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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唯物论的方法说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视创新发展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灵活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注解与研究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在各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创新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下,中国社会已经从“富起来”大步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新时代强国思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价值指向,是“强国梦”与“中国梦”实现联结的重要思想基础及理论纽带。党的十九大全面开启了新时代我国各领域事业朝向更高目标前行的步伐和征程,体育作为我国社会发展总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与成就。习大大总书记历来非常关心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曾在多次会议和多种场合中,对新时代我国体育工作的规划与部署作出了重要指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大大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体育事业领域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这是在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要求和新主线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整体性认识与创新性要求。对于“体育强国”的论断,习大大总书记在不同时段关于体育事业发展的讲话中都有提及,并且对“体育强国”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相应的概括与阐释。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建设“体育强国”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向。“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已经成为国人的广泛共识,也是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高度浓缩。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以“习大大体育”“体育强国”“新时代体育”等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系统搜索相关文献资料,共搜集到和本研究主题相关的2012年以后公开发表的论文28篇,评论27篇,网络资讯39篇,另外编辑自行查阅和本研究有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14部,经过筛选和整理,最后作为本文参考文献的资料共55条。通过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和辩证分析,指出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的辉煌业绩的基础之上,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对我国体育事业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对于认识和把握体育事业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担当及历史使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引导,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及群众观,兼具引领和回应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价值与指向。

1  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中蕴含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对事物的能动反映。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通过实践的手段将认识目标的制定与认识过程的组建统合起来,是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进程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体现。

1.1  透视出在体育强国建设实践中要坚持不断探索与总结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要求

   体育强国事业的建设,面临的最大实际就是要正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现状,用审视和发展的眼光去认识与处理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遇到的系列问题。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体育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这一论断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出了体育与国力之间的关系。综合国力是体育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体育强国的建设可以为综合国力的提升贡献力量。从1979年国际奥委会的“名古屋”决定,到1984年我国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零”的突破,再到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直至2022年即将主办的北京冬奥会,其时间主线反映的不仅是我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体育事业助力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有力证明,更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认识论的重要经验和历史基础。马克思以实践为指向,强调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认识过程辩证统一起来,实现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回顾我国建设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历程,期间所遵循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是遵循事物发展“由小到大,由弱至强”客观规律的认识结果,将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进程中所遵循的认识路线和制定的认识过程有机的统一起来,营造了竞技体育勇于进取、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产业生机勃勃的良好体育事业发展局面,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做足了认识论层面的积累和准备。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要以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引导实践,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要有突破,这样才能实现实践上的突破。三大球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体育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在三大球上实现突破,是对国家体育综合实力发展水平的有力印证。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三大球要搞上去,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三大球中的足球事业发展和突破,深受习大大总书记的关注和强调。2015年2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标志着广受群众关注的中国足球已经走上了整体改革之路。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在体育强国的评判标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习大大总书记从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现状出发,认识、探索与总结体育强国的建设经验,这一认识轨迹符合世界体育强国的成长与建设规律,更是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认识论在体育事业发展领域的创造性发展。《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将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分为“三步走”,制订了相应的近、中和远期发展目标与规划。“三步走”的目标与规划建立在对我国足球事业发展现状清晰认识的基础之上,从纵向来看,目标从“立足国内—迈出亚洲—融入国际”的认识主线来设计;从横向来看,目标涵盖“足球管理体制、足球发展策略、青少年足球、男子足球、女子足球、足球亚洲杯、国际足联世界杯、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领域。纵向目标之间层层递进,横向目标之间密切呼应,均立足于我国足球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亟待突破的方向。从现实出发,从实践入手,认识不足、审视劣势、弥补短板、寻求突破,有力的阐释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事物发展逻辑和规律的判断,使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宏大愿景有了具体经验的支撑和印证,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可靠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1.2  透视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要遵循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原则

   实现事物发展真理性与事物内在价值性之间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认识事物与改造世界所应遵循的重要认识原则。马克思指出:在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有两大主导性原则,即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真理原则指人们能够按照世界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其进行改造和认识,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和服从;价值原则是指人们按照自己对世界和事物的认识标尺对其进行评判和改造,使世界与事物适合人们的发展和需要。建设体育强国目标的提出,是习大大总书记对体育事业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一方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认识体育强国建设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蓝图的真理性的具体体现,是对认识过程中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辩证关系的统一。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可为中国梦的实现凝心聚气、汇集力量、彰显士气,显现出其他社会事业发展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国家决策,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事业发展规律和价值认识的深化,是对“体育强则中国强”这一真理性认识的遵循和坚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始终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习大大总书记在客观审视现阶段国际与国内体育事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我国体育事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系统改革,使其更加适合国家的体育发展战略部署与人民群众的体育生活需要。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发展体育产业和促进体育消费的初衷与目标,这一认识,让体育产业正式成为新兴国民经济产业的代表之一,走进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产业领域,使国民清晰的认识到了体育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之外,同时也是国家全民健身战略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化了体育作为提升国民健康意识、促进国民健康产业、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作用,规划了体育事业与健康事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习大大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再次彰显了体育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积极价值与意义。对于“体育强国梦”这一真理性愿景的不懈坚持与奋斗,使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竞技体育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在补强我国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现状中的短板、转变发展思路、满足群众需求、促进体育事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特有的价值,完整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释放了体育强国建设可以有力带动各项体育事业迅猛发展的巨大能量。

1.3  透视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要遵循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通过实践才能完成对事物的深化认识,把认识的结果付诸于实践,才能达到认识事物的深刻性与完整性,并且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认识世界和事物的规律。毛爷爷在总结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乃至无穷尽”的认识规律。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家党必须坚持实践与理论认识相统一,用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创新。”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仍然需要依靠体育强国建设实践,完成对体育强国建设理论的认识创新,二者循环往复,不断跟进。习大大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体育对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意义,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体育强国梦助力。体育强国的建设实践需要落实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之中,需要依靠这些领域产生的合力来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进程。近年来,围绕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斐然,立体式、全方位、大周期的保障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由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格局”体育产业集群已经形成,竞技体育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和锻炼的群众人口达到4亿;符合《国民体质测试标准》的城乡居民人口数占总人数的90%,城乡群众体育场地的面积达1.57平方米/人;新兴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将超1%。这些实践成果的取得,使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所带来的整体效应,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具体规划、部署与实践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1.4  透视出在体育强国建设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

习大大总书记作为坚定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者,深谙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对待问题在唯物主义历史与现实时空中的转化维度和认识路线。习大大总书记对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困难及挑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习大大总书记强调:“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对健身的现实需求,是建设体育强国应遵循的最大实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凸显的最大的效应。体育强国的建设,需要综合考量人民健身需求在体育强国事业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与分量,沉着的思考与分析在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客观的处理这些问题及其映射的社会效应。从习大大总书记建设体育强国的视角可以推理出,只有全体人民群众的体质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体育强国才能真正建成。

一切从实际出发被誉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活的灵魂。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坚持的认识路线。习大大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一些项目上长期保持优势,但在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项目上,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大家还有不小差距。”对这些差距的深刻认识,是习大大总书记在总结历史、审视现实、放眼未来的基础上提出的,鲜明的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中国体育事业的顶层设计与现实发展实现了顺利的接轨。正是通过总结历史,认识到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所经历的波折和难题,习大大总书记才会对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强国梦”的铸就如此深切渴望;正是通过脚踏实地,认真总结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梳理我国体育事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习大大总书记才会对体育强国事业发展主线的把握信心坚定;正是通过放眼未来,认识到了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将会是一项光荣与艰巨的任务,习大大总书记才会对“体育强国梦”的实现满怀激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路线,就会辨清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抓住有利于实现“体育强国梦”的机遇与条件,使我国在迈入体育强国征程中所依仗的理念更加科学,提出的举措更加完善,迈出的步伐更加稳健。

2  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蕴含着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创新理解与运用的成果,同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为中国体育强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方法的引导与路径的预判。

2.1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向来是大家党在国家生活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跨入世界体育大国的行列,竞技体育的竞争力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人民群众的体育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体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已经初步形成并稳步推进。从改革开放后体育事业的重振,到体育大国的建成,再到朝向体育强国的迈进,均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路线在体育事业领域结出的硕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整体推进,对此习大大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认识。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不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大家党就不可能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方法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体育强国事业建设的步子迈的更加坚实,转型、改革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领域的主流思想与话语。足球改革打响与引领了体育事业改革的攻坚战,传达出了国民对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希望,引领中国体育事业的转型与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

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大家要分类引导,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改革的胆子大一些,迈出的步子稳一些”。习大大总书记表示:“要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理念的更新预示着解放思想的力度要实时跟进,深化体育改革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成为各级体育协会改革中解放思想的破题点,姚明当选篮协主席,李琰当选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玲蔚当选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郎平兼任中国排协副主席……。不破不立,体育强国的建设,“破”则需要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立”则需要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进行,破与立的相统一,为中国体育实现管办分离、简政放权提供了方法论的引导。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密切统一,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动能,使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各项短板迅速得到补全,全方位的拓展了我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的空间。

2.2  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相统一

战略思维方法是从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谋划发展,是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性质的把握事物发展趋势与方向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的创新。战略思维方法引导中国共产党顺利开展了武装革命、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任务,在步入新时代之时,战略思维仍是我党应对社会发展、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主要方法,它有利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扣要点、抓难点和突重点,有利于从关键环节来掌控事物的发展趋势。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相统一,向来是我国解决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程中的思维方法之利器。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一经提出,就已经站在了战略的高度,对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体育事业发展进行了战略性的全局考虑。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体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改革,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体育强国。在战略上,习大大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习大大总书记深悉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国富民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习大大总书记将全民健身提升到国家战略,并将其摆在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位置,是将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方法结合使用在体育强国建设论述中的精要所在。

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相统一的方法应对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需要辩证分析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机遇,从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的战略角度,确定体育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优先顺序和机制方略等。目前,我国作为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国,全国上下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这次冬季奥运盛会。习大大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作出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清廉办奥”的重要指示,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指明了战略方向。“绿色、共享、开放、清廉”的办赛要求,是习大大总书记对北京冬奥会的筹备进行全面考量后做出的战略性顶层设计,这一要求辩证的思考了办奥理念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站在战略的高度,全民协力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会向全世界展现一个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形象,中国也将会与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人类奥运学问盛宴,共享世界奥运学问成果。冬奥会的承办是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践行过程中的特殊一环,冬奥会筹备过程中所展现的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将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引导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全程。

2.3  统筹大局与兼顾差别相统一

统筹大局与兼顾差别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毛爷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造性发展,形成了“统筹兼顾”的重要哲学方法和实践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大大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方略中,多次强调要应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逆境和难题。习大大同志在接受国外国媒体体专访时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统筹大局和兼顾差别意味着顶层设计中的大局观与落地实践中的责任担当相结合。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建设,面临着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各类矛盾及情况,要让体育强国建设的中轴有效的运转起来,就需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将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各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有效的串联起来。习大大总书记“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的顶层设计一经提出,便在大局观的层面对我国体育强国事业的统筹发展指出了方向,需要统筹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的综合力量,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运筹与谋划,以推动体育强国目标的最终实现与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统筹大局与兼顾差别相统一,既要划定统筹的层面,也要规制兼顾的范围。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习大大总书记从“两个一百年”的层面,统筹安排体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将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牢牢的联结在一起,这是大局观的体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是大局,体育强国事业发展便是与这个大局相对应的“差别”,在这一“大局”的奋斗进程中,体育事业将会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规制兼顾的范围,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的体育事业发展将会与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的体育事业发展存有差别,两个时间节点的发展重点、难点和规划部署将会有一定的不同。立足于体育强国建设全局之上,统筹兼顾体育事业整体发展中的各个环节,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发展诉求,从大局中去谋划体育强国建设的要点,兼顾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差别,体现的是习大大总书记立足于全局的执政智慧,展示了习大大总书记登高望远且脚踏实地的对体育强国事业所做出的系统观察与整体思考。

2.4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方法论中的引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整体推进,需要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起到以点带面、协同发展的作用。体育强国建设的整体进程中,各种因素纷繁交错,需要厘清思路,逐个解决,整体推进。例如竞技体育的发展能否坚守传统、继续突破;群众体育的发展能否更好的确保均衡、服务人民;体育产业的发展能否持续有力、突出特色;冬奥会的举办能否更好的彰显国民热情、体现奥运精神等等。每一个领域又有不同的重点和关键点,它们都可以对体育强国的整体建设产生不同类型的影响。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整体事业,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显现的矛盾也非常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带效应。因此,习大大总书记将体育强国建设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之中,从整体上分析和认识体育强国事业应着力发展的重点与关键,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部署重点突破的领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解决国家事务中整体与重点之关系的精髓和要义。

习大大总书记指出:“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动竞技运动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办好2022年冬奥会是摆在我国现阶段体育强国整体建设中的重点任务。以全面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支点,找准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动员国内外一切有利资源办好2022年冬奥会,借以带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其他领域事业的发展,可以实现有原则、有目的、有步骤的整体推进我国体育强国事业的建设进程。在竞技体育发展的具体领域,习大大总书记同时指出优先发展三大球,而足球又是我国三大球事业发展的核心与要点。可以看出,“事事有重心,层层有重点”是习大大总书记在我国体育强国事业整体推进中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体育事业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应参照的典型范例与方法。体育事业重点领域的突破和发展,可以更好的展现体育强国建设在促进国家建设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更好的彰显体育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贡献的社会价值。

