效益增值,提高资金利用率。2016年,英国体育理事会决定采取新式奥运项目经费配比计划,规定配比金额依据项目夺牌潜力而定。英国政府奥运备战项目资金投入坚持以夺金潜力为导向,严格把控“投入—产出”绩效考核,依据项目竞技成绩确定下一阶段资金投入,实施资金投入与绩效评估反馈机制。英国政府虽在投入金额方面较伦敦奥委会有所下调,但在资金配比上实行潜力夺金项目专项资助计划,加大重点项目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绩效考核机制保障资金利用效率,严把资金流出关口实现效益增值。

   美国通过优势项目训练保障、税收减免、奖金激励、分类资助等措施提高运动员生活水平及收入保障。2012年,颁布免税政策,免除运动员奥运奖牌收入应缴纳的税务。2013年7月,颁布《高水平竞技运动计划》,旨在加强优势项目体育人才培养和高水平训练中心建设,完善优势项目硬件设施和训练服务保障工作。美国奥委会通过《奥运金牌计划》按月资助运动员生活保障金,并提高夺牌运动员奖金额度,从物质层面激励运动员刻苦训练。在资金投入方面,对夺金优势项目和弱势项目采取资金分流策略,加大夺金项目资金投入,削减或停止弱势项目资金投入。

1.1.3  提高奥运备战科技保障

   日本注重科学技术对奥运备战的保障工作,通过增加科研经费、成立体育科学研究中心等举措加强科技保障工作。在国家财政方面,2013年日本科研经费投入为23亿日币,2016年增长为45亿日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大政府对奥运科技攻关的扶植力度。在组织援建方面,日本政府新建了包含体育情报搜集、运动员数据处理与分析的体育科学研究中心,就重点项目训练难点进行科技攻关,将数据分析、视频解析、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融入运动员奥运备战训练与保障工作,加大运动训练保障工作的科技成分。

   美国实施以科技驱动为推动力的备战工作,针对奥运夺金项目架构科技辅助训练体系,研发不同项目运动跟踪系统,运用现代科技,打造以教练员为主体,涵盖专业训练、营养补充、信息处理、医护监管工作的科学训练团队,以科技手段精准助力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多方位提升,确保运动员运动潜力的全面开发。

   英国奥运备战的科技助力主要体现在多学科复合型服务团队的组建。英国奥委会制定了“高水平竞技系统数据战略”“高水平运动员心理健康行动计划”,组建了以夺金项目运动员为核心的涵盖竞赛训练、心理监控、医疗保障的“伤病康复训练+心理辅导+职业规划”多学科复合型服务团队。在科技攻关方面,英国政府注重数据分析在高水平竞技备战中的作用,以实时数据为支撑,重点解决前沿技术的运动训练应用问题,保障运动训练技术的先进性。

1.1.4  注重后备人才多元培养

   俄罗斯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主要依靠宏观政策统筹规划和实时调控。2009年,俄罗斯发布《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体育发展战略》,从硬件设施入手推进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工作,保障青少年锻炼环境;从教育系统入手改革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提高课程量,加强课程质量管理;从竞赛体系入手,设立体育专项活动计划,提高青少年体育参与度。2015年俄罗斯发布《2016—2020年青少年体育发展计划》,明确表示要提高各级后备人才占比,提高运动健将数量。

   英国从运动训练的起始工作出发,整合世界运动选材领域最新成果,相继颁布英国“发现金牌计划”“世界级运动员选材计划”“探索你的金牌选材计划”,确立了世界级运动选材计划,通过跨项选材、动态选材遴选竞技体育项目天才少年,助力少年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快速提升。在遴选层面英国体育部门通过制定科学的选材方案,保证选材的合理性;在生活层面对入选运动员进行全方位资助,解除其后顾之忧;在训练层面指派优秀教练员引导入选青少年从事高水平训练活动,缩短运动员成材周期。

   致力于运动员不同阶段的特征,日本在选材阶段通过“TID计划”将募集训练与转型对接,搭建具有良好运动潜力的适龄儿童与优秀教练员之间的桥梁。通过竞技体育“一贯引导系统”将J-STAR计划渗透到学校体育领域,为各个竞技项目挑选适应型人才,并挑选一定数量潜力突出的竞技后备人才直通中央竞技团体。聚焦培养世界级选手,日本制定希翼之星海外强化训练扶持计划,资助运动员及运动训练团队赴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进行强化训练。

1.2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奥运延期应对措施概述

   英国出台竞技体育引导方案,从训练保障、资金规划层面实施竞技运动员保障计划。在运动员训练保障方面:(1)编写运动员复训引导文件对每项运动的风险进行评估,在保障运动员健康权益的前提下分批分阶段恢复运动员训练活动。(2)设立在线数字心理健康服务社区,为运动员提供生活方式顾问、心理学家、医生和其他支撑人员的持续支撑。在资金规划方面:(1)资金节流。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化带来的财务影响,英国体育行政部门重新确定工作流程的优先级,着手动用后备力量重新部署或辞退工作人员以实现资金节流。(2)已投放资金正常使用,不会收回对世界级项目的任何财政投资。(3)延长运动员资助时限。体育行政部门将运动员表现奖(APA)的领取时间延长至2021年3月,保障疫情期间运动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日本实施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延期备战调整计划,加强运动员的安全防护与心理适应。(1)设置新冠肺炎疫情专项经费为日本奥运综合训练场馆统一配备JISS空调过滤设备,提高运动员训练环境的安全指数。(2)设立疫情防控咨询体制。JISS体育诊所综合竞技团队医疗资源开设新冠肺炎疫情咨询窗口,消除运动员健康疑虑。(3)建立特色网站,为运动员提供信息援助。在高性能体育中心(HPSC)设置了面向竞技团体、运动员的临时特色网站,为因疫情停训赋闲在家的运动员提供营养、医疗免疫以及特殊条件下的调理信息和远程支援。(4)强化战略计划的支援活动。对国家宏观体育政策的实施进程进行现状分析,强化战略计划目标和里程碑的重新评估,保障竞技体育宏观战略目标的实现。