3  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中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独特观点。马克思指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的前进中扮演着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的角色。在习大大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人民群众”也是被反复提及和强调的热点词汇。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体,同时也是体育强国建设成果的享有者。在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中,人民群众根基论、人民群众主体论、人民群众立场论、全面发展论四位一体,展现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3.1  人民群众根基论:展现出人民群众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坚实根基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列宁指出,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指出,人民群众是大家党和国家事业的力量根基。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牢牢把握住“人民群众”这一建设体育强国事业的根基,去阐释和化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习大大总书记指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建设新时代体育强国,是事关全国人民健康和国家经济、学问及国家形象的重要事业,建设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建设的根基培植于人民群众,建设的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于体育强国的向往和贡献出的力量,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坚实根基。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支撑,习大大总书记以全民健身为抓手,突出体育强国的内涵式建设。他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体育强国建设的根基是全体人民群众拥有健康的体魄和生活,全民健身的目标便是增强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体魄,使人民群众追求健康生活的基础更加坚实。习大大总书记认为:“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发展体育事业,就是确保人民群众有着健康与活力的身心状态,能够投入到对幸福生活的奋斗和追求中去,能够以饱满的身心状态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体育关乎民族未来,同理,充满希翼的民族未来也必须依靠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体育对于民族及国家的兴旺和发达是基础性的条件。党和国家发展人民体育事业,是实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强盛的本源所在,也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根基所在。

3.2  人民群众主体论:展现出人民群众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强大主体

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爷爷、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群众观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主体论,即使用“人民群众主体”的话语引导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前进与发展。习大大总书记在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群众主体”观点的基础上,创新性的发展了“人民群众主体”的观点和内涵。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践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体育强国梦实现进程的唯一主体,也是建设新时代体育强国事业的唯一主体。坚持人民群众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体育生活中的主体性要求,是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和重心。

人民群众主体论反映在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中,具体表现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是“为了谁”和“依靠谁”的论断。在“为了谁”的问题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20世纪80年代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增强全体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再到体育强国梦的提出,寄托着全体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盼与渴望。沿着这一历史主线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人民群众”这一主体论点发展体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回答建设体育强国“为了谁”的完整答案。习大大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习大大总书记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主张美好的体育生活由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丰硕的体育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事业的发展轨迹和指向,有力印证了习大大总书记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倡导的人民群众主体观,体育供给侧开展的一系列改革,让中国人民切实享受到了体育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实惠与福利。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习大大总书记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全民健身蓬勃开展,竞技体育成绩显著,体育改革不断深化,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在习大大总书记眼中,体育事业取得的辉煌成绩离不开全体人民群众的强大支撑,体育强国的建设更离不开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只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通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早日实现体育强国梦,才能真正使人民群众“强”起来,国家“强”起来。

3.3  人民群众立场论:展现出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坚持的重要立场

人民群众立场是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立场,习大大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指出:“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创造性的提出了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如何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如何把体育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如何把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的体育利益维护好、保障好。在具体举措方面,习大大总书记将全民健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放在发展体育事业的首位,展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论。

体育强国的建设事实上也是一个创新过程,靠谁创新? 靠的就是亿万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谋划和发展体育强国的建设事业,会使建设体育强国的根基更加牢靠,业绩更加辉煌。全面推进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是对体育强国建设人民立场的最好诠释和维护。习大大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家必须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民健身事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在习大大总书记看来,没有全民健康,就不会有全面小康。习大大总书记站在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来推进全民健身,在全民健身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取得了瞩目的变化。例如在城市,参加人数超过千万的上海第2 届市民运动会一度让世人眼前一亮,历时218天,赛期内举办各种群众性比赛9703场、群众体育活动8052场,使全民健身成为上海市民的生活常态。在乡村,全民健身活动同样开展的红红火火,“村村有运动队,乡乡有运动会”是乡村近年来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真实场景。在全运会中,引入了群众体育项目,使全民健身不但能“健”出花样,还能“健”出层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不仅是一次盛大的竞技体育盛会,更是推动引领“三亿人参与冰雪”的全民盛会。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人民群众”和“人民利益”已成为全民健身领域的主题语和热点词,面向“全体人民”的立场将会伴随着我国体育事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深入推进。

3.4  全面发展论:展现出体育强国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一种理想目标,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根源于有效实践对自身的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体育强国梦的实现,为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是解析体育强国梦的重要价值维度。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学问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对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所展现出的功能的全面概括。体育运动不仅有利于维护与发展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水平,而且站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引领全体人民在自我突破、追求卓越方面的信心和决心,使中国梦的铸就过程中有了致力于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强大体育供给。

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生产劳动。”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人民群众通过自觉与积极的参加体育活动,提升自己的身心水平,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促进自己全面发展的“特殊生产劳动”,这种劳动是对自身的积极“改造”,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的“劳动改造人本身”的原理。体育这种特殊的“生产劳动”,对人本身的改造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改造过程中,人们在体验到自身“变强”的同时,也会直观的体验到“体育强”对“国家强”所作出的贡献。习大大总书记以青少年体育为例,以体育对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演绎出了体育强国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体育是青少年“变强”的必不可少的“强化”方式,习大大总书记系统的认识到了体育对于青少年“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培养方面的特殊价值与作用,可以培育青少年的“品德、学习、创新和动手”方面的素养,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指出了健康的路径和科学的方法。由体育带来的“少年强、青年强”,势必会带动“全民强”,将会为大家理解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新的视域和动点。

4  结束语

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业,习大大总书记对建设体育强国进程的定位及战略主线的把控,是在厘清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与体育产业等领域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及群众观的结果,标志着大家党对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进程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水平,揭示了体育强国建设实践的内在价值与外部机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的规律来看,“建设新时代体育强国”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形成、发展和深化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引导下,它的实践基础是我国体育事业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和现实发展需要,它的实践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期盼与强大支撑,它的实践目的则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体育生活的美好需要,力争使我国早日立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摘自:赵富学,论习大大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05

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的非训练类策略 ——基于国际创新成果与实践应用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人类潜能挖掘、科技应用和全球人口迁徙的一场巨大实验。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纵观各奥运强国在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备战过程中都非常重视“科技助力”的重要作用。科技助力不仅涉及运动员长期培养模式的探讨和运动项目生物学特征的梳理,更包括对国外奥运备战体系的借鉴和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等。

科技助力奥运备战训练,不仅在于通过科学训练挖掘运动员潜能,更可以理解为合法地运用科技手段,提升运动员竞技表现以最大的可能保障竞技胜利。对于在毫厘间决出胜负的奥运选手而言,通过训练建立绝对优势的可能越来越小,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所以,寻求训练策略以外的方法(统称为“非训练类策略”),实现精英运动员竞技表现的进一步提升,同样是科技助力奥运备战的重要内容。英国国家体科所前生理学主管Steve Ingham在总结英国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经验时甚至直接指出:“如果能通过科技提高1s,大家绝不通过训练来实现。”

随着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临近,经由训练策略(即训练计划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如训练强度、持续时间、次数等)提升运动员竞技表现的空间逐渐变小,经由非训练策略实现竞技表现的进一步提升变得尤为重要。相对于训练策略而言,非训练类策略的涵盖范围更广,涉及运动员的训练监控、数据分析、参赛保障、营养调控、疲劳恢复、损伤康复与预防、状态调整、装备优化、环境适应等不同(交叉)研究领域的成果,而且在提升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方面都有应用。但因为研究成果分散,缺乏系统化整理,目前鲜见以提升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竞技表现为目标,同时涵盖多种非训练策略的综述。鉴于此,本文从对国际竞技体育研究热点把握和我国奥运备战现实需要判断出发,选取膳食营养优化、物理性恢复、安慰剂效应、热习服和睡眠改善5个领域,对其近10年来的国际竞技体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针对每个领域分别从定义、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作用机制、操作建议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强化国内竞技体育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领域有关人士对此的关注,在训练策略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奥林匹克运动会(尤其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竞技表现提供参考。

1  膳食营养优化策略

竞技表现提升过程中的营养策略可分为膳食营养策略和补剂营养策略。膳食是运动员每日能量和营养素摄入的主要途径,它对于运动员保持身体健康、满足能源需求、促进组织生长修复、保持适当的体重与身体成分,以及提升竞技表现等有重要作用。

1.1  食物第一原则

食物第一是运动员膳食营养策略的首要原则。多数情况下,天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高于药片或粉状补剂,而且食物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更易被吸取。我国运动员在奥运备战过程中容易出现“重补剂轻膳食”的认识和操作误区。运动员忽视充足、平衡和多样化膳食摄入,过度依赖运动营养补剂,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服用某种运动营养补剂之前,应对运动员进行膳食评估,如果现有膳食能够满足训练所需,则不建议摄入该补剂。当运动员摄入不缺乏的运动营养补剂时,可能会造成营养物质的过量,并带来健康隐患。

1.2  周期化营养策略

周期化营养是指战略性地使用特定的营养干预措施,通过优化运动员的身体成分和能源物质储备,以增强运动员的训练适应能力和提升竞技表现。应根据运动员不同训练阶段的能量需求和目标制定膳食热量摄入标准,以满足训练需求和管理体重。在非赛季与赛季期间选择不同的能量摄入标准已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体重管理的首要原则之一。事实上,大强度训练会降低食欲和调节激素水平,最终可能导致能量摄入减少;而运动员非赛季期训练导致的能耗降低,往往会摄取更多的热量,这使运动员赛季初期首先面临降体重的问题,容易造成赛季中、后期体能提高或保持的困难。因此,非常有必要评估运动员在不同训练周期的能耗水平,以便于及时调整膳食结构并合理控制体重。但即使在需要严格控制热量的项目中,运动员每天的热量值也不应少于30kcal/kg体质量,以免影响训练甚至身体健康。即使健康的运动员,如果热量摄入过低造成能量负平衡,也会很快丢失瘦体重。

周期化营养策略可帮助运动员实现能源物质的优化。研究已证实,1周或3周提升碳水化合物(CHO)可用性的膳食策略可以提高亚精英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并已应用于世界级选手的训练实践。糖原负荷法仍然是长距离项目运动员进行赛前营养调整以适应比赛需求的有效方法,目前的改良方法无需经过糖原耗竭阶段。建议在比赛前,每天摄入(10—12)g/kgCHO,持续(36—48)h。另外,高糖训练(Train High)、低糖训练(Train Low)等策略也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出现的低糖高脂策略(酮适应策略)也是较为典型的短周期营养策略之一。经典方案为(5—6)d低糖膳食,以提高脂肪的训练适应,并在赛前一天进行高CHO膳食,实现竞技表现和恢复的最大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营养策略难以提升高强度类项目运动员的竞技表现。胃肠道对对长时间运动过程中CHO和液体的输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耐力运动员胃肠功能紊乱的发生率较高。大量的证据表明,可以通过训练来促进胃排空和改善胃舒适度,进而减轻胃肠不适。此外,肠道适应性训练的重点在于CHO的吸取,高CHO饮食会增加肠道中钠-葡萄糖协同转运体的数量和活性,加大运动过程中CHO的吸取和氧化作用。总之,针对能源物质储备和肠道适应的营养策略,需要结合比赛需求进行,并应在训练中进行提前模拟。

1.3  营养时机策略

营养时机是指针对特定的运动或比赛,在不同时间段有目的地摄取特定类型的营养素(及其组合),从而对短期和长期运动的适应性反应产生良好影响的一种膳食营养策略。在操作层面,营养时机强调围绕训练安排设计膳食营养摄入,通过增加膳食摄入频率优化代谢和恢复,以及能量、液体和蛋白质的择时补充。

进食频率对饥饿、饱腹感和食欲激素调节存在潜在影响。对运动员群体来说,增加进食频率有助于改善葡萄糖和胰岛素代谢,同时降低了饥饿感,从而避免热量摄入过多。一日多餐有利于维持体能,抑制肌肉分解,避免脂肪堆积。运动员训练课超过3h,会面临能量缺乏的危险,造成低血糖、反应能力下降,疲劳过早出现。饥饿状态下训练会导致更高的受伤风险,通过加餐适当补充能量可以改变能量负平衡状态,有利于提高训练质量。因此,运动员能量补充时机与训练适应和竞技表现关系密切。为了达到优化训练效果的目标,运动员的饮食分布应包括每日3次正餐和至少2次加餐。目前我国运动员餐厅多为一日三餐且定点开餐,不允许运动员将食物带出餐厅。建议运动营养从业人员或运动员餐厅应致力于保证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营养或食物的可获得性,在运动员传统一日三餐之外加强间餐的补充,教练员也应该重视训练中加餐的意义。建议间餐补充的时间在正餐之间(训练课间或训练后1h内),选择易消化的食物(富含CHO、蛋白质和钠的小食,如酸奶、咸饼干、香蕉、能量棒等),在补充能量的同时尽量将肠胃负担降到最低。

脱水会影响运动表现,补液时机非常重要。运动训练中的出汗率为(0.5—2.0)L/h,在运动(60—90)min后运动能力会因失水而下降。当脱水达到体重的2%时,运动员会出现口干舌燥、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协调能力下降等症状,达体重4%时,会出现严重的医学后果。赛前提前水合是有益的,推荐在比赛前一天晚上喝500mL水或运动饮料,醒来时再喝500mL,开始运动前(20—30)min 再喝(400—600)mL水或运动饮料。运动或比赛中,运动员应尽量补充足够的水和/或葡萄糖电解质溶液(运动饮料)以防止体重丢失超过2%而影响运动表现。为了保持液体平衡和防止脱水,运动员需要计划每小时摄入(0.5—2)L的液体来抵消体重下降带来的影响。运动后,建议运动员按照每千克体质量丢失量的150%进行补液,同时考虑在饮料和食物中添加盐,以进一步促进补水。此外,在非常炎热的环境下比赛(如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除赛前补水外,预冷策略可能会提供额外的优势,但所有策略均需在训练中提前适应。如果运动员以较低的出汗率和较慢的速度进行长距离或超远距离比赛,可能需要针对过量饮水提出具体建议,以避免出现低钠血症(通常是由于过量饮水造成的低血钠水平)相关的问题。

合适的蛋白质补充时机和比例有利于增强恢复和组织修复,增加肌肉蛋白质合成(Muscle Protein Synthesis,MPS),长时间训练间隙和运动后恢复期尽早补充蛋白质+CHO,有助于训练效果最佳化,这是营养时机理论在优化训练适应方面的最大贡献。为满足蛋白质的每日摄入量,其补充要间隔均匀,每(3—4)h 摄入(20—40)g高质量蛋白质即:(0.25—0.40)g/kg 体质量可最大程度地刺激MPS,改善体成分和运动表现;在运动间隙较短的运动中,CHO(0.8g/kg·h-1)与蛋白质(0.2—0.4)g/kg·h-1结合可快速恢复(恢复时间<4h=糖原;对于超过70min的高强度运动(>70%VO2max),当CHO供给不足时,添加蛋白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减少肌肉损伤,促进血糖正常和糖原再合成;运动前或运动后的营养补充(CHO+蛋白质或蛋白质)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策略来优化力量训练效果,改善体成分;运动后即刻至运动后2h摄入高质量蛋白质会增加MPS;睡前摄入酪蛋白(30—40)g可以在不影响脂肪分解的情况下,快速增加MPS和代谢率。

1.4  对运动员的膳食营养建议

1)食物第一是保持良好竞技状态和竞技表现的首要原则。建议运动队聘请专业的运动营养师,评估运动员的营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方案、提高运动员的膳食营养意识,保证运动员的膳食计划符合运动项目和竞赛目标的需求。在营养经费方面,考虑增加间餐部分的投入。

2)在不同的训练阶段,营养计划应成为训练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训练目标进行大、中、小周期的设计。建议根据训练阶段和个人目标制定膳食热量摄入标准来管理体重;耐力选手可采用糖原负荷法优化糖原储备;酮适应策略可强化脂肪适应但并不能提升高强度下的运动表现。

3)运动员应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运动时尽可能按照(0.5—2)L/h 的补液量进行多次补充,以将脱水量控制在体重的2%以下,对于出汗量高、时间超过2h的运动,应注意钠的补充;运动后补液可按照体重丢失的150%补充运动饮料,并添加钠盐以促进水分吸取。

4) 选择合适的营养摄入时机。在长时间训练间隙和运动后恢复期尽早补充蛋白质+CHO可快速恢复糖原,并加快肌肉恢复。每隔(3—4)h补充(20—40)g优质蛋白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优化力量训练效果。运动后即刻至2h摄入高质量蛋白质有利于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减少肌肉损伤,加快运动后的恢复。

2  物理性恢复策略

运动后的疲劳恢复是生理、心理等多层面修复的过程。除了睡眠、休息和营养三大常规恢复措施外,短期加速恢复的物理性方法也在现代竞技体育中被广泛采用。这些恢复方法能够通过改善运动引发的肌肉损伤、能量底物亏损、代谢副产物堆积等疲劳因子,使运动员更快速地恢复至运动前状态,以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和迎接下一次训练和比赛的挑战。合理使用各种物理性恢复方法有助于加速运动后疲劳恢复,并达到统计学竞技致胜最小改善值(0.6%—0.7%)的恢复标准。此部分重点先容冷水浸泡、超低温冷冻疗法、加压服、按摩和自我筋膜放松四种常见的物理性恢复策略。

2.1  冷水浸泡

冷水浸泡是将身体(全部或局部)短时间浸泡于5—20℃冷水中的恢复方法。该方法通过水的低温降低身体温度,引发浸泡部位皮肤和肌肉血管收缩、血流灌注减少,并通过水的压力缩小组织间隙,从而抑制炎症和减轻肌肉酸痛。

冷水浸泡的恢复效果与浸泡的时长、方式、水温、部位、个体因素等有关。虽然最佳的冷水浸泡方案没有达成共识,但目前推荐水温和浸泡总时长分别为(10—15)℃和(10—15)min。<10min不能充分降低组织的温度,而超过30min可能加剧肌纤维的二次损伤,降低肌肉的输出力量,增加肌肉酸痛感。此外,尽管相同浸泡时长下的效果类似,但相比于持续性冷水浸泡,间歇性冷水浸泡可增加对冷的耐受度。<10℃的冷水浸泡可能加剧运动员的冷应激和核心温度的下降,增加不适感和造成神经冻伤。冷水浸泡的效果还与浸泡部位有关,髋或肩部以下部位的冷水浸泡比单纯的上下肢浸泡效果更佳,且坐姿比站姿的恢复效果更好。冷水浸泡的方案还需考虑运动员的初始体温、体脂率、体表面积/体重比值、性别等因素。运动员初始体温或体脂率越高、体表面积/体重比值越小,浸泡时间相应越长,水温可相对略低。除此之外,虽然体脂率较高,但是女性的体表面积/体重比值显著高于男性,导致其对冷水浸泡的反应更强烈。女性在月经期的黄体期体温比卵泡期相对更高,其冷水浸泡方案需要据此合理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炎症是训练适应的一部分,长期冷水浸泡的抗炎作用可能削弱力量训练后肌肉围度和力量的增长,但似乎不会损害耐力训练的长期适应。因此,在制定冷水浸泡方案时须充分考虑训练的阶段和运动项目的种类。

2.2  超低温冷冻疗法

超低温冷冻疗法是将身体(全部或除头部以外部位)短时间(2—5min)置于极端低温(-110℃至-190℃)的冷冻仓内的恢复方法。超低温冷冻疗法目前可分为全身冷冻疗法和局部冷冻疗法,其恢复机制是通过快速降低机体温度、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引发血管收缩,达到抑制炎症、减轻延迟性肌肉酸痛和提高竞技表现的效果。超低温冷冻疗法的恢复效果与干预次数有关。虽然一次运动后或运动间歇(>2h)的干预就能抑制炎症、上调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改善隔天的耐疲劳能力和运动能力,但长期高频次(2—3次/d)的干预能累积每次干预的生理效应、放大抗炎效果和增加睾酮与皮质醇比值,发挥出更佳的恢复效果。此外,短期的(10—20次)干预能急性减少血液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容积,长期的(20次—30次)干预能刺激骨髓释放促红细胞生成素,恢复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容积。同样,短期的干预能引发活性氧急性增加,导致氧化-抗氧化平衡被打破,而长期多次的干预却能促进机体组织的抗氧化能力。此外,长期多次的干预还能通过改善运动员睡眠质量和增加食欲,间接促进运动员疲劳的恢复。

目前尚没有最佳的超低温冷冻疗法方案,为最大化恢复效果和避免冻伤等风险,推荐运动后60min内进行、时长2.5min和温度为-110—-140℃的方案。极低的温度给人感觉非常冰冷,但实际上运动员在接受干预的过程中对冰冷的体感并不强烈,3min、-135℃的干预不会降低脑部、胸腔和腹腔血液的温度,身体皮肤温度在干预2.5min后出现平台效应,随着时间的延长,低温不适感成直线增加。超低温冷冻疗法对皮肤温度的影响还受性别、体脂率、瘦体重等因素的影响,体脂率越高的个体皮肤温度下降越大,女性应考虑适当缩短曝露时间。

2.3  加压服

加压服是一种由弹性纤维和纱线特制的加压织物,通过对人体特定部位施加压力或造成力学梯度促进疲劳的恢复。加压服的恢复机制是通过从远端至近端对肌肉组织的梯度挤压,减少组织细胞空间和增加细胞渗透压,从而促进静脉血和淋巴液回流、抑制肿胀和减轻延迟性肌肉酸痛。

加压服的恢复效果与引发肌肉损伤程度的运动类型和恢复的时间历程相关。加压服对抗阻训练的恢复效果最明显,干预后(2—8)h和>24h效果最佳;对爆发力训练恢复有一定作用,效果较小,干预后>24h效果较佳;对耐力训练的恢复效果极小,似乎不具有恢复作用,但能改善隔天的骑行运动表现。在长途旅行中,穿戴加压服能减少下肢久坐导致的肿胀,保持肌肉的运动功能。而在高强度运动后,夜间睡眠穿戴加压服也能加速肌肉力量的恢复。训练后加压服和冷水浸泡联合使用比单一的疗法能更好地改善下肢爆发力、减少酸痛感和延长比赛力竭时间。采取加压服恢复措施时应注意尺码和压力的选择。正常情况下人体舒适的压力范围值在(14.7—29.4)mmHg,根据个体情况和身体部位有所不同。不合适的加压服尺码和压力对穿戴者能量代谢、健康和运动表现有负面影响,压力过大可能造成肢体麻木,而压力不足将降低恢复效果。穿戴加压服时长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从(2—72)h不等,但穿戴时长超过24h似乎不能提供额外效果。加压服携带方便、容易操作,对运动表现没有负面影响,运动员可以在任意休息时刻,以及旅途和睡眠期间根据需要使用。

2.4  按摩和自我筋膜放松

按摩是通过节奏性的按压和抚触身体软组织,缓解疲劳和提升体能的物理恢复手法。而自我筋膜放松是利用泡沫轴或按摩棒进行自我滚压筋膜,且具有按摩性质的放松恢复方法。按摩的作用主要为缓解肌肉紧张和僵硬度,加速劳损肌组织和扭伤韧带的恢复,减少肌肉酸痛、肿胀和痉挛,改善关节的柔韧性和活动度,以及增强运动能力(http://www.Amtamassage.org)。按摩对运动员疲劳恢复的短期心理效果明显,是物理性恢复方法中减轻延迟性肌肉酸痛最为有效的方法。

针对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及不同手法、时长和时间的按摩恢复效果不一样。2次运动的间歇时间<20min时,(5—12)min的运动肌群按摩能充分发挥按摩的心理效应,降低疲劳感和提升竞技表现。运动后2h内进行30min左右的按摩能降低疲劳感和提升运动员隔天的竞技能力,但效果较小。此外,不同运动类型的按摩恢复效果不同,高强度的综合运动(篮球、羽毛球等)的效果最佳,力量训练次之,耐力训练最小。不同按摩手法对运动后恢复的效果也不同,采用抚触、揉捏和摩擦的综合手法有利于减少焦虑,20—45Hz的振动手法有助于提升短时运动间歇(<20min)的竞技表现,而抚触、揉捏和扣抚的手法组合对减轻延迟性肌肉酸痛效果较佳。

运动后自我筋膜放松对关节活动度和疲劳感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减轻高强度运动后肌肉功能的下降和延迟性肌肉酸痛。然而,泡沫轴和按摩棒滚压的恢复效果似乎具有剂量效应,每个肌群滚压总时长(90—120)s,即:(30—60)s,1—3组恢复效果较佳,而低于90s似乎不能有效改善恢复指标。而且,似乎只有静态泡沫轴按压能有效降低扳机点的疼痛敏感度,动态的泡沫轴滚压不能达到同样效果。此外,泡沫轴滚压肌肉的顺序一般是从大肌群至小肌群,先滚压矢状面肌群再至额状面肌群,或反之,效果并没有区别。需注意的是,肌肉与泡沫轴接触点的最高压力平均值是医学用按压阈值的10倍,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滚压对血管、骨骼和神经造成的不良影响。

3  安慰剂效应策略

安慰剂效应是指患者接受无效治疗,但因心理作用而产生治疗效果的现象。近十年以来,安慰剂效应的应用已从医学拓展到竞技体育等多个领域。在竞技体育中,安慰剂效应是指运动员接受安慰剂干预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竞技表现的现象,其被认为可作为提升精英运动员竞技表现的一种有效策略,常见的安慰剂干预方式有口服/注射补剂或“药物”、成绩反馈、情境特异性诱导和心理暗示等。

3.1  安慰剂效应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

尽管安慰剂效应可能在竞技体育实践中被广为采用,但针对应用情况的报道却非常有限。2015年和2016年发表的2篇文献为大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Berdi等调查了79名不同项目的世界级精英运动员关于使用安慰剂的态度和感受。结果显示,82%的运动员认为安慰剂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竞技表现,47%的运动员经历过安慰剂效应。有安慰剂效果的运动员更频繁地使用安慰剂。无论安慰剂对竞技表现提升的效果如何,超过半数(53%)的运动员会接受教练分配未知但合法的“药物”,如果有效,67%的运动员不介意安慰剂欺骗。研究证实,多数精英运动员相信安慰剂提升竞技表现的积极作用,有成功经验的运动员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另一项研究调查了96名地方、国家和国际级教练员实施安慰剂策略的情况。结果发现,90%的教练知晓安慰剂效应,44%的教练实施过安慰剂策略,有2/3的教练赞成竞技比赛中应用安慰剂策略;国际级教练应用安慰剂策略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级别的教练;有成功应用安慰剂经验的教练对支撑使用安慰剂显著高于未用过安慰剂策略的教练。团队项目的教练应用安慰剂策略的频率高于个人项目的教练。只有10%的教练认为运动员会拒绝服用安慰剂。安慰剂成功提升竞技表现后,有15%的教练不征求运动员意见继续实施安慰剂干预。总体而言,教练员认为安慰剂效应能够提升竞技表现,当取得积极效果时,有44%教练(尤其是高水平教练员)会定期使用安慰剂策略。

3.2  安慰剂效应有利于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表现

现有研究主要探究了安慰剂效应提升力量和耐力的效果。多数研究表明安慰剂对竞技表现有促进作用,在无氧或力量项目和耐力项目中,竞技表现提升幅度可达0.7%—22%。代表性的研究都采用了随机对照的实验设计,发现服用“合成类固醇”安慰剂使举重运动员的最大力量提高3.8%,“咖啡因”安慰剂使自行车运动员25min计时赛成绩提高2.4%,“超氧水”安慰剂使5000m 跑运动员的测试成绩提高8%,“氨基酸”安慰剂使无训练经历的大学生的最大力量提高19.6%,“咖啡因”安慰剂使健康成年人的最大有氧能力提高10.4%。总之,针对普通人群和具有一定训练经历的人群的研究表明,安慰剂效应能够有效提高力量和耐力水平,竞技运动表现提高的幅度与运动水平可能有关,期待未来有针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研究。