2  我国奥运备战的实然困境

2.1  运动员职业化训练问题

2.1.1  训练计划时效性不足

   时效性是指同一事物在不同时域具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时效性决定了决策在特定时间内是否有效,决策的时效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决策的客观效果。大周期训练计划通常采用“倒充式”,以奥运竞赛窗口期为时间节点,训练计划紧密围绕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工作予以规划,力求在奥运竞赛窗口期临近时进入最佳竞技阶段达到个人竞技峰值。延期背景下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窗口期时空位移导致我国奥运备战计划发挥时效性的特定空间时段随之更迭,既定的奥运备战计划已不能适应现阶段运动员训练备战的实际需要。

2.1.2  训练周期性规律遭到破坏

   由于重大比赛多以四年为周期,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也常以四年为单位,划分为“基础年—积累年—提高年—突破年”,体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特点。构建区间性多年训练过程的各个年度训练过程都有着特定的训练目标与具体安排,如2008年陈中依据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窗口时段和个人竞技发展周期性规律提前一年制定了奥运冲刺阶段训练计划。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运动员多年训练计划的核心目标,遵循原定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运动员即将进入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的个人最佳竞技阶段,且竞技能力峰值期通常维持8周左右。东京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一年举办导致运动训练的周期性规律遭到破坏。

2.1.3  经费拨付与体育赞助到期

   我国奥林匹克运动会训练经费拨付依据训练人数、训练天数和经费标准核定。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拨乱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训练经费的使用时限,稀释了资金使用额度配比。以奥运周期为时间单元拨付的训练经费使用时限即将逾期,奥运备战周期延长增加了职业训练活动的经济成本,各个项目训练物质的补充、器材设施的维护都需要经费的保障。依据职业训练活动需要延长运动员经费拨付年限、提高经费拨付额度是保障奥运备战活动持续稳步推进的经济基础。

体育赞助是指企业向体育组织提供金钱、实物或劳务等支撑,体育组织则以广告、冠名、专利等无形资产作为回报,使两者平等互利共同获益的商业活动。体育赞助与财政部训练经费拨付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会训练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举行,企业赞助合同时限即将到期,中国奥运团队将丧失重要资金支撑。

2.1.4  兴奋剂管理力度宽松

   奥运延期与公共卫生防控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放松了兴奋剂的检测与管理工作。“孙杨案”与“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将违禁药物泛滥导致的奥运公平性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加以疫情防控对兴奋剂检测工作的冲击,为保护运动员参赛的纯洁性和干净运动员的参赛权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势必加强兴奋剂的检测力度。全面停训停赛导致运动员训练效应消退,为避免我国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提高运动成绩,有必要加强兴奋剂的利害宣传工作,强化运动员公平意识,保障我国奥运参赛利益、塑造竞技体育大国形象。

2.2  运动员年龄与体能问题

   运动负荷效应是运动员机体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变化程度,该效应具有延迟性,延迟性的形成与负荷量和负荷强度的刺激水平、运动者机体的承受水平有关,疲劳是运动负荷延迟效应的典型表现之一。对全力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种子选手、因伤错失奥运赛场的待训选手以及运动生涯收官之战的老将选手而言,延期导致的运动参赛年龄与体能障碍问题令运动员喜忧参半。

2.2.1  运动员年龄问题

   1)奥运参赛资格审查。奥林匹克章程并未对参赛者年龄作出明确规定和限制,但是在征得国际奥委会同意的前提下,单项体育组织可以对本项目运动员的年龄进行限制。出于人体承受能力和健康因素考虑,奥林匹克运动会部分项目对运动员参赛年龄设置了上行或者下行要求,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拳击项目选手年龄上限为34岁,体操运动员参赛年龄下限是15岁。如何界定因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牵扯的超龄和适龄运动员的奥运参赛资格审查及公平性失衡问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的遗留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竞技人才遴选的制度障碍。

   2)奥运延期时间红利。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既是对因伤病及个人原因停训运动员的安全保护,也是其重返东京奥运舞台的历史契机。东京奥运延期一年为停训运动员争取了伤病恢复与竞技状态调整的时域空间。把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的空窗时段与伤病恢复预期时段空间重叠的时间红利,加快功能性动作恢复,希冀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窗口期恢复并达到最佳竞技状态,扩大我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竞技人才遴选范围,可为选派高水平运动员参赛提供备选方案。

2.2.2  运动员体能问题

   1)运动员负荷承受能力。人体的形态学特征是其体能的质构性基础,人体的机能特征是其体能的生物功能性基础,当训练的系统性和连续性间断或停顿时,体能训练效应很快消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正是奥运备战团队封闭冬训时期,冬训是竞技运动员体能储备的关键环节,冬训质量关乎运动员第二年的竞技状态。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窗口期推迟,运动员需在下个奥运窗口期来临前达到最佳竞技状态,这就需要运动机体再次承受高强度的训练负荷刺激,连续两年经历两个高强度负荷刺激阶段,运动员的生理承受力及运动负荷效应难以把控。

   2)运动员体能障碍。依据项群训练理论,运动员体能水平在体能主导类项目中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在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和技战能主导类对抗性项目中具有重要作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一年使得传统奥运备战周期由4年被动调整为“4+1”模式,运动员训练周期延长对突出体能要求竞赛项目老将选手的身体机能是一次考验,身体机能状况不佳所导致的体能短板是制约其顺利参赛的最大阻碍。

2.3  运动员心理问题

2.3.1  运动员特殊心境变化

   依据运动心境最新研究表明,冬训期间高强度的封闭式训练会降低运动员自尊水平,诱发紧张、抑郁、疲劳上升和精力下降等消极情绪。受冬训时期特殊心境变化和传染病防控禁足的交互影响,运动员居家隔离和封闭集训环境等活动空间限制容易引发心理过度应激问题。把握运动员特殊的心境变化,激发运动员强烈的参赛动机,控制其适宜的激活水平,建立稳定灵活的参赛思维程序及参赛行为程序,对于运动员成功参赛具有重要意义。

2.3.2  运动员负向心理问题

   世界级运动员通常具有鲜明的训练周期规律和竞技能力增长规律,训练计划的局域波动可能会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持续增长造成影响,进而诱发不良心理情绪,尤其是突出心理稳定能力的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目更要重视运动员的负向心理问题。奥运备战团队在引导训练备战活动时要把握运动员的特殊心境变化,采取开放式训练、心理健康疏导等措施消除运动员消极情绪,全身心投入奥运备战训练。