3.3  安慰剂效应提高竞技表现的机制

尽管在竞技体育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安慰剂效应提高竞技表现的机制尚不明确。早期的观点认为,服用安慰剂后所产生的心理预期和条件化是两种可能的机制。其中,心理预期是指根据经验推测可能出现的结果或期待效应的发生,条件化是指建立安慰剂与有效刺激的配对后,即使单独使用安慰剂也能够达到有效刺激的效果,即以安慰剂为条件刺激,使用者出现安慰剂效应为条件反应。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个体因素(人格特质、情绪、焦虑水平和个人经验等)、社会性观察学习和多重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或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安慰剂效应的产生和强度都有重要影响。此外,将个体置于群体中,有可能放大或激活安慰剂效应,所以团队项目应用安慰剂策略比个人项目更普遍。还有研究发现,现场观察与录像观察都能够诱发安慰剂效应,且2种方法的效应大小无显著差异。近年关于安慰剂效应的机制,逐渐转向脑功能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尝试从中枢神经系统认知调节机制的角度理解和说明安慰剂效应,观察到内源性阿片肽、多巴胺、大麻素等神经生物学、生物化学系统和不同脑区功能激活有关的研究证据。但关于“安慰剂效应”提高运动员竞技表现的直接证据仍然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

3.4  安慰剂效应策略应用建议和注意事项

3.4.1  有些运动员更容易产生安尉剂效应

具有某些人格特质的运动员更容易产生安慰剂效应。因为安慰剂效应有可能取决于信念和期待,所以容易对安慰剂效应产生强烈期待和认同的运动员,更容易出现显著安慰剂效应。乐观主义、性格坚韧、待人友善等特质明显者对镇痛类安慰剂的反应更好。但也应注意区别对待,因为也发现性格内向、不善移情的受试者有更明显的安慰剂效应。

3.4.2  选择合适的实施者

除具有权威性以外,运动员信任、有更好认同感和关系和睦的人,擅于激发运动员对安慰剂效应期待的人,是实施安慰剂干预的较好人选。虽然教练身份具有权威性,但并非每位教练在每个阶段与运动员的关系都很和睦,所以选择“更合适的人”实施安慰剂策略,对诱发安慰剂效应可能有重要影响。证据显示,有些医生比其他医生更擅于强化患者对治疗的希翼和期待效应,医生的态度温和可信,与患者互动良好,患者感觉和医生是“同一类人”时,安慰剂效应更明显。

3.4.3  注意实施安慰剂效应的情景和细节

听取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专业人士的建议并完善辅助实施安慰剂策略,营造使运动员信服的环境和情境。运动员的预期、成功经验,与教练、科研人员之间的信任、共情,实施安慰剂效应的情境以及相应的沟通和交流,应用的引导语等都可能会影响安慰剂效应。如用肯定的语气和详细的信息:“这可能有效果”和“6mg/kg体质量的咖啡因摄入量能有效提高2%—3%的计时赛成绩”,对运动员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一位专业医生或高级教练员和一位尚未建立信任关系的新人,实施安慰剂效应的效果差别可能很大。

3.4.4  巧妙利用双重或多重安慰剂效应

在应用安慰剂的基础上,根据运动员水平和赛前状态的实际情况,反馈给运动员更好的成绩,巧妙地利用安慰剂加积极反馈的双重安慰剂效应。当安慰剂效应明显时,可选择如实反馈成绩,当安慰剂效应不显著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反馈适当优异的成绩以强化安慰剂效应。双重或多重安慰剂效应,有利于强化运动员的信心和心理预期,让运动员感觉更轻松和自信。比如,运动员认可咖啡因有利于显著增加肌肉力量,在运动员服用安慰剂的基础上测试,当运动员实际上蹲起180kg时,告诉或让运动员确认自己的成绩“优于”180kg,从而强化安慰剂效应。但应把握好度,避免运动员的怀疑和不信任,如果出现反安慰剂效应,便欲速不达。

3.4.5  合理把握实施安慰剂策略的时机

多数研究采用赛前数小时至数天给予运动员安慰剂,但这个问题应具体判断,目前没有定论。赛前数小时给予运动员合成类固醇安慰剂的案例虽然使运动员最大力量提高7.8%,但常识是赛前短时间服用类固醇的效果有限,这对结果是否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尚不得而知,所以探索不同项目运动员的安慰剂效应的适宜时机是优化安慰剂效应很重要的一点。有研究发现安慰剂效应能够持续一个月左右,那么将安慰剂实施时间提前,并结合双重或多重安慰剂效应策略(或屏蔽效果反馈,直至赛前释放“成绩增长”的信息给运动员),是否是一种优化或可行的方法,值得探索。

4  热习服策略

热习服是指通过重复暴露在自然或人工高温环境中产生的生理性适应过程。众多体育比赛在高温下进行,这容易导致体温过高和运动型热病。当环境温度>10℃时,每升高1℃会导致运动成绩下降约(0.3%—0.9%)。为了减少或消除高温对运动员健康和竞技表现的影响,热习服策略被制定和广泛采用。成功的热习服能够提升高温环境下的运动能力和降低运动型热病的风险,已经成为精英运动员备战高温环境下比赛的重要策略。

4.1  高温对运动表现的影响

高温下运动对运动员的心血管系统,体温调节,代谢、神经和认知功能提出了极大挑战,易导致心输出量、脑部和肌肉血流量下降、核心温度升高、脱水、能量底物耗竭、脑代谢率增加等问题,使疲劳提前出现,既定的力量、爆发力、速度和耐力水平难以维持,并最终导致竞技表现下降。高温影响竞技表现的程度取决于运动项目和持续时间。在耐力性和高强度项目中,生理机能的进一步下降会增加热衰竭和运动性中暑发生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高温下运动持续时间为6.5min,30min和70min时,成绩分别下降2%、7%和16%。

鉴于此,热习服被国际奥委会列为高水平运动员减少体温过高和运动型热病风险的方法之一。热习服常采取恒定负荷运动、自主节奏运动、控制体温运动3种主动方式,过度穿着、热水浸泡、蒸桑拿等是常用的替代手段。

4.2  热习服提升运动表现的效果、机制及影响因素

相比非高温下训练,高温下训练能够造成体温调节、心血管机能等更大程度的适应。现有研究主要报道了热习服对高温环境下耐力和速度表现的影响,极少涉及力量。在耐力表现方面,热习服显著提高了自行车、铁人三项、跑步等项目运动员在高温下的耐力表现。同时,高温下的训练方式对耐力表现的提升也存在影响。热习服同样能够提升速度表现,足球、橄榄球、自行车运动员在不同形式的热习服干预后,拉拽雪橇冲刺的速度,功率自行车做功,高强度间歇跑的速度均得到显著提升。此外,热习服也能够提升非高温下的耐力运动表现。游泳、自行车、澳式足球和跑步运动员在热习服干预后,非高温下的耐力运动表现均获得了提升。热习服提升竞技表现与最大心输出量的增加,亚极量负荷运动时的心率下降,体液平衡的改善,有氧代谢能力和动作经济性的提高,细胞保护的增强,中枢性疲劳的延缓等有关。

热习服提升运动表现的效果与以下因素有关:1)训练状态:竞技表现的提升同时受到热习服和训练状态的影响,精英运动员在接受干预前处于非高温下系统训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显得尤为重要。2)运动员水平:高温下训练提升竞技表现的机制与血容量扩张有关。相比较精英运动员,非精英运动员能够通过适度的血容量扩张来提升竞技表现。3)热习服方案:高温下训练的负荷安排、持续时间和水合状态等因素均影响运动表现。4)运动表现评估:室外训练时对流和蒸发产生的降温效果、在竞技表现测试前接受高温暴露、对测试过程和条件的熟悉程度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竞技表现提升的真实结果。掌握上述影响因素将有助于精英运动员(VO2max≥70mL/min/kg)在训练实践中合理地应用热习服策略,避免影响正常的赛前训练,减少适应消退和进行再习服,以获得竞技表现提升的最佳效果。

4.3  热习服应用

考虑到比赛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运动员个体和运动项目之间的差异,教练员应根据需求制定个性化的热习服方案。国际奥委会推荐运动员在赛前应进行至少1周的热习服,2周最佳。短期(<7d)的热习服同样能够改善体温调节,降低热感和主观努力度。实现竞技表现的提升需要采用中期(8—14d)或长期(>15d)的热习服方案。

在比赛前数月,运动员应进行1次模拟比赛条件的热应激测试或热耐受测试,评估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并以此作为制定赛前热习服方案的参考。由于自然环境比人工模拟的适应程度更加彻底,在赛前前往比赛地进行热习服的效果最佳,但要考虑到比赛期间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并做好赛前热应激不足的预案。在热习服开始阶段宜综合采用多种方式以获得最佳效果,期间还可以与轻度脱水、预冷处理和高原(低氧)训练联合使用以保持和增强干预效果。

在热习服期间,耐力性项目宜采用长时间低强度的训练。控制强度的运动对发展心血管系统机能更加有效,可依据心率监控训练强度。首先确定适宜温度下某一相对强度时的心率(如%VO2max或乳酸阈),然后在热习服期间相应地调整运动负荷来维持靶心率。控制体温的运动中,可采用监控内耳温度或皮肤温度替代核心温度的监控。集体项目和速度力量类项目宜采用短时间高强度的训练,但不宜连续进行。还可以通过将速度、力量等高强度训练内容安排在非高温下完成,或仅在训练中、后采用替代手段进行(至少连续进行(6—7)d,至少30min /次),以防止过度训练的发生。针对精英级运动员,建议将热习服与每天正常的训练分开安排。

热习服宜在赛前(1—3)周结束。可采用间歇方式以延缓习服效果的消退,但每次间隔时间不宜>72h。耐力性项目、集体项目在赛前减量期或集体项目在休赛期采用连续短期方案进行再习服,如停止2周后再连续进行(2—4)d。

热习服的适应效果应考虑个体和性别差异,红细胞压积和VO2max可作为评估热习服效果的重要指标。未习服运动员极易发生过度训练的情况,教练员一旦发现早期征兆应迅速降低训练强度。预冷处理可以作为热习服不应答运动员的替代手段。

运动员应根据当地环境以及自身状况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特别是在训练中摄入充分的液体和电解质以保证水合状态和钠离子稳态,脱水时应控制不超过自身体重的2%,在高温下长时间运动时的补液应做好冷藏措施。除训练中过度穿着外,应保证着装良好的透气性和皮肤裸露面积,以促进对流和蒸发散热。

5  睡眠改善策略

睡眠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公认的最好的恢复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睡眠对运动员保持健康、促进恢复和提升竞技表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运动员群体由于训练、比赛和长途旅行往往面临着严重的睡眠问题,且这一问题在高水平运动员中更为严重。尽管对单次有氧运动和最大力量影响较小,但是睡眠不足会降低次大强度下重复冲刺能力、力量耐力和无氧功率,降低精确性和临场反应能力,降低技战术的学习效率,降低主观幸福感,造成运动员更易疲劳、情绪低落、疼痛阈值降低、心情抑郁和困惑,甚至更高的伤病率。

改善睡眠不足可以从睡眠时长、睡眠环境、日间小睡、食物/药剂摄入、旅途调节等方面进行努力。1)建议运动员睡眠时长为≥(9—10)h/d,如果<7h/d,建议每(2—4)周增加(30—60)min/d,并主动记录白天的精力和清醒状况,以逐渐达到推荐的睡眠时长。增加的睡眠时间应该在运动员更容易入睡的时间段,不建议失眠或患有睡眠障碍的运动员强迫自己“努力睡觉”,这样可能会加剧睡眠问题。2)理想的睡眠环境应该是凉爽、黑暗、安静、舒适的房间。运动员可以通过降低环境温度,减少室内光线,屏蔽或减少噪音,使用舒适的床和床上用品来改善睡眠环境。建议运动员在睡前调暗卧室灯光,在睡前(1—2)h避免使用手机等个人电子设备。3)日间小睡或午睡对夜间睡眠不足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策略,其可以有效增加睡眠时长,有助于提升睡眠不足的运动员短期内的运动表现。建议小睡或午睡的时间不宜超过30min,以避免睡后反应迟钝和夜间难以入睡。同时,小睡时间应尽量选择在上午和午饭结束后,以防止干扰夜间睡眠。但是,小睡或午睡不能作为减少正常夜间睡眠时间的替代手段。4)运动员摄入的物质也有可能会影响睡眠。运动员在午餐后应不再饮用含咖啡因类饮品,因为咖啡因在体内的半衰期为(3—7)h,睡前(3—4)h 内也不宜饮用含酒精类的饮料。虽然非处方类镇静药物(如抗组胺药和褪黑素)被广泛用于治疗睡眠障碍,但研究发现这些药物不能保证促进睡眠和具有增加随后运动表现的功能。5)当运动员跨越不同的时区参加比赛或训练时,建议每跨越1个时区预留出1d时间来适应。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时差反应,则建议运动员的睡眠节律与出发前所在地保持一致,或者在出发前就开始按照目的地的时间来改变睡眠节律。此外,运动员还可以通过特定时间的光照和调整运动时间等措施来降低时差反应。

6  总结

奥林匹克运动会名次的竞争往往是毫米或毫秒级的竞争。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承受生理和心理等多个方面的训练刺激,以寻求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奥运备战期间,运动员可能已经处于或接近个人的生理极限,通过更“苦”更“累”的训练刺激尽管有可能产生更大程度的适应,并带来竞技表现的提升,但伴随这一过程出现的可能还有疲劳程度增加、过度刺激(甚至是过度训练)、损伤和疾病风险的增加。笔者分别从膳食营养、物理性恢复、安慰剂效应、热习服和睡眠改善5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给出了奥运备战实施上述非训练类策略的应用建议。

我国奥运备战在营养方面需要坚持食物第一原则,从专业营养师聘请、运动员膳食教育、个性化营养方案制定、增加间餐补充等方面加大投入,通过营养计划和训练计划的匹配整合周期化来控制体重;物理性恢复方面,需要就一些常用的方法组织相关专家制定出循证使用指南;安慰剂效应方面,尽管在我国训练实践中可能已有应用,但其提升竞技表现的功效还未上升到科学层面,奥运备战需要从安慰剂效应接受者和实施者遴选、实施情景和细节、多重实施、实施时间等方面实现效应的最大化;高温环境将对运动员参加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巨大挑战,我国奥运备战需要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热习服方案;重视运动员可能存在的睡眠问题,并从保证睡眠时长、营造理想的睡眠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节律、考虑摄入物质对睡眠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越临近奥林匹克运动会,训练策略提升运动员竞技表现的空间变小,通过非训练策略寻找进一步提升竞技表现、控制或降低损伤风险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对国际竞技体育研究热点的把握和对我国奥运备战现实需要的判断,推介了五种非训练类策略,其中任一策略的实施效果可能微小,但综合应用这5种策略可能带来运动员竞技表现的进一步提升。当然,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的非训练策略远不止本文所推介的五个方面,但这5个方面以其近十年来在国际竞技体育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受关注度进入了本文的视野。我国在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期间,广泛采用了多种训练类和非训练类策略,本文可为非训练类策略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提供参考。与此同时,我国竞技体育理论和实践领域未来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梳理这些策略在奥运备战应用过程中的体系保障和实证效果研究,并从奥运备战综合保障层面加强对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梳理,为我国奥运备战提供全面的科技助力。

——摘自:黎涌明,邱俊强,徐飞,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的非训练类策略——基于国际创新成果与实践应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04

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及其变更的依据之憾与规则完善 ——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论起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影响下,3月24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决定将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至2021年举行。这一出于“保护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参与者和国际社会健康”的重大决定,具有符合人类文明价值与奥林匹克精神的伦理正当性,得到了国际体育界和广大运动员以及各相关方面的赞同与支撑。但是,这一决定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依据,也即是否符合称其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法典的《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奥委会的这一做法违法违规;而国际奥委会有关部门却明确表示,延期并未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变更到底有没有《奥林匹克宪章》的明确依据,是否有必要将此类问题上升到合法性层面予以审视,如何推进作为法治奥运基础的《奥林匹克宪章》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大家以现代治理的法治视角做些梳理和探讨。

1  法治奥运决定了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及其变更应当合法

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问题,属于《奥林匹克宪章》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规定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在全球化治理和现代法治的推进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各项事务运行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也越来越规范有序,形成了以《奥林匹克宪章》为基本制度架构的法治奥运模式与趋势。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及其变更,应当获得《奥林匹克宪章》的合法性依据支撑。

1.1  法治奥运已经成为现代奥运的治理模式与趋势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国际体育形成了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干的基本格局。不但国际奥委会在国际体育格局中发挥着设立标准和引导方向的重要作用,而且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竞技运动,不断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学问领域渗透,并在广泛的社会互动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自己发展的资源。正是在由经济全球化肇启的全球现代治理与法治全球化浪潮中,体育全球化中的体育现代治理与体育法治化成为必然趋势,使国际奥委会领导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地进行自身改革以与之适应,并在与现代法治相伴相适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法治奥运的治理格局与模式。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以体育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和平发展为宗旨的全球化社会活动,本来就有着与法治同一的追求和内涵。通过《奥林匹克宪章》和运行实践,现代奥运越来越突出地申明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增强对体育权利的确认和维护,推崇公开与公平的体育竞争,强调对宪章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追求规范化程序化的组织与活动秩序,内在地反映与契合了现代法治的精神与要求。而且,现代奥运在其组织体系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其法治架构,形成法治化的操作运行过程。国际奥委会确立了通过总部所在国瑞士联邦议会确立的法律人格地位,设有专门法律工作机构全面处理内外各项法律事务,与联合国在反歧视、反兴奋剂、和平休战等方面进行国际体育立法上的呼应与合作,敦促各国就保护奥林匹克无形资产、反兴奋剂等进行体育立法,通过契约方式建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关系和开展各种赞助转播活动,还建立了专门的仲裁机构处理国际体育纠纷,并不断在治理腐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规则上的修改与调整,使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危机,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日益前行。

而支撑现代奥运依法治理与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是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以《奥林匹克宪章》为核心、包括多方面规章规则和奥林匹克各组织成员章程规则在内的一整套规范制度体系。

1.2  奥运重要事项及其变更应以《奥林匹克宪章》为依据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规范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作为总纲领和总章程的文件是《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经过成立初期的几年探索,1908年由其创始人顾拜旦起草了第一个具有奥林匹克宪章性质的基本文件。之后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这一基本文件不断地充实和修改,虽基本原则与精神内涵始终如一,但使用着多个版本的名称用语而未固定。从1978年开始,《奥林匹克宪章》的名称被国际奥委会正式确定,并使其以现代法治的根本法名称形式,进一步确立和昭明其统领至上的法律地位。

《奥林匹克宪章》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被从法治视角称其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法典。该宪章在其开始的概况部分即明确宣称,《奥林匹克宪章》是阐明和重申奥林匹克主义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性文件。该宪章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各主要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是奥林匹克运动一切活动的根本依据和准绳。宪章中明确规定,遵守《奥林匹克宪章》是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的首要条件;包括国际奥委会自身的奥林匹克运动三大组成机构,都必须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任何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员或组织,都要受《奥林匹克宪章》条款的约束。这些规定清晰地表明,《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作出各种决策和采取任何行动不可偏离的根本依循。

《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基础、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等基本内容作出了全面的规定。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集中地反映了奥林匹克理想,最充分地表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各种学问特征,因此,宪章将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用了大量的笔墨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在《奥林匹克宪章》自1978年使用该名称以来的各个版本中,无论是开始阶段包括基本原则的四章内容,或是自1991年改为目前版本结构形式的基本原则加五章的内容,还是自2013年又增加为六章的内容,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章的条款均占到条款总数的一半左右,同时在其他章中也有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很多条款。如2013年版至2019年版的《奥林匹克宪章》中,专门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五章,设置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和组织管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礼宾四节内容;同时,仅在第一章奥林匹克运动中,就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总体性条款,以及国际奥委会使命职能、奥林匹克常识产权使用保护的多个条款都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这些条款,包括其中更为具体细致的一些条款细则,涵盖了从申办到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部过程和主要内容,是对待和处理奥林匹克运动会各个重要事项的规范准则与根本依循。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确定和变更,属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事项,应当以《奥林匹克宪章》为依据。

2  以《奥林匹克宪章》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延期的合法性考察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延期的决定,是面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客观现实而不得已作出的。而以法治奥运视角审视这一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的变更,还需要结合《奥林匹克宪章》来考察其合法性依据,从程序和实体的多方面规范中进行分析。

2.1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符合决定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程序规定

  针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是否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问题,澎湃资讯记者邮件询问了国际奥委会的媒介关系小组(Media Relations Team)。该小组负责人在邮件回复中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做法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的相关规定。对于是否需要通过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表决,回复邮件中写道:“确定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期不需要国际奥委会全会的批准,这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来决定的”,并明确是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32条第3款的规定。

   不错,此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延期,是属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日期的问题。仅就该事项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的职权行使主体的程序而言,确实符合现行《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1990年版及其之前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在第四章第二节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管理和组织中,规定“每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并非固定,由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由国际奥委会批准决定”。而在体例结构有较大变化的1991年版《奥林匹克宪章》中,第五章第一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与管理中的第36条第4款中,修改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一年中举行的时间必须在主办城市的遴选开始前由申办城市提交国际奥委会实行委员会批准”;同时在该条附则中,也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期如因星期日或公共假日不安排比赛而延长,要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的同类规定。由此开始将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批准决定权由国际奥委会转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到了2004年版的《奥林匹克宪章》,该规定在修改为第33条第3款中做了更为简练的表达:“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期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并一直延续到2019年的最新版本。

此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延期的决定,确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行使的最后决定权,且在其决定过程期间,都由奥委会执委会在发挥作用。在疫情开始传播的2020年2月,国际奥委会即牵头成立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日本有关方面参加的特别小组,监测和分析疫情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影响。3月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会议,确立了保护运动员和相关人健康、遏制病毒传播等应对危机的引导原则。随着疫情的蔓延,在同日本方面磋商之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3月22日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声明,表示将通过四周的疫情评估确定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方案,将延期举办作为备选方案。疫情的急剧严峻,使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日本首相安倍在电话会议中,共同作出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迟于2021年夏天举行的延期协议。当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上述协议。3月30日,国际奥委会发布了与国际残奥委员会、东京2020组委会和东京都政府一起商定的2021年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的具体时间。虽不知东京奥运延期举办这一具体时间的确定,是否又经过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的专门程序,但至少在3月24日决定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这一重要事项上,是国际奥委会行使的最后权限,这在程序法意义上是符合《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

2.2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有悖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实体规则

然而,《奥林匹克宪章》不但作出了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行使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日期决定权限的程序规定,而且也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应在什么时间举办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这应是确定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实体法依据。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依法定权限作出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决定,是否符合《奥林匹克宪章》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实体规定呢?答案是否定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重要事项,是《奥林匹克宪章》长期明确规定的重要内容。在《奥林匹克宪章》的1978年版本中,就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与持续时间的明确条款。第53条以多个段落分别规定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年份、批准权限、比赛期限和比赛结束。在举行年份上,规定必须在奥林匹克周期的第一年举行,且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推迟到下一年。在比赛期限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奥会分别为16天和12天之内。其后,各个版本的《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克周期第一年举行和16天赛期的规定一直延续。从1991年版《奥林匹克宪章》开始,增加了冬奥会在奥林匹克周期第二年举行的规定,2004年版又改为在奥林匹克周期第三年举行,并在1991年版中,将冬奥会的比赛期限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起规定为不超过16天。现行的2019年版《奥林匹克宪章》中,仍规定在第五章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节的第32条。该条较前几年的版本有了一些修改,由原5款改为4款,增加和删减了一些内容,但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内容没有变化。虽已不见1978年等版本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推迟到下一年”的强调,但仍始终如一地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克周期的第一年举行”。

很明显,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至2021年举行,尽管还仍然保留使用“东京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但对照《奥林匹克宪章》上述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年份的实体规则,延期决定已与其发生了悖离。而仅此断言似乎还为时过早,或许在此常态规则外还存在着但书规定可以适用。通过对《奥林匹克宪章》各版本和现行版本全文的查阅,发现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相关的,还曾有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如在应举行的那一年没有举行即取消主办城市主办权的规定。该规定从1978年版至2018年版都有着相近的表述,但该内容在修改后的2019年版《奥林匹克宪章》取消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史上,确有过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使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迫取消的情况。根据宪章对被取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不得延续到下一届的规定,第6届、12届曾获主办权的柏林、东京都没有成为下一届的主办城市;获第13届主办权的伦敦在该届取消后再次申请投票获得了第14届的主办权。但是,如何面对和决定奥林匹克运动会取消这一事关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重要变更,当时的《奥林匹克宪章》中没有规定,过后也未能在宪章的不断修改中有所体现。至《奥林匹克宪章》修改的最新版本,都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取消、延期等举办时间乃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其他方面重要事项变更的任何规定,缺乏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遭遇突发事件和风险应对处理方面的内容。因此,虽然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突发威胁下,出于对运动员和相关人员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奥林匹克运动的秩序与发展,及时对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出延期举办的变更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是非常必然与正当的,但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也应当在《奥林匹克宪章》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实体规范下来行使职权。现行宪章不能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变更这一重要事项提供可以适用的规则依据,而且延期决定与现有宪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实体规定直接冲突,不能不说是深化法治改革进程中的现代奥运及其《奥林匹克宪章》的一种尴尬与缺憾。

3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应推动《奥林匹克宪章》的进一步完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不断改革,作为其法典的《奥林匹克宪章》也不断修改以适应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以及其他事件中反映出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依据冲突的缺憾,应在《奥林匹克宪章》进一步与时俱进的修改中予以完善。

3.1  《奥林匹克宪章》历经反复修改以适应发展

经历百年之多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至今仍具活力地持续发展和作为全球化体育的突出代表,在于其不断进行适应世界格局变化与克服危机挑战的自身改革,能够在对全球人类命运的最新关切和体育与社会关联互动的体察中进行发展方向的调整。这些改革调整的制度决策,终要不同程度地通过其最高法律文件予以反映和体现,从而促成了《奥林匹克宪章》的频繁修改。在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世界图书馆官网上可以看到,国际奥委会自1908年形成《奥林匹克宪章》性质的基本文件以来,在至1976年的68年间,先后出台了以国际奥委会章程、奥林匹克原则、奥林匹克规则和条例等不同名称命名的37个文件版本,有时连续每年都有修改。自1978年固定使用《奥林匹克宪章》名称以来,在至2019年的41年间,共发布了36个版本。除少数年份有间隔外,多数年份几乎一年一个新版本,甚至有一年两个版本的情况,修改频率较前期进一步提高。

透过《奥林匹克宪章》有关内容的修改,可看到国际奥委会在领导奥林匹克运动中推进思路的调整变化和不断采取的改革举措。2014年,国际奥委会颁布了标志奥林匹克运动进入可持续发展深化改革新阶段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并与其后不断出台的《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战略》《遗产战略方针》《奥林匹克运动会:新规范》等重要文件一起,形成了对奥运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推进。这些文件中的各种改革举措,同样可在现行《奥林匹克宪章》(2019年版)与《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前2014年版的修改对比中显现出来。

比如,为进一步确立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心地位和保护运动员的权益,现行《奥林匹克宪章》在第2条,新增了第7款和第18款,对鼓励支撑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作为运动员在奥运中的最高代表和保护运动员免受一切骚扰虐待作出规定;在第5条中,将原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对国家(地区)奥委会提供援助,改为对国家(地区)奥委会的运动员发展项目提供援助,并在第5条细则的最后增加了支撑难民运动员的内容;还在第40条中,解除了过去对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不得将其本人、姓名、图像或运动表现用于广告目的的限制改为允许。再如,根据保证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改革举措,在第五章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第32条第2款,取消了过去原则上必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举行的要求,增加了国际奥委会可以选择几个城市或其他国家、地区为举办城市的规定,并在第4款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盈余应用上,在原规定应用于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的基础上,增加了应用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会遗产的内容;同时还将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点、场地和场馆的第34条内容,修改为必须优先考虑使用现有的或临时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并强调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建造新的永久性场馆或基础设施,只能在可持续遗产规划的基础上加以考虑。又如,或许是基于国际奥委会在2017年同时确定了2024年和202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城市的无奈事实,《奥林匹克宪章》第33条还删除了原对遴选举办城市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前七年进行的规定。