3  我国奥运健康备战的应然进路

3.1  顶层设计:多方联动维护运动员参赛利益

3.1.1  调整训练计划,补齐体能短板

   体能是制约我国运动员跨入世界竞技体育顶尖梯队的非衡结构短板,奥运延期时间红利为我国运动员补齐体能短板提供了充裕的时间。(1)对于体能占主导或重要作用的竞技项目,将体能训练作为重点工作列入奥运训练计划内容调整列表,对运动员进行为期一年的专项体能训练,补齐运动员体能短板,提高木桶结构中竞技能力优势因子与弱势因子间的高度落差,全面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2)因疫情防控我国实行交通管制,部分从事体能训练的外籍人员滞留国外。体育行政部门可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才遴选与推荐制度,通过专家举荐、单位推举、自主报名的形式挖掘体能训练领域专业人才,针对奥运夺标种子选手配备专业化体能训练保障人员,全力保障我国运动员体能训练工作。

3.1.2  筹办奥运备战锦标赛,公开选拔奥运竞技实力选手

   国际疫情笼罩下各级赛事全面停滞,运动员缺少参与国际赛事评测个人竞技状态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应依据各项群训练与比赛特征以及疫情防控形势,在保障运动员健康权益的前提下主持筹办奥运备战锦标赛。(1)抽调各级梯队实力选手参与奥运备战锦标赛,贯彻以赛代练引导思想,通过模拟型比赛维持运动员竞技状态;(2)通过奥运备战锦标赛评估运动员竞技状态,并通过与实力选手同场竞技对自身缺陷实施精准定位,积累比赛经验;(3)依据运动员配额实施奥运参赛资格公开透明选拔机制,通过奥运备战锦标赛竞技成绩重新选拔具有奥运竞技实力的运动员进入奥运备战梯队。

3.1.3  强化兴奋剂管理工作,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强化兴奋剂管理工作是保护运动员健康权益、维护大国奥运利益的重要手段。(1)定期开展兴奋剂专题宣传活动,加强教练员、运动员的思想教育,树立公平竞赛的竞争意识;(2)建立兴奋剂违规连带责任制度,主教练负有兴奋剂违规运动员的连带责任,依据兴奋剂管理条例对教练员实施罚款、禁赛等惩罚措施;(3)推进我国兴奋剂检测机构建设,提高我国兴奋剂检测能力,严把兴奋剂检测关口;(4)借鉴俄罗斯兴奋剂治理模式,积极推动将兴奋剂违规纳入刑法,对服用或唆使他人服用兴奋剂和违禁药物者须承担刑事责任。

3.2  科技驱动:三位一体助力奥运备战

   大国竞技体育的竞争是赛场角逐,更是科技角力,科技保障是大国竞技体育崛起以及崛起战略产生的先导。纵观长期占据奥运项目优势的国家,背后都有科技的强力支撑。科学研究、运动训练与恢复手段三位一体交叉融合是当代世界竞技强国运动训练体系构建的共同特征。对比世界竞技体育强国,我国奥运备战的科技水平与科技服务相去甚远。奥运延期为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进程争取了缓冲时间,我国应充分利用奥运备战周期延长的时间红利,实施奥运科技攻关、数据处理与情报搜集、优势资源跨界合作等措施推动我国科训联动一体化进程。

3.2.1  设立运动数据中心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高水平运动表现中心的共同特征是实施以数据为导向的训练理念。体育情报搜集与数据处理方面,美国设置了“球探”“数据分析师”等职务专门负责体育情报的搜集与分析工作;日本则成立了体育情报与运动员数据中心,实施运动数据一元化管理。(1)借鉴日本模式在国家级体育科学研究所辖下设立运动数据中心,设置专职数据搜集与数据处理的从业人员;(2)研发多功能运动数据处理App,全方位实现运动员数据分析和体育情报数据的有序梳理和及时传送;(3)世界范围内搜集潜在对手、人员备战、技战术风格的相关信息,依据奥运大项、小项逐级建立竞技对手数据库,做到知己知彼;(4)搜集我国运动员实时训练数据和多年训练计划周期变化的阶段特征,为科学监测运动训练过程、对比潜在对手同期数据提供样本支撑。

3.2.2  整合优势资源,提高科技助力

   西方体育界有一句经典话语:能通过科技提升训练成绩一秒钟,就绝不通过训练。时至今日,运动训练活动已不再局限于师徒传技,还通过科技来助力运动训练活动集成化、科学化。(1)我国应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积极推动体育单项协会对接社会优势资源,与社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建立跨界合作机制,借用优势科学技术全方位保障运动训练活动。例如:风洞建设昂贵,利用汽车行业大型风洞进行训练;(2)发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整合地方省份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广纳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体育科研人才,组建涵盖多种学科领域的奥运科技攻关团队;(3)建立体育科学研究组织网络,在各局域网络间建立共享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与跨项群合作,加强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科技攻关和技术服务。

3.3  人文关怀:奥运备战注重以人为本

   在向大国竞技体育崛起战略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以夺标为首的举国体制忽视了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3.3.1  科学评估,注重运动员心理关怀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运动员暂停职业训练活动闭户隔离,心理难免产生负向应激反应。体育行政部门应借鉴英、日延期措施,建立运动员心理健康调理机制,通过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向运动员定向提供心理咨询与调节服务,消除运动员负向应激反应,确保运动员心理状态平稳;(2)奥运备战团队在调整奥运备战训练计划时应对运动员身体、心理实况进行科学评估,把握运动员的特殊心境变化,妥善处理训练备战与以人为本的协调关系;(3)加强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目运动员的心理监测,采用基础心理训练与专项心理训练手段强化运动员竞技制胜因素。3.3.2  专项帮扶,注重运动员生活关怀

   1)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运动员训练补助的正常发放,保障运动员基本经济来源;(2)延长运动员训练经费拨付期限,将原定拨付期限延长12个月;(3)设立帮扶计划,对感染新冠病毒的运动员进行专项资助,体现人文关怀;(4)做好因疫情延期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与保障工作。

4  结语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延期对我国奥运备战的紧急应变机制和风险规避能力是一次重大考验。时值中国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交互之际,面对奥运备战实然困境,我国体育行政部门应采取积极手段推进奥运延期备战工作,调整奥运备战计划,处理好适应负荷与适时恢复、科技攻关与医疗保障、运动训练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在风云涌动的国际体育治理格局下,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合理部署延期的奥运备战工作,维护我国竞技体育合法权益。 