《奥林匹克宪章》的这些调整和修改,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社会与全球体育发展的能动适应,彰显出现代奥运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切回应与不懈追求,是国际奥委会奉行法治奥运和依法治理的一个重要体现。

3.2  《奥林匹克宪章》仍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等方面规则的不足

  《奥林匹克宪章》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法典,应通过与时俱进地不断修改,使各种奥运事务特别是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事项及其发展变化,都能动态地从中获得有力支撑和明确依据。然而,现行《奥林匹克宪章》并未能完全达成这样的理想状态,至少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某些重要方面仍然存在着无章可循或与实践相悖的情形,表明宪章在修改方面仍面临着及时跟进和努力完善的艰巨任务。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运行中出现与《奥林匹克宪章》不一的情况,并非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这一特例。在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首次出现了与其他国家(地区)并列参赛的难民代表队。面对日渐严重的全球难民危机,这一由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采取的重大创举,彰显了人类尊严与人权保护以及奥林匹克精神的崇高价值,得到全球体育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与赞许。但是,因其与《奥林匹克宪章》中运动员是以国家(地区)为单位报名参赛的规定相矛盾,引起了有关学者对其做法合法性问题的质疑。尽管组建难民代表队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做出的决定并在之前由领导层形成思路,且该队伍拥有与其他国家同样的参赛编码而获得同等参赛单元的独立地位,也符合宪章在1996年修改前曾长期秉持的“体育国籍”理念,或者说这仅是授权参赛的临时资格,但无论如何,这有违当时《奥林匹克宪章》的相关规定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组建难民代表队是国际奥委会为响应难民人权问题国际呼吁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准备不足而未来得及处理宪章的协调问题,但在之后连续修改的《奥林匹克宪章》2016年8月版和2017年9月版中,都仍未有增加有关难民的任何规定。2018年10月,国际奥委会举行第113次全会,投票同意组建2020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难民代表队。在同时修改的新版《奥林匹克宪章》中,首次有了“难民”的内容,但只是在第5条的细则中,增加了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用于支撑难民运动员的规定,虽与资助难民代表队参赛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却并未直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章中有任何显示。现行2019年9月版的宪章仍保持了上述状况,继续在第40条、41条等关于参赛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运动员国籍的规定上,坚持参赛运动员必须由国家(地区)奥委会报名并是所在国(地区)国民的立场,由此表明,在难民代表队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问题上,《奥林匹克宪章》仍存在着无法应对的重要缺憾而亟待解决。

实际上,除组建难民代表队参赛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方式上突破《奥林匹克宪章》的情况还有一些。有的学者进行了难民代表队参赛违宪的衍生讨论和深入分析,列举出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国家奥委会遭制裁的运动员以独立奥运选手名义或以该国家个人名义参赛等多个案例。同时,自2007年国际奥委会119次会议做出创立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议以来,青奥会和冬青奥会都已分别举行了三届,从创立宗旨到持续申办举行,以及国际奥委会官网中奥林匹克运动会栏目的构成,都再清晰不过表明青奥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至今在《奥林匹克宪章》中仍无法窥其身影。长期以来,这一状况为什么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重视和纠正,可能会有多种背景和因素的考量与说明,但无论什么原因,《奥林匹克宪章》仍存在与奥运实践不适应的某些瑕疵是无争的事实。前文已经分析了这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在实体规范上已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但国际奥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却针对质疑作出了符合宪章的肯定性结论,更表明从法治高度对待和探讨《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则修改与机制完善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必要性。

3.3  《奥林匹克宪章》应完善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及其变更的规则与机制

法治奥运是法治全球化对世界体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代奥运顺应法治化时代趋势的必然结果。通过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的共同努力,法治奥运的制度与实践,保障和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健康有序的持续发展,并促使现代奥运要不断地坚守和积极地维护其现代治理的法治机制与形象。现代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而且必须是良法之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法律是治理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只有良法而治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而良法的标准,不仅要有价值指向正当性、合理性的“神”,还要有逻辑体系一致性、完整性的“形”,做到系统上的自足性和内容上的全面性,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基本覆盖和规则治理,并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实现对改革成果的确认和发展的引领推动。法治奥运的良法之治,对进一步确立《奥林匹克宪章》作为奥运根本法典的核心地位形成了更高的期待,需要奥运事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各主要方面和重要事项,均应获得宪章的有力支撑和依据保障,要求宪章本身能够更加全面地覆盖奥运全局和及时回应奥运实践的发展变化。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所引发的违法性质疑,是《奥林匹克宪章》相关规则存在问题以及应对机制不足的又一次显现。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举办,是《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的重要事项。然而,人类社会各种社会风险与自然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又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否能够完全按照预期顺利举行,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各种社会事务越来越重视风险管理的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在与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方签署的主办合同中,往往要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风险防范方面的相应内容和相关措施。但是,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基本依据的《奥林匹克宪章》,却长期空缺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因战争而使奥林匹克运动会取消的实例,应成为对还会出现各种社会原因而可能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顺利举办的风险警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蔓延导致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如期举行,且延期后是否能够顺利举行也仍有不确定性,再次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存在着的自然风险敲响了警钟。因此,《奥林匹克宪章》不应再继续漠视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风险的存在而当风险来临无法应对,需要对现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有关规则进行为防范风险而留有余地的修改,更加主动地就风险突现情况下如何进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变更作出必要的规定。同时,有关难民代表队、不同国家联合组队、非国家(地区)组队个人参赛等,都是奥运史上实际发生却至今在宪章中没有依据甚至有违规定的客观事实,且还持续存在或可能发生。《奥林匹克宪章》应将这些方式纳入其中而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或可更加宽泛地对突破现有举办参赛规定的情形作出例外变更的概括性认可,避免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需要发展而采取的正当性创举却形成与宪章冲突的尴尬。而且,宪章还应有在突发应急情况下对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变更的程序性规则。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这样涉及宪章实体规则的重要事项,仅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条款为据,其权力行使显得过于草率甚至恣意。

当实践与形势发展,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等涉及奥运事务的各种重要事项需要突破现行《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时,根据奉法行事的法治原则,不但应当将确需变更的重要事项体现为宪章内容的修改,而且还需要国际奥委会进一步完善宪章修改的程序机制并转化为宪章规则。一方面,应当坚持奥运事务重要事项突破现行宪章必须先行修法方能变更的法治底线,及时通过《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改来保证和指引重要事项的变更。情势紧急而来不及进行宪章修改,也应先依权限做出专门决定并尽快在后续的宪章修改中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奥林匹克宪章》第18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其通过或修改的权力属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全体会议,涉及宪章规定而需要变更修改的决策只能经由国际奥委会全会作出。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适用宪章第18条细则8的规定,国际奥委会主席或执委会可将决议交付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进行表决。如此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的决定,已构成对《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实体规则的违反,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方式,由国际奥委会全会先行修改宪章或先行决定再追加宪章修改。

4  结语

在全球现代治理与法治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顺应这一时代趋势,不断推进自身改革,逐渐形成了法治奥运的治理模式,并确立起《奥林匹克宪章》在奥运体系中的法典地位。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各种奥运事务中的重要事项及其变更,都应由《奥林匹克宪章》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和规则支撑。人类社会与现代奥运的日益发展,不断对奥林匹克制度规则提出新的需求,使《奥林匹克宪章》的适应性修改成为常态。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峻情势下,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及时作出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的决定,虽然具有维护运动员等生命健康安全的正当性和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的程序合法性,但明显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的实体规则。这带来了本文对国际奥委会应如何奉法行事、坚守法治奥运的一系列思考,并结合奥林匹克运动会史上有过多种突破宪章规则的现象而长期未被确认,形成对完善《奥林匹克宪章》内容以及修改机制的深入探讨。在奥林匹克运动不断深化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在奥运发展必须依法推进的现代治理日益加强中,国际奥委会应当正视宪章存在的有关瑕疵与问题,与时俱进地加强其修改完善,方能进一步确立《奥林匹克宪章》的法治权威和提升其治理效能,持续推进和日益拓展法治奥运机制保障下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新局面。 

——摘自:于善旭,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事项及其变更的依据之憾与规则完善——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论起——《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08

从多哈田径世锦赛透析我国田径发展现状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对策

2019年10月6日,第17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在卡塔尔多哈落幕。美国以14金、11银、4铜总分310分独霸奖牌榜首位,肯尼亚以5金、2银、4铜总分122分排名第二,牙买加以3金、5银、4铜总分115分重返奖牌榜第三。我国以3金、3银、3铜总分99分排名奖牌榜第四,取得了自1993年斯图加特田径世锦赛以来历史第二好成绩。日本以2金、1铜排名奖牌榜第八名,成为挺进田径世锦赛前八名的第二个亚洲国家。本文通过对多哈田径世锦赛的成绩和奖牌榜进行分析,找出我国田径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的差距,旨在为我国运动员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各国奖牌分布及前八名运动员的成绩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查阅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在国际田联官方网站对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锦赛的运动员成绩进行统计,以便对当今世界田坛与我国田径运动的发展现状进行全面的了解。

1.2.2  录像观察法

   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运动员的比赛录像进行观看,获取数据资料,分析我国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特征和所存在的不足。

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2007App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第17届多哈田径世锦赛世界田坛的竞争格局特征

2.1.1  世界田坛整体水平提高

   运动员是否能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是衡量国际田坛竞技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近三届田径世锦赛成绩来看,无论是世界纪录,还是世界青年纪录、锦标赛纪录、世界最好成绩和洲际纪录,多哈田径世锦赛都比北京、伦敦田径世锦赛创造的纪录要多。本届世锦赛共有3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在男女混合4×400m接力中,美国队分别在预赛和决赛中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在女子400m栏中,美国名将穆罕默德以5216″的成绩打破了自己原世界纪录5234″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女子跳高中,乌克兰选手玛胡奇以2.04m创造了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本届田径世锦赛还诞生了23项当年世界最好的成绩、6项赛会纪录、21项洲际纪录和87项国家纪录。我国在男子4×100m接力的预赛中跑出了37.79s,创全国新纪录并挺进了决赛,这无疑是我国短距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总体上体现出当今世界田坛竞技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展望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田坛竞争格局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激烈。

2.1.2  多哈田径世锦赛奖牌榜的分布特征

   多哈田径世锦赛共有209个国家、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有43个国家获得奖牌,占全部国家的20.5%。美国在本届田径世锦赛中不仅以14金、11银、4铜总分310分排名奖牌榜第一,更是平了2005年和2007年田径世锦赛的金牌纪录,并自从1983年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举办以来,连续17届田径世锦赛位于奖牌榜前三,表明了美国在世界田坛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是世界田坛最大的竞争对手。肯尼亚以5金、2银、4铜总分122分排名奖牌榜第二,并自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以来,连续7届世锦赛奖牌榜前三。牙买加在经历伦敦世锦赛的低谷后,以3金、5银、4铜总分115分重返奖牌榜前三,表明了牙买加在世界田坛依然具备浓厚的竞技实力。我国曾在1993年斯图加特田径世锦赛中以4金、2银、2铜居于奖牌榜第二,本届田径世锦赛我国以3金、3银、3铜总分99分排名奖牌榜第四,收获了历史第二好成绩,充分表明了我国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为建设体育强国而奋斗的竞技精神。埃塞俄比亚凭借中长跑的优势项目从上届世锦赛的第7名提升到奖牌榜第5名。英国凭借女子七项全能和速度项群的优势稳定在奖牌榜第6名。德国凭借男子十项全能和快速力量性项群的出色发挥从上届世锦赛的第9名提升到奖牌榜第7名。日本凭借2金、1铜排名奖牌榜第八名,成为挺进世界田径锦标赛前八名的第二个亚洲国家,表明了亚洲田坛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田坛慢慢缩小了差距。

2.1.3  多哈田径世锦赛各洲际竞争格局的特征

   本届田径世锦赛共产生143块奖牌,被43个国家所获得。美洲以20金、20银、15铜共55块奖牌居于五大洲的首位。其中美国贡献出29块奖牌,牙买加贡献出12块奖牌。与伦敦田径世锦赛相比,美洲多获得6块金牌、6块银牌和10块奖牌,表明了美洲在当今世界田坛的竞技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具有绝对的竞争实力。欧洲有20个国家获得奖牌,是获得奖牌最多国家的洲际,而且比伦敦世锦赛多四个国家。但相对于伦敦世锦赛的整体竞技水平有所下降,尤其在男子撑杆跳高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名将拉维勒涅和波兰名将沃切乔夫斯基在资格赛中均未能晋级决赛。法国从伦敦田径世锦赛奖牌榜第4名跌至多哈田径世锦赛第26名,反差巨大。非洲以9金、8银、10铜27块奖牌位于各洲际的第三名。亚洲在本届世锦赛中共收获了17块奖牌,以中国在本次世锦赛中贡献出3金、3银、3铜。日本凭借2金、1铜排名本届世锦赛的第8名,成为挺进田径世锦赛前8名的第二个亚洲国家,创造了日本田坛的历史。其次,东道主卡塔尔名将巴尔希姆在跳高决赛中以2.37m的好成绩折桂。巴林凭借女子400m、马拉松以及男女混合4×400m接力的优势为亚洲贡献出1金、1银、1铜排名奖牌榜第12名。可看出亚洲田坛的竞技水平有所提高,并不断往世界田坛最高水平发展,但相对于美洲、欧洲和非洲的竞技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大洋洲分别获得1金和1银,无论从获奖国家还是奖牌面而言,大洋洲都与其他洲际田坛的竞技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2.2  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我国田径竞技特征分析