——摘自:刘文昊,冯鑫,东京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背景下我国奥运备战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进路——《体育学研究》,2020.03

比较与启示:中美竞技体育发展保障研究——以运动员、资金、科技保障为例

竞技体育一直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作为世界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美国在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彰显出较高的实力和水平。反观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在后备人才培养与服务保障、运动项目资金投入、赛事训练备战、科技支撑等方面同美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将以运动员为中心,以训练效益为导向,合理分配体育项目资金,构建跨学科、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体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打造‘训、科、医、教、服’一体化训练基地,加快科技助力奥运步伐”等一系列举措,这一政策也强调了发展竞技体育在我国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据此,本研究从竞技体育保障三要素着手,通过对中美运动员服务保障、竞技项目资金投入保障、科技保障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发现我国目前存在的短板,为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

1  文献回顾

竞技体育实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资源保障基础之上的,其中,运动员保障是基础,资金保障是重点,科技保障是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势。

体育竞赛成绩的突破离不开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而国家对运动员专项训练与服务保障的重视和投入是运动员安心训练的基础。美国将“以人为本”的培养理念融入到运动员服务保障体系中,通过国家管理机构体系和社会支撑体系二者相互合作,在政府、社会机构、企业、学校等协同作用下,为美国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福利和职业发展机会,全方位保障了运动员的权益。其中,美国体操界大规模性侵案促使美国全面认识到运动员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并倒逼美国进一步深化运动员权益改革;美国奥委会通过了包括《业余体育法》(Amateur Sports Act)在内的一系列法规保护运动员合法权益,通过国家管理机构、美国安全体育中心等,加强对侵权违法行为的法律约束与制裁。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对我国运动员的继续教育和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总体上看,我国正在探索建立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含学问教育、社会保险、退役安置、就业培训、工会维权、劳动救济等。其中,运动员产权交易制度是运动员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改革内容。

在资金保障方面,美国遵循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模式,主要依靠企业赞助、社会捐赠、自主经营等,维持竞技项目资金需求。朱毅然聚焦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清晰描绘了美国政府在竞技体育投融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除美国精神学问和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外,成熟的体育市场体系和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中国竞技体育在选材、训练、备战等方面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扶持,存在着投资主体单一、成本过高、资金分配不透明等弊端,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不同环节的资金需求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科技助力竞赛成绩提升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袁守龙认为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多的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将不断覆盖竞技体育领域。备战期间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对提高竞技成绩具有重要作用,科技补短板已成为各国竞技训练的主要攻坚内容。美国通过商业化、企业化、跨界合作等方式推动了前沿体育科技改革,为运动员训练、康复等提供了全方位的科技保障。陈小平从运动员训练角度切入,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助力奥运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构建科学化训练团队,探索竞技训练的科学化发展之路等。冯连世提出中国需要通过构建复合型训练团队等措施,有效保障科技攻关和科技服务,“跨领域”“跨学科”将成为体育科技的主要改革方向。

综上,中美两国均将运动员保障、资金保障以及科技保障作为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重要突破口,但现有文献针对三者的系统论述不多见。因此,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中外文资料和专家访谈,将中美竞技体育运动员服务保障、竞技项目资金投入保障、科技保障作为重点比较内容,以期区分中美竞技体育发展保障的不同之处,围绕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短板,探索保障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

2  中美竞技体育运动员服务保障研究

2.1  美国竞技体育运动员服务保障研究

美国始终遵循“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发展主线,在运动员训练期、职业转换过渡期、退役转业期三阶段均设置了完备的服务保障体系。

在早期训练阶段,为保障运动员训练和参赛的顺利进行,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ationalCollegiateAthleticAssociation ,NCAA)除了提供组织、资金保障之外,还通过学校体育部门或学校的健康/咨询平台向所有学生运动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和相关资源,缓解运动员在学习期间训练的心理压力,为运动员正常训练比赛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在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美国奥委会主要为运动员提供各种教育和职业发展补贴。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协调配合,通过立法、政策鼓励等方式增加了学生运动员获取助学金的机会。例如,大学生运动员可以延期毕业1年,并获得就业前的生活津贴以及5年的医疗健康检查和保险等。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共有173位学生运动员获得了大学学费的资助,包括52位正在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49位已退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选手以及72位有希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在运动员退役阶段,美国通过再教育、再培训的模式,为运动员职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路径。1988年美国开始实施的“运动员职业计划”(Career Programs for Athletes)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了就业培训和职业咨询服务,且接受此项服务的运动员人数不断扩大。2019年10月,美国奥委会推出了“运动员职业与教育计划”(Career and Education Programs for Athletes),通过在线平台帮助运动员检索就业信息和申请教育奖学金。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美国共投入7640万美金用于培养优秀运动员,其中包括620万美金的津贴、培训、竞赛资源、健康保险福利和320万美金的竞赛奖金。为了吸纳更多的体育竞技人才,美国进一步提升运动员的奖金额度,部分州免除了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奖金的地方税和所获奖牌收入的所得税。这些举措不仅拓宽了运动员继续教育的渠道,也为运动员提供了兼职工作机会,保障了运动员权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2.2  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服务保障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不仅加强了运动员服务保障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中也进一步加大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培训力度。

在政策制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学问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引导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应给予运动员全方位的保障,强调了运动员综合发展的重要性。2011年修订的《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资金预算方式,并将运动员教育资助、职业辅导和就业服务纳入到“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中。201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拓宽运动员就业安置渠道,创新就业安置方式等具体意见。2018年开始实施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办法(试行)》,进一步加大了对伤残运动员的保障和关爱力度。

在实践方面,国家加大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培训力度,完善了运动员引进选调和退役安置的管理办法。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为退役运动员举办了9场专业培训,为运动员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地方体育局和运动员职业辅导部门为运动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2012—2017年,江苏省退役运动员平均每年参加职业转换的培训比例达74%左右;辽宁省在开展健身教练、大众跆拳道、运动康复等一些传统培训课程的基础上,结合了现代化“互联网+”的模式,设置了网销、新媒体推广、线上互动等项目,拓宽了退役运动员职业选择路径;湖北省立足于市场需求,将退役运动员职业选择拓展为运动康复师、体能教练、健身教练等多方面,并针对这些岗位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运动员的培训;香港“运动员教育及就业计划”(Career and Education Programs for Hong Kong Athletes)以奖学金的形式给予运动员教育支撑,并通过加强职业配对和增加实习机会等方式对运动员提供就业援助,以“体育大使计划”和“奥梦成真计划”为载体,培养运动员的生活技能和社会责任。