2.2.1  参赛人数和项目比上届世锦赛多,整体竞技能力提高

我国出征本届田径世锦赛的运动员有63人,比2017年世锦赛多17人,其中男子运动员28名,女子运动员35名。最终我国以3金、3银、3铜总分99分的优异成绩排名奖牌榜第4名,创造新的历史突破。其中3块金牌是中国代表团自1993年田径世锦赛以来收获的历史第二好成绩,总分99分也是我国参加田径世锦赛以来的最好成绩。我国有20名运动员进入前八名,比前三届田径世锦赛进入前八名的运动员要多,创历史最佳战绩,表明我国田坛整体竞技水平有所提升,正逐渐往世界最高竞技水平发展,但有较多项目与国际田坛的竞技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面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艰巨任务,我国要抓住本届世锦赛所呈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尽最大努力扩大金牌点和奖牌数。

2.2.2  优势项目表现突出

竞走项目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本届田径世锦赛女子50km竞走中,中国女子军团包揽了冠亚军。梁瑞为我国获得本届田径世锦赛的第一块金牌,李毛措斩获银牌,马发颖收获第五名。在女子20km竞走中,我国女子军团发挥绝对优势,创造了竞走项目包揽该项目前三名的历史最好成绩,表现出我国女子竞走军团在世界田坛的绝对实力。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代表我国第七次出征田径世锦赛,以19.55m的成绩成功卫冕冠军。七届世锦赛,巩立姣以2金、1银、3铜和一个第六名的成绩成为我国获得田径世锦赛奖牌最多的运动员。刘诗颖在标枪项目以65.88m获得亚军,并创造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吕会会获得季军。王峥在链球项目以74.76m获得季军,罗娜收获第8名。在铁饼上,陈杨和冯彬分别获得第4名和第5名。

2.2.3  项目发展不平衡,阴盛阳衰的局面再次出现

多哈田径世锦赛我国共获得3金、3银、3铜的好成绩,均来自于女子运动员,男子运动员只获得一个第4名、两个第5名、两个第6名、一个第7名和一个第8名。尤其在男子50km和20km竞走中,我国运动员未能把握好竞走优势项目的机会。对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男子竞走项目需精准备战,制定竞走项目的顶尖计划,以确保大赛的成功率。在跳远及格赛中,中国三名运动员均未能表现出自己的水平。我国百米飞人苏炳添和谢震业均止步于半决赛。在男子跳高、撑杆跳高和三级跳远上,我国运动员也未能发挥最佳水平。可见,我国男子和女子项目的竞技水平发展极不平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冲刺之路已开启,我国要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复合型团队,恶补短板,打破我国阴盛阳衰的局面。

2.2.4  潜优势项目不断突破

北京田径世锦赛苏炳添以999″晋级男子100m决赛,成为史上首位进入田径世锦赛100m决赛的中国选手。时隔5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谢震业在男子200m半决赛中以2003″闯入决赛,成为首位晋级世锦赛男子200m决赛的中国选手,创造新的历史。其次,2019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m的决赛中,谢震业不但以19″88的成绩夺冠,还打破自己保持的20″16全国纪录以及卡塔尔选手奥古诺德保持的19″97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20s大关的黄种人,这无疑是我国在短跑项目上的重大突破。2015年刘翔退役后,我国110m栏的成绩与世界田坛有较大的差距,“后刘翔时代”我国110m栏该往何处发展等问题令人担忧。多哈世锦赛中,谢文骏在男子110m栏中以13″22闯入决赛,成为时隔8年再度闯入田径世锦赛男子110m栏决赛的中国选手,表明我国在短跨项目具备了与世界优秀选手同场竞技的实力。我国女子4×100m接力在预赛中跑出42″36,以总成绩第三名晋级决赛,这是我国时隔22年再次取得世锦赛女子4×100m接力决赛资格,表明了我国女子接力的竞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并逐渐接近了世界田坛最高竞技水平。在男子4×100m接力预赛中,我国选手更是以37″79打破全国纪录的成绩晋级决赛,可见我国在传统的优势项目具有浓厚的竞技实力外,潜优势项目也在不断崛起,大大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田坛竞争的实力,成为了我国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扩大金牌点和奖牌面的重要项目。

2.3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田径队备战对策

2.3.1  成立4×100m接力专门训练组和教练组,集中统一高质量训练

男子4×100m接力是中国田径发展近十年来进步和影响最大的项目之一。在多哈世锦赛中,男子4×100m接力在初赛以37″79再次打破全国纪录并晋级决赛,创造了我国男子接力史上最好成绩。女子4×100m接力在初赛中更是跑出了42″36,时隔22年再次站在田径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说明我国4×100m接力的竞技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面对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冲击奖牌的任务,依然有较大的困难,因为我国短跑运动员各有自己单项的训练,往往会分散世界各地进行训练,难以集中运动员统一进行高质量的接力训练,从而导致运动员交接棒的默契感不足等问题。如在本届世锦赛女子4×100m接力的决赛中,第三和第四棒未能在接力区成功完成交接棒,导致取消比赛成绩。

为了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不耽误运动员单项训练任务下,应抓紧时间成立专门的4×100m接力的训练组和教练组,确定训练的最终目标和训练计划,共同探讨参赛队伍运动员的棒次分配,避免临阵过大变动可能引发的失误。

2.3.2  练赛结合,以赛带练

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能把自身的训练水平和竞技能力表现出来,而且还能提高运动员的心理抗压能力,不断适应高强度的比赛环境和了解国际选手的竞技水平与自身的差距。我国110m栏运动员刘翔曾在孙海平的引导下参加了96场世界大赛,多次获得世界冠军,并在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以12″91追平世界纪录,2006年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以12″88打破世界记录。刘翔正是通过这种以赛带练的方式不断参加高强度的世界大赛,提高了专项竞技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使得刘翔在每场比赛中都能高质量地完成比赛。

2019年赛季,我国110m栏运动员谢文骏采取了练赛结合的方式表现出优异的成绩。在4月的多哈亚锦赛,他以13″21的成绩夺冠,不但刷新了自己个人最好成绩,还打破了刘翔13″32的赛会纪录。5月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谢文骏以13″17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7月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谢文骏击败奥运冠军麦克劳德、世界冠军舒本科夫等顶尖高手,以13″28获得冠军。在多哈世锦赛中,谢文骏更是以13″22的成绩闯进了决赛,成为时隔8年再度闯入田径世锦赛男子110m栏决赛的中国选手。谢震业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m决赛中以19″88打破了全国纪录和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20s大关的黄种人。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谢震业在男子200m半决赛中以20″03的晋级200m决赛,成为闯入世锦赛该项目决赛的首位中国选手,创造了我国田坛新的历史。

在备战东京奥运中,我国应从实际出发,分析训练和比赛的主要目标,积极组织运动员参加重要赛事,有利于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2.3.3  重点发展优势和潜优势项目,挖掘我国未能参赛的项目

从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可知,我国的优势项目集中在女子运动员,主要有竞走、铅球、标枪、铁饼、链球和4×100m接力。其次,男子200m、110m栏、竞走和4×100m 接力在本届世锦赛中虽然没有获得奖牌,但已成为了潜优势项目。我国教练员和运动员应重点发展优势和潜优势项目,争取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能把握住优势项目的情况下,潜优势项目有更好的突破,以扩大金牌点和奖牌面。

在本届世锦赛中,我国男子运动员有13个项目、女子运动员则有10个项目因不能达标而不能参加比赛,表明了我国田坛仍然有较多项目的竞技水平与世界田坛有一定的差距。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到来,要认真分析、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项目的作用,对未能在本届世锦赛参赛的项目要进行科学的探讨,并成立相关的部门,从全国各地选拔顶尖的年轻选手,以填补我国未能参赛的项目。

3  结论

3.1  世界田坛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美国依然是奖牌榜的霸主。牙买加在经过伦敦田径世锦赛的低迷后重返奖牌榜前三名,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会发起进一步的突破。

3.2  美洲在夺金点和奖牌方面有大幅度提高,亚洲竞技实力有所提升,日本成为田径世锦赛前八名的第二个亚洲国家,欧洲相对于伦敦世锦赛的竞技实力有所下降,非洲和大洋洲变化不大。

3.3  我国以3金、3银、3铜获得历史第二的好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优势项目表现突出,潜优势项目有较大的提高,短跨项目与世界田坛缩小了差距,运动员竞技能力有所提高,但项目发展不平衡,阴盛阳衰的局面再次出现。

3.4  在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我国要重点发展优势和潜优势项目,充分挖掘我国未能在世界大赛中参赛的项目。从实际出发,成立4×100m接力专门训练组,以练赛结合的模式组织运动员多参加重要赛事。

——摘自:陈土育,李文超,石雷,从多哈田径世锦赛透析我国田径发展现状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对策——《辽宁体育科技》,2020.04

要素改革: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审视

随着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引导意见》文件的出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针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引导性文件发布,由此,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成为我国体育界关注的焦点。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高青少年训练质量和效益。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中,习大大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体育强国建设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2019年全国两会中,李总理总理提出体育健儿要在国际大赛上再创佳绩。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无疑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新机遇。

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该如何培养,追赶世界体育强国呢?现阶段,我国正面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常态的困扰,类同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困境,为解决经济新常态问题,2015年习大大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6年两会突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2017—2019年两会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政策逻辑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路。为顺应时代特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否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改革政策中包括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前者通过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提高供给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后者则由投资、消费、出口等社会需求消费,拉动经济上升。当下需明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需求不足还是供给能力欠缺。2018年英雄联盟世界赛观赛人数超过2亿,几乎是2017年峰值观众数的两倍,观众人数提高41%;2018年中国马拉松场次达1581场,相比2017年的1102场,同比增长43.46%,这些现象无不说明社会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需求正日趋多样化。显然,问题主要出现在供给侧,单一的供给要素及失衡的要素配置已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口红利”的消失、精英教练员的匮乏、经费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制度机制的不健全、科技创新不足等问题一直阻碍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因此,如何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要素供给问题,如何能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要素改革提供建议成为本文研究的立足点。本文将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经费、制度、创新要素进行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效益。

1  供给侧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要素失衡及其表现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国家、社会、个人等供给主体息息相关,其投入程度和支撑力度决定着后备人才的培养效益。但目前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的现象。基于供给要素角度,得出人力、经费、制度、创新的失衡是影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四大要素。

1.1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数量、质量失衡

本文研究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指非一线运动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要素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是各国保持国际竞技体育地位的重要基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主要是指构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活动基础和投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活动的工编辑,主要包括教练员、运动员、保障人员等人力,他们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极大影响着后备人才的成材率。

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数量失衡来看,具体表现为:1)运动员、教练员、保障人员等均存在失衡,如教练员与运动员的配备比例一直低于国家体育总局1:6—10的规定;同时,运动员数量较为短缺,如1958年全国青少年业余体校学生规模为77万人,但到2016年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只有14766人,塔基人数明显存在不足。2)从各区域数量来看,例如:广东、山东、浙江等经济实力较强的东部省份普遍呈现出较多的人力数量,而云南、宁夏、西藏等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人力数量则相对较少;3)基于各项目的人力数量,可以看到田径、篮球、乒乓球等基础大、社会开展普遍的项目人力数量较多,而铁人三项、现代五项、马术等群众基础差、社会开展较差的项目人力数量存在不足。4)从性别来看,男子教练员、运动员数量几乎为女性数量的2—3倍。由上得出,运动员、教练员等数量在配备比例、地区、项目、性别等均存在失衡现象。

从质量失衡来看,我国与体育强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人力质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美国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所获奖牌中有84%的运动员来自大学,他们兼具较高的竞技能力与学问素养。而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普遍存在运动技能高但学问水平低的现象,如57%左右的教练员为大专以下学历水平,90%的体校运动员学问成绩处于及格线以下。各地区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质量存在区别,例如2015年广东省等级教练员发展人数为111人,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等级教练员仅为9人,可见经济水平对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水平有较大的影响。从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来看,羽毛球、乒乓球和跳水等优势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相对质量较高,而足球、篮球等弱势项目则普遍较低,项目的国际水平与后备人才培养人力质量息息相关。由上得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质量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且在国内各地区各项目均存在失衡现象。

1.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经费来源、分配失衡

资金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是后备人才队伍取得优异成绩的物质基础,对后备人才的训练场地设施、教练员的培育与引进等有重要影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资金主要是指培养后备人才所需的资金,主要包括后备人才体育教学经费、运动训练经费、场地设施经费、教练培训经费、比赛经费等各项费用。充足的体育经费可以保障场馆器材的购置维护、先进训练手段的引进、激励运动员夺取优异成绩等,培养出优异的后备人才梯队。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经费来源失衡,具体表现为:一是体育强国中美国和德国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政府只投资很少一部分。而我国经费以政府供养为主,市场和社会等进行补助。例如,周洪珍在《六省市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场馆设施和经费来源及使用政策的研究》中提到70%—80%的经费依靠国家拨款,低于20%的经费来源于社会。二是各项目经费来源存在不同,足球、网球等市场化项目逐渐与企业、俱乐部等进行合作,转向社会筹资;而举重、跳水等非市场化项目依然主要靠政府拨款。

在资金分配结构上,也不尽合理。一方面,“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大多数资金分配到一线队伍和“经济类”项目中,而三线队伍和“获利”不高的运动项目被边缘化,进而导致“马太效应”,对各项目后备人才队伍的壮大极为不利,尤其是潜优势项目。另一方面,国家对高等院校的拨款仅支撑办学和科研,不包括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由于高校运动队成绩不突出,企业等社会组织赞助意愿较低,这些都阻碍着竞技体育各项目后备人才队伍的进一步发展。

1.3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落实失衡

制度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我国体育事业目标的组织保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制度主要是指国家体育部门为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任务而实施的各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规章、制度、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引导意见》《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规范管理层面制度等。先进、科学的制度可以推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趋于完善,使我国竞技体育得以持续性发展。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制度的设计方面,一是我国对选材制度和训练制度的设计相对较少,对竞赛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设计相对较多。二是在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制度设计失衡,在选材制度中,选材方式大多为教练员物色、基层体校决定,大的训练机构或省体育局批准,教练员与基层训练单位拥有很大的决定权,“近亲繁殖”“排队选招”“关系选招”等现象屡见不鲜。训练制度中,在《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中提到坚持科学训练,有针对性地开展学问教育工作,保障优秀运动员接受学问教育的权利。可见,此制度中的科学训练只是泛泛而谈,无具体依据条令。竞赛制度中,体育和教育部门竞赛资源信息设计的隔绝,致使体育部门不承认对方举办比赛的运动员等级资格等。同时,较少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难以提高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团队精神。管理制度中,运动员注册交流制度设计的漏洞,使得运动员不能合理流动,并对其参赛机会的保障带来影响。