总体上看,中国正不断地从政策和实践方面,探索竞技体育运动员的服务保障机制,但我国运动员的基础性保障、行业性保障、发展性保障、组织保障和资金保障五方面的工作体系仍有待完善。国家、社会、行业、个人等不同层级,不同单位之间由于沟通不畅、利益不一等,对运动员实施的服务保障难以做到高效落实,再加上我国政府与社会资金对运动员的扶持力度还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运动员服务保障工作的开展。而美国在运动员激励、运动员就业平台搭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在特有国情背景下,理应围绕奥运备战,聚焦运动员这一主体,进一步设计、完善、落实运动员服务保障机制。

3  中美竞技体育项目资金保障研究

3.1  美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保障研究

美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来源广泛且较为稳定,主要是通过各体育组织向社会进行筹集。美国以成绩和金牌作为项目资金投入的原则与依据,其资金的投入效益较为明显,激发了其优势项目的发展潜力。

美国竞技体育管理方式是社会主导式,政府及管理机构仅给予运动队部分的财政支撑,运作资金主要来自捐赠、赞助、特许使用费、商业经营等,其自主经营、精打细算的模式有效保障了竞技体育项目的资金投入。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引领与引导下,美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投入分配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金牌行动计划》(Gold Medal Campaign)、《高水平竞技运动计划》(High-level Athletics Plan)等计划的相继出台,将金牌指标定为世界第一,并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调整备战政策。

“投入与成绩挂钩”是美国奥委会资金分配的主要原则,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劣势项目等不同项目的分配金额具有显著性的差异。根据2004—2014年美国各单项协会对其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研究发现:在游泳、田径、体操、速度滑冰、滑雪和雪上滑板等夺牌大项上,美国增加了资金投入力度;对手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夺牌无望项目则停止了资金投入。此外,美国项目协会对现代五项等个别拥有尖子选手的项目,选择增加投入。例如,当24岁的伊萨克森(Margaux Isaksen)在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第4名后,美国对现代五项的资金投入随着这颗新星的升起而逐渐增加,达到了58.9万美金,比2009年该协会得到的资金投入提高了2倍。另外,美国对未来入奥的项目选择进行先期投入,包括于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入奥的橄榄球,以及将于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入奥的垒球、空手道等。

3.2  中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保障研究

“举国体制”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具有鲜明的计划性。在该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资金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对竞技体育项目资金的总体布局不够清晰,仍未形成系统的管理模式。

在我国,中央与各级政府以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的方式,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场馆建设费用,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以及运动员薪金福利等。我国竞技体育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投入、社会筹集(体彩、企业赞助、银行借贷、捐赠等)、经营创收、利用外资等。其中,2018年体育彩票公益金向竞技体育领域投入了约17550万元,50%的公益金用于支撑国家队备战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其余50%则用于保障《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国家队训练津贴、运动队学问教育与科研、国家队训练基地条件改善等方面。从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奖牌项目的资金投入比例可以看出: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击剑、摔跤、举重等在内的18个重点项目的经费份额占总数的70%;其余的投入主要用于有望夺冠的潜优势项目(如花样滑冰、自由滑雪等)。

近几年,虽然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分配制度较过去更加科学,但实际上由于管理机构冗杂、监督不严等,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的效益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竞技体育的公共支出绩效并不理想,张凤彪以我国25个省市区的2002—2011年的竞技体育支出数据作为样本,结果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支出绩效(投入—产出—结果)极为低下,各地的绩效指数尚未出现优秀、良好等级。

由此看出,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投入过多依赖政府,且分布不均衡、比例不清晰、规划不明确等,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少,产出效益欠佳,政府财政压力大等问题。而美国的竞技体育发展资金的来源渠道多样、灵活,且在项目资金分配上有的放矢,市场化、经营化的筹资模式,保障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需取长补短,不断探索高效的竞技体育项目资金保障模式。

4  中美竞技体育科技保障研究

4.1  美国竞技体育科技保障研究

科研、训练和保障(恢复、心理、营养等)“三位一体”的衔接与融合,是近几年美国竞技运动训练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竞技体育发展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吸纳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工作中。

美国大型体育企业积极投身科技领域,助力本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美国STATS企业研制的无标记智能化运动跟踪系统“Sport VU”,已经被运用到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和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NHL)等多个职业联盟的比赛和训练中。美国SPT新开发的“SPT2”运动员追踪系统,不仅能追踪记录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最大速度、跑动距离、强度和训练量等数据,而且能够进行实时反馈,以帮助教练员尤其是体能教练制定更加科学可行的训练计划。Orreco企业致力于生理指标的统计,利用企业的采血、血检技术,分析运动员身体状况和可能导致受伤和疾病的诱因,为运动员提供定制化的训练、恢复以及饮食的建议。Orreco企业推出的名为Fitr-Woman的应用程序,会根据女性运动员的生理周期,为其提供个性化的营养和训练建议,优化女运动员经期训练效果。NFL和美国通用电气企业耗资6000万美金,通过工程、生物力学和材料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发产品,有效预防运动中产生的损伤等。

此外,美国奥委会、医疗中心、高校等积极投入到科技助力竞技体育中。美国奥委会内设了运动医学、运动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并且通过举办国际高原培训研讨会推动本国竞技体育的科技创新,例如美国游泳协会利用泳道成像技术,检测游泳过程中出现的动作问题。美国医疗中心通常设有私人研究实验室,为运动员的身体检测及治疗提供了便捷条件,比如通过肌肉发声技术测量运动员的身体活动情况,在60s内利用超声波检测运动员特定的糖原数据,并形成综合性报告,在运动恢复和损伤预防方面提供了预先性数据。为保证高校的体育科技研发能力,美国还将一些项目的训练基地设立在大学中,部分大学建立了面向全球聘请体育科研、医疗、康复等专业人才的平台,为本国的体育科技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4.2  中国竞技体育科技保障研究

近年来,科技进步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贡献正在加大,体育科技成果不断丰富,尤其是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创新有了较大突破。

我国教练团队和科研团队有机结合,开展竞技体育训练工作,通过提出周期训练板块化、高原训练平原化、恢复手段动态化等理念,以及建设智能化、数据化训练平台,迎来了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快速提升。近几年,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创新有了较大的突破,比如在滑雪服里加入了定位系统和求救技术;沿海赛艇项目得到了科技的助力,科研人员在实船生物力学参数测试、实船动力学信息反馈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通过信息反馈与检测系统对运动员动作的生物力学特征进行全面分析,辅助运动员完善技术动作。此外,伴随着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国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精力,实现了反兴奋剂工作与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

我国政府部门在开展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且我国社会组织和企业也积极加入到竞技体育科技研发行列中。如北京康桥诚品科技有限企业专注于漂浮行业技术的研发和设备生产,服务于国家举重队、游泳队、摔跤队等。博迪加科技(北京)有限企业推出了以服装为载体的心电、肌电、呼吸相关的检测产品,应用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并为运动员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贝马体育科技有限企业则通过业界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结合可穿戴硬件采集大数据,提高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先进研发和分析策略的充分应用,有助于我国挖掘运动员潜力,优化训练计划,提高运动成绩。

虽然最近几年,科技助力竞技体育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是受制于传统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大量新的训练理论和方法较少甚至未应用到训练实践中,在运动评估、运动员选材、伤病预防、赛事预测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挖掘价值。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和体育部门拨款,尚未能全面汇集社会力量投入到竞技体育科技研发中。这与美国大量社会资金投入竞技体育,从设备、器械、环境、场地、数据等多方面攻坚击破的做法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5  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保障的启示

5.1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完善运动员服务保障体系

我国应继续坚持以运动员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发展主线,构建国家、社会、行业、地方和个人共同承担、分级负责,多层面、全方位的运动员服务保障体系;完善政策法规,加强体育部门与法律、医疗、教育等部门的协同合作,通过组织实施、监督管理,促进运动员基础性保障、行业性保障、发展性保障、组织保障、资金保障等体系的有效衔接;此外,还应优化“体教融合”人才发展模式,拓宽运动员升学渠道;引导运动员建立科学的职业规划,建立因人而异的运动员培养方案,在职业转化期,可将运动员纳入教练员、大中小学体育教师、竞技体育管理人员、各运动单项协会工作人员等人才培养范围内,为其配备标准的岗位培训体系;加快完善运动员服务平台建设,拓宽运动员职业发展渠道。

5.2  优化项目资金来源渠道与分配机制,扩大资金产出效益

为扩大竞技体育项目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我国须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培养竞技体育“自我造血”功能,不断拓宽与优化资金来源渠道,推动运动项目的分类管理,应根据运动项目在竞技体育中的国际地位、公益性、市场化、基础性等方面,进行绩效评价,合理安排政府财政投入;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参与进来,稳定资金来源。在扩宽资金来源的同时,我国还应适当调整竞技运动的项目结构,不断完善资金分配机制,采取“重点优先、专款专用、缩短战线、突出效益”的原则使用与管理资金,并结合年度内各省级体育部门运动项目创世界、亚洲记录的次数和在世界重大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亚运会、世锦赛、国际足联世界杯总决赛)中取得的成绩,全面衡量并制定分配方案;利用政策杠杆统筹协调区域竞技体育项目的资金投入,加强各级部门的柔性管理,层层推进,扎根落实竞技体育项目资金的运用与管理。

5.3  加强多元交流合作,提升科技助力水平

我国在发展竞技体育时,应坚持“科体协同”思想,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力量强、设备齐全、智力密集的潜在优势;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复合型训练团队,建立全国训练基地网络体系框架,着力打造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训练、科研、医务及体能、康复、信息分析等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推进世界先进设施设备在我国运动员训练中的运用;利用大数据及智能分析系统,提高训练过程和体能恢复过程中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推进体育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与国际体育科技企业的合作,拓宽优势资源引进渠道;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在运动装备、训练检测、医疗康复、预防损伤等方面借鉴美国经验,加强科技成果的实践运用,提高体育科技的转换率。

6  结语

我国正处于备战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筹备2022北京冬奥会的关键阶段,结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实际水平,将运动员服务保障、资金保障、科技创新保障等内容作为侧重点和突破口,对促进我国竞技体育资源整合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竞技体育体系庞大,本研究仅聚焦于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保障研究,其他方面内容并未一一分析,有关中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摘自:董飞飞,徐开娟,比较与启示:中美竞技体育发展保障研究——以运动员、资金、科技保障为例——《体育科研》,2020.03

新媒体环境下的沟通:以教练员和运动员为主体的讨论

 沟通,是走进他人内心世界的一座桥梁,也是打开彼此心门的一把钥匙;沟通,是站在对方立场看问题的思维和能力,也是接纳他人的胸怀和境界。在高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在人们社会化的进程中,善于与他人沟通,能有不同气度融合,对于个体或集体而言异常重要。

    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竞技体育中最基本的关系,他们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进行着长期艰苦的奋斗。然而,传统师徒情感或家长管理模式下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渐渐不能适应社会、大众和自我认知带来的期待和满足。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因各种问题产生的纠纷、矛盾等资讯近年来时常出现在舆论浪潮之上,人们关注事件本身之外,更关注的是教练员和运动员两者间的关系变化和在物质利益面前的共生姿态。而今,在以互联网为依赖基础的生存空间里,手机、iPad、便携电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也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也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教练员和运动员这类群体也不例外。

    因此,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即在新媒体环境下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及沟通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6位一线执教的高级教练(国际运动健将1人,运动健将5人)和13位在训运动员(国际健将1人、国家健将8人、国家一级运动员5人)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文献资料研究基础上,对运动员和教练员采用开放式访谈,采访提纲围绕敬重、信任、平等为主题,涉及训练、学习、生活等方面展开交流。与教练员进行逐一访谈,地点在训练场或办公室;与运动员进行集体访谈与个别访谈两种形式,地点在按摩理疗室或教室。

2  研究结果

2.1  传统师徒关系下的教练员与运动员

    教练员和运动员是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中的一个整体,他们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但教练员和运动员又是整体下的两个独立个体,他们的意识、行为、语言等与年龄、阅历、受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等密切相关。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同,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无疑也具有中国特色。在被访谈的6名教练员和13名运动员中,大多谈到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仍存在传统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也将长期存在于双方关系之中。