在制度落实方面,一是选材制度中明确要求挑选全面发展的运动员,但管理者和教练员偏向于以专项成绩为选材指标,力求最短时间内创造最佳成绩。二是训练制度中,为解决学训矛盾,提出了体教结合模式,但现在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依旧是“两张皮”,各自为政,虽然普通学校与体校、俱乐部等已进行合作,但只是表面上的融合,而未真正解决运动员的学问素养问题。三是竞赛制度中,一直在强调端正赛风赛纪,但兴奋剂事件屡见不鲜。四是管理制度中,明确要求教练员需向上级部门输送优秀运动员,但由于奖励机制薄弱,有的教练员通常会“暗箱操作”私自截留运动员为其效力。

1.4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转化失衡

创新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灵魂,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不竭动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常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内容,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在创新能力方面,一是从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中R&D(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失衡进行分析,我国对于体育基础研究的创新相对较少、体育应用研究的创新相对较多,体现在我国学者在申请国家课题时,即使申请的是基础性研究课题,但大部分集中于应用性基础研究,对于纯基础研究的课题相对较少。正如专家提到的超量恢复和能量代谢等应用性基础研究提高了竞技运动水平,而当代热潮的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等基础研究在体育中还尚在开发。二是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选材创新能力、科学训练监控能力、竞技参赛能力(竞技能力转化为参赛能力)、科学管理能力不平衡,相对侧重于选材的科技创新驱动、运动训练的科技创新保障;相对缺失竞技参赛保障的创新供给、管理模式的科学合理和机制的创新。

在成果转化方面,一是在举国体制的大框架下,竞技体育行政管理相关利益的制度设计和机制改革类的创新成果转化不够通畅;由于功利思维和短视行为所导致的涉及初期需要投入较多人财物的创新成果转化不够通畅;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研究的桥接研究较少甚至缺失,导致创新成果转化不够通畅,例如:体教结合模式、“温州模式”等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早已提出,但对于如何具体应用到各省市中,尚缺乏相关研究。二是在竞技体育产学研协同体制和相关政策性文件的引导下,体育常识、技术都得到了创新,但具体的利益分配、合作形式等均缺乏配套的机制,尤其是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对接、合作不够紧密,导致成果转化率普遍较低。

2  供给要素改革: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2.1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适应新常态要求供给要素改革

供给要素改革是突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常态现象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变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方式必然与经济相关。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时期,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迫切需要进行供给要素改革来适应新时期的经济要求,增强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同时,我国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为国夺牌,更需要其带动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积极参与的活力,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正如《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引导意见》突出强调在发展竞技体育夺牌战略的基础上,更要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挖掘消费潜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由此可见,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突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常态现象,必须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行要素改革。

2.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效益提升需要供给要素改革

我国竞技体育事业正在从大向强迈进,建设体育强国是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的奋斗目标。作为竞技体育塔基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必须提升效益以突破我国现有的竞技体育国际地位。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引导意见》旨在通过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提高青少年训练质量和效益。高效益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现在较高的投入产出比,通过政府、社会、市场有效的供给提高我国夺牌率,加强我国竞技体育产业化的程度。高效益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适应国家体育强国战略的表现,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然而,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效益的提升。

因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进行供给要素改革,提高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

3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供给要素改革思路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规范政府的权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强供给要素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为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要素失衡现象,我国必须通过要素改革来合理配置供给要素,使各要素的分配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满足日趋提升的社会需要。本文将从人力、资本、制度、创新4个要素阐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要素改革。

3.1  人力要素改革

人力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源头,合理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要素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推进供给要素改革离不开人力要素改革。

3.1.1  优势互补:不同地区人力要素的供给整合

“优势互补”在本文中理解为强弱地区的人力互补,包括强经济强后备人力地区与弱经济弱后备人力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亦包括强经济弱后备人力与弱经济强后备人力之间的优势互补等,旨在最大限度的结合地区间的优势内容来整合后备人力的供给,以均衡各地区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数量。

“优势互补”旨在实现地区间的人力流动,有效解决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各地区的人力数量失衡现象。强经济弱后备人力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经费充足的资源,高薪聘请强后备人力地区的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通过科学有效的训练提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整体水平;弱经济强后备人力地区利用自己后备人力较充足的优势,吸引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并与其进行运动员、教练员等的交流与学习,以满足地区间经费和后备人力数量的双需求,达到共赢。例如:经济较发达的湖北省可与后备人才质量较高的辽宁省进行合作,湖北省提供经费建立辽宁省体育俱乐部、机构等社会组织,辽宁省提供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等资源,发挥辽宁省的体育人才优势,带动辽宁省体育经济的发展;同时湖北省与辽宁省的各梯队运动员可在此俱乐部进行比赛训练,进而提高湖北省运动员竞技能力;并且双方可达成协议,允许辽宁省队员代表湖北省参赛等要求,以达到湖北省投资目的,实现两地区的共赢。

3.1.2  跨界跨项:不同项目人力要素的重新配置

2017年8月15日国家“跨界跨项选材”研讨会召开后,我国便掀起了“跨界跨项选材”热潮,此举可以打破现有项目选材范围的限制,实现“打破项目壁垒,整合资源”的目的,是基于对专项运动培养系统产生的流失运动员和非潜力运动员的再利用设计。因此,其可以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薄弱项目的重要来源。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不仅对完成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任务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协调我国不同竞技体育项目间人力重新配置的关键举措。在实施中教练员、管理人员等应深入探究可进行跨界跨项的人才库,尤其关注即将退役的高水平运动员;其次,要建立科学系统的体系培养跨项后人才,以避免人才浪费;最后,要根据LTAD理论研制科学系统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各项目《专项训练大纲》引导我国跨界跨项选材培养工作,尤其强调要以不同项目的专项化时间差为前提条件;以运动员的动作技能、体能、心理、认知、情感心理表征四要素为成功选材的重要基础。

3.1.3  “与狼共舞”:不同质量人力要素的跨国整合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与狼共舞”意指我国后备人才培养的人力与国外强势力进行交流学习,提高我国人力质量的训练学习能力,主要包括我国运动员、教练员出国与优秀队伍进行训练比赛和我国引进国外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与国内队伍进行训练比赛等表现形式。

“与狼共舞”包括“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形式。“走出去”指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出去参加国外的联赛,“引进来”是我国引进国外高水平队伍及运动员等与中国本土运动员进行对抗比赛,二者都是在高水平强对抗的环境下进行训练竞赛,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教练员执教能力。在此过程中,要根据队伍的竞技能力选择适合的高水平国家及队伍进行训练与交流,尤其是潜优势项目应积极选择“与狼共舞”模式,与国外高质量的人力进行交流学习,汲取国外先进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手段,以提高中国运动员竞技能力,积累实战经验,突破我国潜优势项目现状。

3.2  经费要素改革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当前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资金来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以及体育部门自身的经营创收为辅,为使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建议资本要素要进行如下改革。

3.2.1  企业入股:社会供给经费要素的多元共赢

企业入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竞技体育市场化的表现形式,此举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也可以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经费保障,实现主体的多元共赢。

杜高(北京)体育学问有限企业助力YBU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2018年康纳斯冠名赞助全国少年体操比赛总决赛等企业赞助体育赛事已成为常态,可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经费来源的社会化趋势已日益凸显。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引导意见》中提到的引导和支撑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企业可以通过评估、测试等方式预测后备人才竞技体育发展潜力,然后与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签约,与培养单位共同培养,提供必要的资金及物质保障,并在其成才之后获取相关利益。如足球项目的运动员武磊,少儿时期在根宝足球基地进行训练,2019年收获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生涯首球,成名之后自然给根宝足球基地带来金钱与声誉等。总之,通过企业入股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队伍,同时给企业带来利益,加速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进程。

3.2.2  补齐短板:薄弱环节经费要素的着重分配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经费分配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为避免各项目各地区后备人才培养经费出现“木桶效应”,使整体协调发展,现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国应扶持补贴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产业化较低项目,尤其是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以及体操、举重等项目;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类”项目做到“放手”,使其依靠市场,在市场中寻找经费赞助者,推动竞技体育市场经济发展。

第二,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需按照一定顺序进行投资,如:优先投资教练员和运动员,然后依次对竞技比赛、竞技体育科学研究、体育场馆设施、非政府性竞技体育组织以及行政支出进行投资,使有效资金效益最大化。

最后,国家应明确体育彩票公益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后备人才的体育培训和赛事推广;对开展青少年体育训练申报项目的予以资金支撑;对于重点项目如冰雪、游泳等项目,应适当给予资金倾斜,将有限资金设置到参与度高、发展基础好的地区,以点带面,带动其他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3.3  制度要素改革

制度要素改革是供给要素改革的重要保障。制度内涵和制度质量是决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问题大多可以从体制机制层面寻找原因,因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3.3.1  查漏补缺:人才培养制度要素的供给设计

“查漏补缺”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制度中意指查找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制度设计中存在的漏洞以及制度空缺的地方。

在选材制度设计中,需明确选材人员标准,其必须具备选材相关的生理、心理、遗传等常识及丰富的选材经验方可加入选材队伍;在选材中,根据各项目特点及后备人才专项表现成绩进行综合选材,降低各项目潜在的相对年龄优势,突破项目、地域限制,进行二次选材,对各项目的选材工作做到严格把关,尽量做到不错选漏选有潜力的运动员。

在训练制度设计中,强调体教结合制度,明确运动员只有学问成绩合格后,才可参加比赛等活动,否则运动员将会被禁赛等惩罚措施;要确定各项目各年龄段的训练负荷,确保运动员机体的恢复,将其培养成学训兼修的体育人才。

在竞赛制度设计中,我国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应协调配合,做好各系统间的沟通机制,畅通互联网信息共享。在普通中小学、体校、俱乐部增办青少年赛事,增加青少年单项赛事、青少年训练营、夏(冬)令营活动的多样性,满足不同青少年群体的需求。

在管理体制设计中,明确后备人才的利益分配和安全保障制度。在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权利益分配中,允许运动员周期训练的前期阶段在运动管理中心备案后参加商业活动,在赛前关键阶段,将其赋予运动管理中心,进行运动队的训练和教育。各系统制定青少年安全防范制度,加强校外体育活动安全引导,建立训练和竞赛中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切实保障青少年活动安全。

3.3.2  依法治体:政策法规制度要素的贯彻实施

“依法治体”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指的是遵循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在选材工作中《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引导意见》提到培训教练员和科研等人员,用科学先进的理念进行选材,研制各项目各年龄层次的选材标准,并成立青少年选材工作领导小组等机构为青少年选材和训练提供科学依据,如上海市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整合市体育局系统青少年选材育才工作的文件。

落实学训制度,树立“以人为本”的学训理念,加强后备人才学问教育,提高科学训练水平,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学问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引导意见》精神,保证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在学问学习的基础上,每天训练时间不超过2.5小时,中专阶段运动员每天训练时间不超过3.5个小时,提高运动员学问素养。并建立健全运动员学问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监督制度,全面落实后备人才体育精神与学问素质的共同提升。

落实竞赛制度,创新发展后备人才培养的体育竞赛体制,建立健全符合青少年成长发育规律、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的青少年竞赛体制,形成全国、省、市、县4级青少年体育竞赛,建立“俱乐部+体校+普通学校”多元化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满足不同后备人才群体的需要。严禁青少年在体育竞赛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杜绝使用兴奋剂行为,为青少年运动员创造公平、公正的参赛环境,保障青少年运动员的参赛权益。如:上海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关于本市体育赛事活动组织体系设置的若干规定(试行)》。

落实管理制度,做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材、训练和竞赛管理工作,为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好保障。如: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天津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天津市青少年体育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3.4  创新要素改革

创新是提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更是彰显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重要内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激发体育前进的引擎,是推进体育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因此,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需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助力我国迈进体育强国。

3.4.1  科学研究:体育科技创新要素的学科交叉

体育科学研究使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体育运动规律,前沿的科学研究让我国把握体育科技制高点,给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创新的原始动力。

我国应重视体育基础研究,发展应用研究。继续深化对我国优势项目形成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积极引进国际前沿训练理念、理论和方法,结合本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现状及各项目实际等进行本土化吸取,创新本土化基础研究,突出强调体育学科与基础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探索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力学、康复学等学科在体育运动中的广泛应用,扩大和加深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支撑。基础研究服务于应用研究,我国科研专家应聚集于创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桥接研究及实践研究,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致力于将科学研究应用于体育运动。

另一方面,强调人才强体,提升创新能力。体育科技人才是提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领军者。应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制度供给,扩招科技人才,成立高水平体育科研队伍。同时,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突出青少年选材、训练监控、竞技参赛和科学管理等能力的创新,尤其是竞技能力转为参赛能力的创新。正如《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中提到完善和创新科训结合的政策措施和推进机制,提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育科技创新能力,为迈向体育强国奠定基础。

3.4.2  产学研协同:多元单位创新要素的有效集成

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体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多元单位常态交流机制,构建以科研单位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后备人才创新体系。通过专业功底扎实、学术水平高和咨询能力强的后备人才体育研究团队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最新科技成果与后备人才培养的实际创新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创新成果高效应用于青少年培养,带动竞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多元单位创新要素的有效集成。

4  结语

从供给侧视角审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以在适度强调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合理配置要素资源,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效益。人力资本等供给要素改革对于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制度和创新要素改革是供给要素改革的核心,通过二者保障才有可能突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常态。

——摘自:段丽宁,郭艳民,李赞,要素改革: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审视——《山东体育科技》,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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