2.1.1  教练员采用“严父严母”的家长式管理

    运动员作为体育苗子在儿童少年时期就被选入运动队接受常年运动训练,这一时期的运动员与教练员接触的时间远超过自己的父母。教练员在训练中常扮演着多种角色,但在我国几千年学问史占据主体地位的儒家学问中,“家族至上”的传统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观念、“唯上、唯权、唯资”的权威化倾向影响下,教练员仍扮演着家长角色为主,并带有权威性和主要话语权。

    艺术体操运动员HSY对自己教练采用家长式管理表现出感激的同时也有一丝忧虑:“我5岁就进队开始参加训练,跟我的教练训练了十几年,我很感谢她能够像父母一样严格要求我,但到现在还是有些怕她,毕竟她是教练,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在做错事的时候跟她撒娇,让她原谅我。”田径运动员YJ在谈到教练员的家长式角色时说:“我跟教练员常年在一起训练或外出参赛,教练胜似父母,但对我的约束太多会让我有些不自在,心理不舒服。”艺术体操教练员GS在谈及“严父严母”般管理自己的队员时,她非常坦诚的说:“我知道运动员会怕我,但我必须这样严格要求她们,无论是训练中还是生活上,大家管的不严就会出现问题,就会让家长们失望。”从与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访谈中,笔者能感到教练员的无奈和运动员渴望被理解的心情。

2.1.2  缺少沟通和交流的训练环境

    竞技运动训练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亦是枯燥的,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而言,漫长的竞技体育道路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和考验。一个和谐的训练环境能够使参与主体体验到快乐和满足,相反,缺少沟通和交流的训练环境潜伏着诸多危险因素,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产生的矛盾,大多由沟通不畅所致。在访谈的6名教练员和13位运动员中,他们都与教练员(运动员)产生过矛盾,其中4名运动员在与教练员产生矛盾后萌生过退役或更换教练的想法,究其原因,均是与教练员产生矛盾后不能很好沟通交流后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1)首先,在传统意识影响下,教练员始终是训练过程的主裁者,他们与运动员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无论在训练场下如何亲近,在训练场上,他们的权威则不容挑战。从访谈中得知,在训练计划的制定及参赛地点、时间的选择上,有6名运动员提及自己的教练会在乎运动员的感受,并主动与运动员进行沟通和交流。但从对某一技术的改进到对新方法手段的尝试上,有3名教练员与自己的运动员进行过沟通和交流,并能够做到教练员与运动员平等的讨论;而运动员对这一点的回答呈两极分化,有7名运动员曾与教练员就技术改进或新方法手段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教练员能够接受,但有4名运动员的教练并未做任何改变。

   2)我国教练员不愿平等的与自己的队员进行交流和沟通,曾在中国长期执教短跑项目的美国教练员Tony Veney在WROLD SPEED SUMMIT(世界速度训练峰会)谈到:“in the Chinese system,athletes do not get as much encouragement.”运动员在训练中不能获得更多的鼓励,并非是运动员做的不够好,而是教练员不愿放下威严而轻易肯定队员的努力。

2.1.3  复杂关系及情感下的调适

    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单一的线性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多维的动态关系。在访谈中,举重运动员ZPX在谈到与教练出现矛盾后如何调整自我情绪时,她说:“像我从事的运动项目,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枯燥和艰难,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想早点下训,就会松懈偷懒,教练发现了会马上让我停止训练,因为怕受伤,但他不会马上批评我,有点像生闷气,我当时很生气,不过我会想到教练平时对我的好,就不会生气了。”长跑队教练T说:“如果我是他们的父母,我想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或许不需要情感调适也能过去,但跟我的队员就不同了,我时常告诉自己要有耐心,这些小孩跟我训练都是远离父母的,我要对他们好一些。”对于朝夕相伴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敬重彼此为前提,在充分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在面临矛盾、危机时,双方才可以打开沟通的大门,融合对方的想法、观点甚至是批评。

2.2  新型师徒关系的形成

2.2.1  “严师出高徒”的思想继承

    Philippe对瑞士国家游泳队的男性运动员进行调查,认为“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不仅包含了基本的社会性关系(亲密性)、沟通和目标设定(共向性),还包含了认同和敬重角色(互补性)。我国培养运动员体制的特殊性,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正从过去的主动和被动发生着改变,但无论双方关系如何变化,“严师出高徒”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仍将作为教练员对运动员进行管理的基本思想。在被访的16位(y=19.62±4.37)年轻运动员中,她们并不能完全接受教练员所坚持的管理理念,但承认目前阶段自我控制能力较差,需要教练员严格的管理。6位教练员们(y=43.86±9.08)则认为,面对更为年轻的“零零后”运动员,她们接触的信息更多元,思想更活跃,因此,在汲取传统的管理思想基础是上,需要结合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性格、年龄及从事运动项目等特点进行“因材施管”的有效方式。

2.2.2  “等级差”的出现及应对

    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在自我更新、重塑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构成和内涵也发生着变化。在竞技体育领域,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也发生着新的变化。

    在我国,绝大多数运动队(国家队、省队)的主教练执教的项目是其运动员时代训练项目(之一),这些教练员通常拥有很高的运动等级、较长的运动年限和训练经验,运动员在青少年阶段与教练员的运动等级差较大,运动员对教练员多是崇拜和尊重的。随着运动员的成长、成材,尤其在取得一定运动成绩或达到与教练员相近的运动等级后,运动员与教练员的运动等级差缩小甚至消失后,两者的认识和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该阶段较容易出现认识不统一情况,导致矛盾产生。在访谈的具有健将运动等级的运动员与该教练员的相处过程中,均出现过类似情况,其中,2人因退役问题与教练员发生矛盾,1人因无法在训练中寻求新的突破想改变训练现状而与教练员发生冲突。在谈到类似矛盾出现后,教练员和运动员双方是如何解决的,散打队教练员W说:“当运动员水平上去了,长大了,大家就要换个方式,要多听运动员的想法,多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尤其是新一代的运动员,面临的干扰因素太多了。”

2.2.3  新媒体介入下催生新型师徒关系

    新媒体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在大家访谈的新生代运动员中(特指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有10位是2000年以后出生,其余3位是98年、99年的“老”运动员。这些新生代运动员日常生活除训练、学问课学习外,更依赖新媒体网络环境来获取常识、与外界保持联系等,比如:利用网络聊天工具与父母、家人、朋友联络;在各大网上购物平台网购;搜索网络视频、观看娱乐节目等。

    新媒体环境的“助力”作用使得教练员和运动员从传统的师徒关系走向新型师徒关系。(1)运动员的社交关系网络、常识获取渠道等变得更加丰富,尤其在自己从事的项目,能够通过网络得到大量的训练、康复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的出现会影响运动员对所从事项目的认识,引发运动员的主动思考;(2)教练员利用开放的网络资源不断更新理论和实践常识等,帮助其更好的执教训练。从生活角度来看,教练员和运动员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沟通的方式和渠道不断增多,或能够促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等级差”也因此而缩小。从专业领域来讲,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从原来严苛的师徒关系朝着平等轻松的朋友关系逐渐转变。

2.3  新型师徒关系下促进沟通与融合的多种方式

2.3.1  训练日记

    教练员在执教过程中,为了解运动员对训练负荷承受情况、身体情况及思想动态,采用让运动记录训练日记的方式,教练员和运动员通过书面交流进行沟通,这样能够留下珍贵的可查记录,能够在多年训练中看到运动员的成材轨迹。但利用训练日记的方式进行沟通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年龄较小的运动员,通过文字语言对主观感受、客观事物的描述能力还稍欠缺,可能影响教练员的判断;对于成年运动员,很容易将训练日记写成千篇一律的流水账,影响教练员及时了解运动员的思想动态。在访谈中,一些“老运动员”也谈到撰写训练日记的局限性问题,在网络如此便捷的今天,他们更愿意选择在键盘上打字记录训练情况。

2.3.2  网络聊天工具

   1)博客、微博、Q-ZONE空间、微信公众号像博客、微博、Q-ZONE空间能够撰写比较长的篇幅,其评论功能也可以与他人进行互动。在大家访谈的教练员中,有1位教练一直坚持写博文,“将自己的执教感悟、比赛见闻和业务思考等记录下来,推送给我的队员们,让他们也一起思考一些问题,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互动交流,我认为这种沟通方式更好。”Z教练说到。微信公众号使用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申请的应用账号,使用人可在微信平台上实现和特定群体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的全方位沟通、互动。田径队运动员ZPC特别提到公众号,他经常浏览的几个跟专业相关的公众号上经常会推出一些国外优秀运动员的训练视频等,他会把认为可借鉴的视频保存下载跟教练进行沟通交流,他认为这种方式增进了与教练之间的互动,也能够让教练了解自己对从事项目的认识,一举两得。(2)微信、QQ聊天工具网路聊天工具的兴起,给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搭建了平台。在调查中,所有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能熟练的运用微信、QQ聊天工具进行日常交流、传发文档等,他们更依赖这种短时高效的沟通方式。举重教练L认为,特别是运用微信、QQ这类聊天工具可以基本代替其他方式,运动员也容易接受,而且群聊功能也十分强大,可以多人进行在线互动讨论,但有一个文字保存的问题,这是一个缺陷。受访的所有运动员更青睐微信、QQ作为与教练沟通的聊天工具,这种方式简单易行,快速高效。田径运动员ZPC在训练后经常与的教练进行微信沟通,“过去大多是通过训练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每堂课的训练感受,而教练可能1周或2周才收1次训练日记,这就存在延迟反馈的问题。而有了微信、QQ就不同了,当天训练课结束我就可以把一些想法和感受与教练进行沟通,教练也可以随时感受到我的想法,这样的沟通效率很高。”而在比赛期间,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因住所有一定距离不方便面对面沟通交流时,聊天工具的视频、语音连线功能就显示了优势。对于教练所困惑的文字保存问题,运动员们认为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比如,截屏,导出聊天记录等。(3)邮件在访谈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中,有近半数提到写邮件来进行沟通也是不错的方式。因为相较于短平快的聊天工具,书信表达的是一种更加真诚的交流方式和情感。在一些重要事件、重要时刻,写一封电子邮件被看作是一件正式而庄重的事情。艺术体操教练M说,“运动员在青春期遇到一些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波动,对于这样敏感的事情和处在敏感年龄的运动员,我更愿意把与她们的沟通放在网络书信上进行。我的队员在收到我的邮件后都会认真读并且认真给我回信。在网络上的书信交流增进了大家之间的情感,我的队员也愿意在书信中与我袒露心声,我也跟她们成为了比传统师徒更加融洽的朋友关系。”

    邮件传递的沟通方式比聊天工具上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一言一句显得更加正式,运动员在收到教练员的邮件时有几分忐忑但更多的是体会到教练员的良苦用心。而运动员在遇到困难羞于当面与教练沟通又难以用三言两语描述完整时,也会想到用邮件形式与教练诉说。“邮件的沟通方式并不会被替代”艺术体操教练M认为在这个变快的时代,写书信、邮件的方式与人沟通虽然传统却能够让人慢下来,静下来去思考,有它存在的价值。

2.3.3  第3方协助沟通

    求助第3方协助沟通,多是指教练员和运动员在相处过程中出现意见不统一或出现矛盾时会采取的沟通方式。求助其他队员或教练员或许能缓解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尴尬;求助运动队管理者,通常教练员在认为自己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择的沟通方式,这种方式的成功率取决于运动队管理者的立场和智慧,在调节中既支撑教练员的观点,又能够理解运动员的想法,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求助家人或朋友,这是运动员通常采用的方式,力求在与自己的更亲近的人面前来倾诉自己的想法,家长或朋友有必要在向教练员了解情况后再对自己的孩子或朋友进行沟通、劝说,这样的效率更高,更有目的性。

3  结论与建议

    在新媒体环境下,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师徒关系走向更加平等宽容的朋友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新媒体下的多种沟通方式也起到了助力作用,利用新媒体环境下的多种方式进行高效快捷的沟通既是双方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尝试新方式的过程。这些方式并无好坏之分,而是能够让双方新型师徒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使得教练员和运动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奋进。正如《教练员执教哲学》一书中所说,教练员要以“Athletes First,Winning Second”这句话传达出来的观念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和引导,即是“运动员第一,获胜第二”。只有教练员全身心的关注运动员的长期发展,敬重并爱护每一位运动员,那么,双方的沟通和融合将是充满希翼的。 

——摘自:王迪,新媒体环境下的沟通:以教练员和运动员为主体的讨论——《四川体育科学》,2020.04

5197.com新浦京|www.5197.com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